离开十四连

　　

　　照片说明：1972年某个公休日在连队附近的小山上拍照留影。背景是连队的九号地和十号地。远处山后面是十三连。那年我19岁。

　　离开十四连

　　作者：陈建生

　　

　　1974年7月中旬，一个消息忽然在连里传开了。团里给了十四连两个推荐免试上大学的名额。

　　那时大学已经恢复招生。但是，招生的方式是由各基层单位推荐，经过上级部门的政治审查，合格者可以成为一名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到指定的大学指定的专业去上学。能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说明被推荐人在各方面的表现是突出的。另外，如果是回到家乡去上大学，这也是能脱离农村艰苦生活、返回城市的一条途径。虽然各个基层单位在做推荐工作时做法各异，其中也不乏托人、走后门、送礼等幕后交易（在工厂车间或农村大队、公社这样的基层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但是在当时的二十九团十四连，推荐知青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被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做的，尽管后来也听到了其中的一些内幕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一天晚上，连里在新落成的俱乐部里召开全连大会。会上正式传达了团里关于给十四连两个推荐免试上大学名额的通知，并说明这次推荐的名额要从上海和天津知青中选拔，因为来招生的大学是上海医学院和天津师范学院，只招原籍是上海和天津的知青。连里同时还向大家说明了这次推荐工作的具体做法，即先由各排开会，按规定的选拔人数在全连各排范围内推荐，然后由连队党支部根据各排的推荐意见最后决定人选。这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决定权在连队党支部，群众意见作为参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各排第一轮推荐的结果是：上海知青蔡莉筠；天津知青王某某和我。蔡莉筠是老上海知青，1968年到十四连，当时是连队卫生所的卫生员，平时表现不错。由于是卫生员，她与大家接触的机会多，对前去卫生所看病的战友非常热心，所以人缘很好。另外，她去上海医学院学医，专业也对口。王某某是老天津知青，比我早两年来兵团。她1968年来二十九团，1972年底调到十四连任副连长。听到这个推荐结果后我心里想，这次我肯定没戏了。我怎么能比得过她呢？人家是副连长，又是党员，来兵团又比我早。而我呢？一个连队最基层的普通农工，家庭出身又不好，1972年才勉强入了共青团，在连里也没有哪位领导做靠山。怎么有可能选上我呢？

　　可是奇迹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才发生。为了要在两个天津籍候选人中最终确定一个人，所以全连又在各排投票，要在两人中选出一人。没想到我的票数还是比王副连长多。其实这第二轮投票没有必要，因为听知情人说在第一轮投票中我的票数就超过了王副连长。连党支部最终不得不决定推荐我到天津师范学院上大学。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后来有人跟我说，可能是因为曾有团部的一位现役军人副政委下连队在十四连蹲点，就睡在二排男生宿舍我对面的炕上，他曾亲眼见到过我每天都快半夜了还在听英语广播讲座和自学英语，而当时天津师范学院在二十九团招生的专业中正好也有英语专业。

　　可能是这位领导发话了，才促成了我被选上。但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也不得而知。当然，我的天津老乡们在这次选拔中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第二轮投票时，全连的七个排中，有三个排选王副连长，三个排选我。还剩一个机务排的投票结果是关键。多亏了在机务排开拖拉机的天津战友于洪伟的鼎力相助，才没让机务排排长选王副连长的意图实现。机务排关键的一票把我送进了大学，让我以后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个推荐名单报到团部后不久，我接到连里的通知，让我8月的某天去团部医院体检。这也是招生录取工作中的一个程序，被推荐人如果体检合格，再经过招生学校老师的面试，如果也合格，就可以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1974年十四连的麦收是8月15日左右开始的。因此，我赶在那年麦收前的8月10日去团部医院做了体检，因为一旦麦收开始，请假就不容易了。

　　记得那年麦收时天气不错，雨水适中，地比较干，可以用收割机来割麦子。如果麦收时雨水太多，麦地太湿机器下不了地，就只能用人工割麦子了。73年的麦收就是因为雨水太大，连里动员了包括办公室人员在内的全体人员下地割麦子，还喊出了“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口号。结果把大家累了个贼死。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浪费极大。当然，人工割麦子也是无奈之举，如果等天晴了地干了再割，那样的浪费更大。机器割麦子就比较简单省力，先用康拜（即联合收割机）把还差两三天就完全成熟的麦子割倒后放在麦茬上，这个过程称作“割晒”。晾晒两三天后再由装了拾穗器的康拜进行拾穗和脱粒操作。这样做可以将紧张的麦收提前两三天开始，以便尽量避开后面的多雨天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经过割晒的小麦麦粒的质量更好、更干燥。由于当时连里还没有足够的车辆将经过脱粒的小麦直接从康拜装到运输车上，所以需要将完成脱粒的麦子先在康拜的放粮口上用人工装到麻袋里并扔到地里，再由人工来装车运回连队。那年麦收给我们班分配的任务是跟车到地里去捡拾从康拜上扔到地里的装满小麦的麻袋。我们跟的是团部派来支援麦收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五个人一组，两人在车上码袋子，三个人在地里往车上扔麻袋。无论是在车上码袋子还是在车下往车上扔麻袋都是重体力活儿，一天干下来会把人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我当时年轻，虽然干了一天的活儿是很累，但是，晚上睡过一觉，第二天身体疲劳就缓解了，又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了。可是就在麦收开始几天之后，我忽然发起了高烧，连续三天体温达到39度多，只能请了病假躺在宿舍里。到了第四天小便的颜色变成了酱油色。连卫生所立刻把我转到团部医院，经过化验和诊断，确诊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需要住院治疗至少50天。尽管我当时烧得迷迷糊糊的，可是心里在想：这下完了，要是这几天招生学校的老师来面试，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会不要我了。同时我也暗自庆幸自己在发病前把体检做了。否则上学的事就真的黄了。

　　等到高烧退去，神志清醒了，我也慢慢地就想开了。既然都已经这样了，一切听天由命吧。我在团部医院住院部病床边的墙上贴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以此来安抚自己。在团部医院住院期间，不断地有连里的人来看我。还有那些同我一个车皮来的分配在二连的天津战友，听说我生病住院了，还拿来当时很难弄到的鸡蛋和白糖。毕竟我那时年轻，身体素质还算不错，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和休养，我的肝功能化验结果一切恢复正常。但是，医生说还不能出院，必须要住够五十天。

　　也是老天有眼，天津师范学院来黑龙江兵团面试推荐生的两位老师由于要到三师各团去面试，等他们最终要到二十九团十四连来面试我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中旬了。通知发到连里，连里帮我编了个瞎话，说陈建生此时正好在团部，你们直接在团部招待所见他就可以。然后连队通知我哪一天什么时间去招待所等两位面试老师。就这样我在约定的时间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地出现在两位面试老师的面前，并且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1974年10月初我病愈出院，但医生给我开的出院证明上写的却是10月14日。这可能是因为我至少应该住到10月14日出院才符合隔离要求。

　　

　　照片说明：二十九团团部医院医生王新民给我开的出院证明。

　　出院回到连队后我开始做回天津的准备。连里按照惯例给我用厚木板钉了一个大木箱。我把一些以后还用得着的东西统统塞进这个大木箱，其余的东西都分给了大家。天津战友华关根和于洪伟随连队的尤特（一种轮式拖拉机）一直把我送到双鸭山火车站。由于我大病初愈，体力还未完全恢复，他们帮我买好了车票并办妥了托运手续，还把我一直送上车。战友之情，永世难忘。

　　就这样我告别了连队，告别了战友，离开了生活和工作了四年半的十四连，时间是1974年10月15日。直到四十一年后的2015年8月，我才有机会重访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二十九团十四连。

　　作者简介

　　陈建生 1953年9月出生，天津知青。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5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九团十四连；1974年10月回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上大学；1977年7月毕业，分配在天津科技大学任教。201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