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推荐！精选作品《秦淮之夜》，鲜活细致的描写值得深度思考

　　今日推荐：《秦淮之夜》 作者：[日]谷崎润一郎。搜索书名开始观看吧～

　　

　　-----精选段落-----

　　秦淮之夜

　　“在这样的地方没意思……只会一点点堕落下去。回到日本后我想进‘日活’

　　“是怕有麻烦。”

　　“我原以为你对女人是个热心肠的人。没想到你这么冷淡。”

　　她这么说，我也不搭腔，装作没听见，赶紧落座吃饭，不料她走过来一把抱住我，硬将嘴唇凑过来。满嘴的臭气。恐怕脸也没洗就来了，又喝了那么多啤酒，散发出让人受不了的气味。我无情地挡住她的嘴将其推了回去。接下来她以上海英语口若悬河般地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趁我不注意又扑了过来要吻我。正在这时田汉君来访。“帮我叫辆车好吗?”她无事可做便走了出去。好歹还是个爽快的女人。一问才知道，原来田汉君早就来了，听到屋内一片喧哗声，在走廊里踌躇了一会儿，甚至想悄悄地打道回府了。

　　上海这个地方，一方面非常洋气，相当发达，另一方面却令人感到比东京要落后得多。在市中心虽有二三十家舞厅，但东京的帝国饭店、花月园、原先的大饭店一带的老舞客（包括日本人和西方人）的舞艺要比上海的高得多。听说音乐等以前上海的虽不错，但如今却是日本的好。舞台上的舞蹈表演也都在民间演艺的水准之下。电影主要是些美国的二流片子，欧洲的影片几乎看不到。作为一种谈资，经三井银行的土屋君的介绍，我在号称东亚第一，不，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旅馆“大华饭店”①里住了两三天，旅馆费一天最低是二十五元大洋，最高是七十五元大洋，设施可说是豪华之极，但法国的波尔多最好

　　原文为“マジェステック ホテル ”,译者根据读音查阅相关资料,该酒店应

　　为MajesticHall(中文名“大华饭店”),位于今上海市北京西路江宁路口,由英国人建于1923年左右,有大草坪花园和西洋建筑。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在此举行,1929年被拆除。该饭店的地理位置在2011年12月东京大修馆出版的木之内诚编著的《上海历史地图》增订版上有清晰的标注。

　　的也就是一九二三年产的西奥多·拉菲特，而长崎的日本大酒店也有一九一一年产的波尔甘迪酒，这点上就显得有点欠缺。菜肴也未必都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风俗等也在一味地学西方人的样子，印象上觉得与八年以前来的时候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想，要是称我心的话，也可在上海购一处房子，结果大失所望而归。要了解西方还须得到西方去，要了解中国还须得到北京去。

　　上海交游记

　　到达上海后不久的某一天，应在三井银行任分行长的我的一位旧友T氏的邀请，去了一家被称为“功德林”的中国素菜馆。同席者有三井银行及三井物产的职员和其他T君的熟人共十多人。席上，从经纪商宫崎君那儿听到了些颇感意外的事。他说，现在一批青年文人艺术家正在中国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日本的小说、戏剧等中一些出色的作品差不多都经他们的手译成了中文。“你若不信，可到内山书店去问一下。你认不认识内山书店的老板?明天这位店主与中国的文人们有一个联谊活动，明天到那儿去看一下的话，情况就可以了解了。”

　　我称此为“意外”，是因为在上一次，即大正七年（1918年）我到中国来时，在北京和上海都想见一些新的文人作家，设法托人去四处打听寻访，但在那时的中华民国，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我问道：“有没有什么著名的小说家或戏剧家?”一位中国人回答我说：“眼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勃兴的机运尚未到来。青年人的志向多在政治方面。即使有人写点小说，那大抵也是新闻记者闲来时的率尔操觚，其小说主要也是政治小说。”也就是说，以日本来比喻的话，当时的中国还是《佳人之奇迹》《经国美谈》

　　《现代日本小说集》,1922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署名周作人,收小说三十篇,其中十八篇为周作人所译,其余为鲁迅和周建人翻译。

　　过了数日，M君带我去了位于北四川路上阿瑞里内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了满洲之外中国最大的一家日本书肆。店主是一个精力旺盛、一说就通、说话风趣的人。在店堂里侧的暖炉边，放置着长椅和桌子，来买书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会儿，喝杯茶聊会儿天——盖此家书店已成了爱书者的一个会聚地。我在此处一边喝茶一边听店主讲述中国青年人的现状。听店主说，这家店一年约有八万元的营业额，而这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中国人买去的，而且这一比率每年都在增加。问到中国人主要是买哪一类书，说是没有定准，什么书都有人买。哲学、科学、法律、文学、宗教、美术……如今中国人的新知识，差不多大部分都取自日文书。当然不限于日本的内容，西洋的知识也通过日文译本阅读。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上海乃一个商业城市，虽也有卖西洋书的书店，但书的种类有限，他们所期望的原文书不易得。有时想要获得西文原著，就向东京的丸善书店去询问订购。还有个原因，便是语言的问题。日语要说虽不易，但只是阅读的话，与英、法、德语比较起来，其难易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要体会小说和戏剧的内蕴，也只需花上一二年时间；而要只是粗粗读懂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书，有半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因此，想要快捷地获得新知识的中国人，都在争相学习日文。译成中文的西洋书籍，很多是从日文本重译的。而所谓的新小说，仔细看一下的话，里边似乎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小说中获得启示，或者据日文小说编译的。——也就是说日文在现在中国的作用，正如同英语在当年的日本一样。“所以现在能读日文的中国人有多少弄不清楚。我的店里每天都有中国人来买书，然后在这儿喝杯茶聊会儿天回去。”

　　内山书店就是一家向这样的中国青年人独家提供新知识的书店。就这样，在其他方面姑且不论，至少在文学方面，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在社会上最受认可，一个个渐次成名，称霸文坛。由此缘故，中国文坛对日本文坛所熟知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在商务印书馆内，帝国大学

　　“你们那边对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吧。”内山氏说。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后是如何开展活动的呢?后来成了政治家和军人的人多少还了解一些，而对那些从事文学艺术的人的情形，国内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今天也有中国的文人来过，说是听说谷崎先生到上海来了，务请介绍一下。您光临上海一事，前两天中国的报纸都报道了，有很多人想见见您。于是我就说，行，过几天我去请谷崎先生，举行一个见面会，把主要的人聚集起来认识一下。我想近日就举行这样的活动，届时务请光临。”

　　在中国竟然有这么多的知己，这实在是没有想到，我恍如做梦一般。那时我才知道中国的报纸上已有了我的报道（此后我也曾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西条八十氏在归国的途中路经上海的消息）。

　　然后内山氏举出了新文学家的三位代表人物——谢六逸

　　此处冈本当指冈本绮堂(1872—1939),日本剧作家、小说家,刊有《冈本绮堂戏剧集》十四卷;小山内薰(1881—1928),戏剧艺术家、剧作家,日本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刊有《小山内薰全集》八卷;里见淳(1888—1983),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善心恶心》《多情佛心》,刊有《里见淳全集》十卷;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剧本《牧场兄弟》等。

　　出名还就是最近的事，在出名前曾经历了相当的艰辛。尤其是郭君，在福冈时代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作妻子，且已有孩子，有一个时期甚至苦于无钱买柴米，是从穷困中苦斗过来的。内山氏说：“郭君好像夫妇间非常恩爱，膝下有这么多的孩子要养育，竟一直坚持到今天，郭君自然很了不得，那位日本太太也实在很令人感动。”后来我听同文书院的教授讲，在所写的文章中受日文影响最多的是郭君。听说他既作诗又写小说，在外语上通晓英语、法语、德语。从这些方面来说，也真可称为“中国的森鸥外”。

　　上述的三人当然都要出席见面会的。其实中国的文坛上也分成各种各样的派，谢君的一派与郭君的一派彼此似乎多少也有些歧异，恐怕会出现微妙奇异的场面，但是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此外与他们在领域上稍有些不同的欧阳予倩也来，他是新剧运动的旗手。此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既当演员也当导演，最近还在从事新电影的制作，似乎是集小山内薰氏和上山草人氏

　　内山氏的这一主意，对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我深深地感谢他的这片好意，并请他多多费心。

　　(二)见面会

　　接到内山氏的电话通知，是见面会前一天的早上。不巧，那天我正好要打伤寒的预防针，一天不能喝酒，所以就想能否改变一下日期，不料大部分参加者不仅都住在租界街区的边缘地带，而且地处各个不同的方位，明天的会今天再要更改日期已无时间通知了。结果那一天为了我决定不饮酒，并且再次安排了素食（在“功德林”是上了酒，但据说正式的素食应该是不饮酒的）。

　　当晚六点，我与北京所认识的、八年后再次邂逅的《大阪每日新闻》的村田君一起出了门。日本人方面，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还邀请了上次一起去的宫崎君及中国戏剧研究会的冢本君、菅原君等。我走进店内时，在暖炉前坐着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青年，此人即为郭沫若君。圆脸，宽额，有一双柔和的大眼睛，毫不卷曲的坚硬的头发散乱地向上直竖，仿佛一根根清晰可数似的从头颅上放射出去。也许是有些弓背的缘故，从体形外貌上来看显得有些老成。我们立即被引到了二楼的会场。接着谢六逸君来了，穿一套薄薄的、似是春秋季西服般的浅色的西装，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这是一位脸颊丰满、大方稳重、温文尔雅的胖胖的绅士。内山氏向谢君介绍了郭君。党派不同的两位首脑借此机会互致初次见面的寒暄，然后开始了非常流畅的日语谈话。谢君说：“我认识您的弟弟。我在早稻田时曾师从他。精二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一看他递过来的名片，背面印有MR.LOUISL.Y.HSIEHM.A.(DEANOFSHENCHOWGIRLSHIGHSCHOOL，PROFESSOROFSHANGHAIUNIVERSITY)。即谢君在从事文艺的同时，还担任上海大学的教授并兼神州女子高中的教务长。看这名片，以及从他稳重得体的举止和有些稀少的头发来看，谢君已有相当的年纪了，但他说曾是精二的学生，一定还很年轻吧。但不知精二是否知道他的一个学生已在上海取得了如此的地位。

　　欧阳予倩推开门走了进来。白皙的脸上戴着眼镜的样子，到底是一位站在舞台上的人。一头乌发宛如漆一般闪烁着黑色的光泽，鼻梁线挺拔而轮廓分明。从耳际后面一直到脖颈上的发际间的肤色尤其白皙。方光焘

　　大家都已入座、谈性正起的时候，最后出现了田汉君的身影。说实话，我要是没听到内山氏的一声“田汉君来了”，实在不会想到进来的一个穿着素色洋装的汉子竟是中国人。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大概是东京的哪一个文人，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当时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田君的容貌风采竟与日本人如此相近，我当时的印象是他与我们这些日本人别无二致——肤色黝黑，瘦削，脸长而轮廓分明，头发长得乱蓬蓬的，眼睛里射出神经质的光芒，长着龅牙的嘴双唇紧闭略无笑意，习惯于低着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神态，都令我们想起自己二十几岁时的模样。他脸对着桌子，眼睛往上一抬扫视了一下桌边的人，目光又默默地沉落了下来，过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

　　“谷崎先生，我见到您这是第二次了。”

　　（其时我为他的声音再次感到惊讶。这种脆爽的声调不就是典型的东京腔吗?）

　　“是吗，你以前曾见过我?”

　　“是，见过。《业余俱乐部》在有乐座

　　“噢，是吗?那么你是在电影中见到的喽?”

　　“我也知道栗原托马斯。你们是去海边拍外景吧。那时我正好也去镰仓避暑，看见你们正在拍电影。”

　　这不由唤起了我大正电影创立时代的遥远的回忆。那是大正九年（1920年）夏天的事了。那时田君恰好在日本留学。

　　饭桌上的话题不久转到了中国的文坛和影坛上。我最想要知道的，便是从宫崎君那里听来的有关日本的作品被大量译过来的情形，我想了解其范围和种类。我表示说，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们尽量帮我把这些译本收集起来，我带回去作为赠给日本文坛的礼物。但据田、郭两君所言，实际上已有各种各样的筹划，日本作品的翻译，去查询一下的话也有相当不少，但许多人虽已将此译成了中文，无奈一般的读书界尚未对日本的东西产生很大的兴趣，因此就很难作为单行本在书肆上出售。日本的作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前者的作品译出的有《一个青年的梦》、《妹妹》（《妹妹》是由田汉氏的门生周白棣氏翻译的，中华书局发行。《一个青年的梦》我未拿到）；后者的作品有前述的《日本现代剧选》，像样的出版物也就这些。其他的也有不时地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但这些杂志寿命都很短，才出版不久就马上停刊了，因此从中收集翻译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说：“不过您要是特别需要的话，在您归国之前设法拢集起来给您。”我说道：“原来是这样。这样说来，眼下的中国正如同我们的《新思潮》

　　“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从事电影的工作，以等待机运的成熟。”

　　欧阳君也感慨地说道。于是就谈到了上海的电影公司。现在上海称“某某影片公司”的大概有四十来家，但真正拥有摄影棚的才一两家。女演员中最近出名的张织云小姐最为走红。但日本方面的人认为，中国的电影故事过于洋气，目前尚不成熟。“这话不假，不过我所属的那家公司临时聘请了田汉君，我打算将田汉君的原作导演成电影。”欧阳君辩解说。然后说定了过几天带我到电影公司去，把我介绍给女演员们。从电影的过于洋气，谈到了上海的中国戏剧染上了一种低级趣味，并开始了对绿牡丹的攻击。去年我在关西看过绿牡丹的《神女牧羊》，最后的部分那场像是模仿足尖舞的舞蹈到底算是什么呀!那样的东西只有肉体娇艳的女子来跳才会好看。这种场景却去模仿别人，那场舞跳得真蹩脚。听说这还是绿牡丹的得意之作，我真是无言以答。而这居然还博得了日本观众的拍手喝彩，我实在是觉得可悲可叹。在座的一致认为，绿牡丹之类算不得一流的演员，在上海也有比她出色的演员。

　　没有酒，我总觉得委屈了其他的人，不过菜肴相当地好。内山氏说，曾带了一个日本厨师到中国来，让他尝了各色各样的菜，然后问他什么菜最好吃，结果他回答说最为佩服的是素斋。一般的菜肴虽说好吃，但材料很丰富，其烹调制法大抵都可想象，惟在有限的材料中烹制出如此富于变化、如此滋味千秋的素斋，其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据云，那厨师深为佩服地说，中国的素斋在菜肴上已达到了技艺的极致。我先前早就听朋友笹沼氏——“偕乐园”的老板——讲起过中国的素斋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上回来的时候未有机缘得以品尝，前两天在“功德林”才始得一饱口福。然而今日的素斋比起上次的“功德林”来要更为精致。一问，是一家叫作“供养斋”的店家做的，那家店主与内山氏颇为熟识，所以特别费心做出来的。其材料主要为麸子、豆腐、豆腐皮，此外就是类如山慈菇样的东西，糯米粉样的东西，馄饨粉样的东西，如此而已。将这些材料做成形态各异的菜肴不断地端上来。从外表上看与平常的菜肴别无二致。比如说也有燕窝汤，也有烤鸭，也有鱼圆羹。不过仅是外形的话，日本的素斋料理中也有将羊羹做成生鱼片形状的，将豆腐皮做成烤河鳗的，但日本的只是模仿到其色形而已，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连我们的味觉也被骗过了。当然不能说与真的荤菜完全一致，即便如此，进入嘴里的燕窝那种稠稠的感觉，鸭肉那种浓郁的油脂感，扑鼻的香味，滋润的味道，清淡的味道，深入其内的味道，平常菜肴中所含有的浓淡不一的各色滋味，可说在素斋中都充分具备了。说起素食，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充不了饥、吃着不过瘾的食物，事实上却如同是吃了大鱼大肉一般充分满足了食欲。庖厨之术能达到如此的程度，真可说是一种魔法了。尤感微妙的是，上了好几种清汤，而其风味都各不相同。听说在中国菌类多达数百种，也许是以此为原料炖出来的汤吧。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素斋竟如此之精妙，这样美味的食物为平生所初尝。”

　　我情不自禁地置箸三叹。

　　围绕中国菜肴的话题一下子热了起来。以前我曾将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相比较，觉得上海的菜最为低劣。这是因为一般众人所熟知的著名菜馆都不怎么样，若是到日本人不大去的小饭馆去侦察一下的话，还真有些别具风味的菜。在那种挂着绳帘的小铺子里，见不到那些芦笋呀，英吉利面包呀，牛肉呀，炼乳之类的洋里洋气的东西，你越到下等的地方去，反而越能感受到类似日本家常菜的那种风情。比如在二马路

　　“那个本地称为粽子，真的很好吃。日本人嫌这个脏，不吃，正煮着的东西立即从锅里取出来吃，不会有危险。中国在这种脏兮兮的地方往往有很好吃的东西。”

　　内山氏也表示同感地说。

　　“说起来中国人能体会日本人所嗜好的玉露茶

　　中国人喜好热茶，因此并不钟情于玉露茶。不过在沏茶的方式及对茶具的讲究方面，也有自己的传统。茶道的高手所使用的器具，有很多是用紫砂制成的高价的物品。说起来有一段很有趣的逸话。从前在福州的什么地方有一个有钱人，那人因爱好饮茶而弄得倾家荡产，最后成了一个乞丐。然而平时所钟爱的那把茶具还是爱不释手地随身携带。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户豪门世家，在门口行乞时，得便对那户人家提出说：“我久闻贵府的主人秘藏有世所罕见的珍贵茶具，且又有茶道名家在此，在下恳请惠赐主人亲手所烹的茶以得一饮。”主人颇觉奇怪，便将此乞丐请入宅邸内，亲手烹制了一壶茶请他喝，乞丐说道：“确实不错。不过我这边携有一茶具，请您用此一饮。”说着从衣衫褴褛的怀中取出一茶具，这次由乞丐沏制后请主人饮用。主人试饮后觉得香味馥郁，口中顿有清冽之感，他刚才烹制的茶简直无法与此相比。茶叶相同，水也一样，但乞丐所用的茶具及烹茶之术，均胜于主人。于是主人和乞丐成了莫逆之交，此后一直彼此切磋茶艺。

　　“这样的逸话还有很多。”大家的聊谈虽未尽兴，但说好以后再相会，于是在十点彼此分手了。我留了郭君和田君，三人在街上闲逛着继续聊谈。郭君说，日本文人的稿费是以四百字为单位的，而中国则以千字为单位。而且日本的小说在对话部分是改写为一行行分开的，而中国则把整页写得满满的。并且一流的作家千字也仅得七八元大洋，这真叫人受不了。田君说，在上海称“某某大学”的学校相当不少，我们大家就都在这类学校里当教授，以此来谋生，光靠稿费是不行的。接着他们对日本现代的诸作家发表了评论。在总体上他们的观察不仅一语中的，而且他们读的作品真是相当地多，有时对我们文坛的内幕竟也了如指掌，这实在令我惊讶不已。“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算将日本的作品翻译一批出来出版。”田君说，“周作人君是人道主义者，他主要在翻译白桦派的作品。从介绍日本的艺术这点来说，应该更加公平地加以选择。”不过我感到田君和郭君，其倾向仍是近于人道主义的。听他们说，要翻译的话，菊池氏的文章最易译，里见氏的东西最难译。由我看来恐怕也确是这样。

　　两人一直来到了我下榻的一品香旅馆

　　“不对。”郭君立即予以了否定。

　　“日本与中国不同。现在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是借了钱自己来使用的。而在我国，外国人要来就来，把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不放在眼里，他们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建造城市，建造工厂。我们看着他们这样做却一筹莫展，任人蹂躏宰割。我们的这种绝望的、眼睁睁地等待着灭亡的心情，绝不只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日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很难理解，这使我们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因此一旦对外方面发生了什么事件，连学生们都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

　　“日本的所谓中国通可并没有这样说呀。中国人在经济能力上是伟大的种族，但没有政治方面的能力。他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根本不考虑政治。即使国家的主权被外国人夺去了，他们依然无所谓，照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断地攒钱。这既显出了中国人的弱点，也显出了他们有一种难以理解的顽强的民族根性。从前中国人虽几度被外国人征服过，但中华民族却毫未衰竭，依然延生至今。而征服者却反被中国固有的文化所征服，结果融化在‘中华’这个熔炉中……”

　　“但是以前的征服者，在文化上都是比我们还要低的民族。中国遭遇到在文化上胜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他们从东西南北各个方面侵入到我们中原来。这不只是经济上的入侵，他们还干了各种坏事搅乱了我们的国家。他们放款给军阀，向军阀出售军火，而且要是他们不弄出租界这种所谓的中立地带，国内也不会发生如今日这般的混乱，战争也不会延绵不绝了吧。中国从前也有战争，但今天的情形，我们觉得与野蛮人的侵略，单纯的内乱在性质上不一样。不，并不只是我们，全体国民都自觉地意识到了这次我们的对手不再是以前的野蛮人了，我们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与之对抗。我感到国家这个概念恐怕还从未像今天这样渗入到一般民众的头脑中。”

　　“可这样的话我已曾听过，不是真的吧?”我说。

　　“你要到南洋去的话，会发现那儿的中国商人拥有不得了的势力。他们握有所有的实权，连荷兰人在他们面前也不敢耀武扬威。但这些商人对他们本国的事情却并不关心，即使有中国的领事馆，他们也并不以此为依仗。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识汉字，忘记了母语，使用着荷兰语。在说到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种族时，人们常常援引这个例子。”

　　“噢，南洋的中国人现在也已觉醒了。他们渐渐开始明白到若无国家作背景的话，就会一步步地被白人所压倒。因此近来他们都把子弟送到本国来受教育。他们还积极地拿出资本来支持广东的排英运动等。我们文人虽拿不出钱，但我们将自己的苦闷之情抒发在诗中，表现在小说里，借艺术的力量向全世界的人倾诉。我们认为这是使有良心的人理解中国苦痛的最有效的途径……”

　　两位的话语直至深夜依然缕缕无穷尽。我觉得这些话都很有道理。假使两位的观察有误的话（我不信会有误），也应该认真地看待使得他们精神痛苦的烦恼。两位离开这里回去时，已是十二时左右了。

　　(三)文艺消寒会

　　谷崎先生:

　　我们上海几个文艺界的朋友有消寒会的组织,欲借以破年来沉闷的空气,难得先生适来海上,敢请惠然命驾,来此一乐。

　　会场 斜桥徐家汇路10 新少年影片公司

　　电话West4131

　　会期 本月二十九日午后2时起

　　上海文艺消寒会敬约

　　主席 欧阳予倩 田汉

　　此请柬中的“先生适来海上”的“海上”一词，是故意将上海倒过来说的用法。欧阳君和田汉君的名字前有“主席”的名称，应该是发起人或是干事之类的意思吧。说起消寒会这一名称，是上次在见面会的时候，有谁说了一句今晚没有酒，有点单调，过几天我们开一个消寒会痛痛快快地喝一喝吧，然后中国人方面很快地使用了这一名称。

　　用作会场的新少年影片公司，离租界颇有些路程，这是一家与田君和欧阳君有关系的电影公司。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方便而偏远的地方，是为了借此为我举行欢迎会的机会，将各方面的八九十位新人相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好好热闹一番，而这在市中心的饭店里就难以展开。田汉君事先向我吹嘘说，聚会的那天各路人马都会来，小说家、画家、导演、漂亮的女演员、北京来的艺术家，都会来，我都会向你介绍。这样的艺术家大聚会恐怕是上海史无前例的大盛会。

　　上海的冬天正如三寒四暖这句谚语所云，刺骨的严寒持续了两三天后，第二天就是个朗朗的晴日，宛如春天一般温暖和煦。田汉君开车来接我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温暖如春的晴日的下午三时左右。

　　“怎么样，准备出发了吧。我去会场看了一下，人正陆陆续续地来了，看来会有一场大热闹。从白天一直会热闹到夜里十二时。”

　　“那么就不必那样匆忙，喝杯茶再走吧。”

　　“不了，这就出发吧。今天打算给你拍电影，还有各种各样的余兴活动，还是早点走为好。”

　　汽车载着我们两个人，沿着旅馆前跑马厅边的平坦的西藏路由北向南驶去。混凝土的路面犹如擦得铮亮的走廊一般熠熠发光，一闪一闪地反射着晴日的阳光。时值旧历岁末，街上一片车水马龙。骑着马的士兵冲开汽车、马车、人力车及下层劳动者的杂沓的人群，蹄声清脆地策马前行，跟在后面的是戏曲、电影、年终大甩卖等的广告队。有一列抬着花轿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走过街头，艳丽夺目的花轿仿佛是龙宫里的仙女乘坐的一般。到处都是一片暖洋洋的，亮晃晃的，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昏昏欲睡，我不禁笑道：“这样暖和的话就不能叫作消寒会了。”

　　在门前下了车，穿过宽广的摄影棚，看见郭沫若君站在阳台上向我们挥动着帽子，站在一旁的肤色白皙、戴着墨镜的是欧阳予倩君吧，他今天穿着中装。沿楼梯走上去后，从欧阳君的身后走出一位温柔端庄的年轻淑女迎上来致意。这是欧阳君的夫人刘韵秋女士。据说欧阳夫人善书工诗，是一位在文坛上颇有知名度的女子。虽然语言不通颇为遗憾，但看上去不是那种所谓的“新式女性”，而是一位举止优雅、谈吐高尚的太太。“请到里边来，已有很多人到了。”他们将我迎到了平时似乎是被当作公司办公室的屋内。穿过第一间宽大的房间来到了里边的一个房间，已有二三十个人聚候在那里了。仔细一看，以前曾见过面的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诸君亦在。他们一一向我介绍了广东富豪子弟、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家陈抱一

　　“傍晚之前，还有许多女客要来。张织云小姐也会来的。”田汉氏说。

　　我向美丽的女子们致礼之后便立即退出，来到了男人的群集之中。

　　在西日的照射下顿时明亮起来的房间中，香烟的烟雾升腾起来弥漫在四处。说起香烟，在中国招待客人时，如同奉上茶和点心一样，也会不断地递上香烟。打开白铁罐的封口，连同铁罐一起放在桌上，手伸不到的客人面前，便连同茶水一起分上五六支烟。茶杯就是常见的那种注入开水后打开杯盖喝的那种，喝了几口后马上又给你倒满，烟抽完后立即又给你递上来五六支。据说世界上茶喝得最多的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我这种一年到头习惯于喝茶抽烟的人来说，这类招待方式真是再好不过了。总之，无论是进食也好，抽烟也好，中国的方式使人毫不拘谨，比西洋的程式要自由多了。服装也是五色杂陈，有穿西服的陈抱一君，穿长靴的王独清君，穿晚礼服的唐震球君，穿中式服装的任矜苹君，每个人都各随己意。诗人王君也许法语不错，因不会日语，相视只是和善地笑笑，而作为干事的田君则四处张罗，与我说话的便是陈君和方君了。聊谈间到会者不断在增加，椅子渐渐不够了，便闹哄哄地转移到了大房间里，桌上满是烟蒂，地上花生壳一片狼藉。

　　“我也曾在贵国留过学，可日语已忘记了……”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谦虚地夹进来说。据说他是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将，现在正参与电影拍摄的事宜，可惜名字却忘了。此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已有二十多年了。“大地震以后的东京变得怎么样了?”他一边说，一边似乎努力要将留在记忆深处的半通不通的日语一一搜寻出来。说着说着便渐渐有点顺口，向我叙述了巴蜀的风光、洞庭湖的景色、游历三峡时的惊险等。

　　“接下去我们要拍电影。怎么样，我们到外面去好吧？”

　　在干事的催促之下，我们一群人便前前后后地聚集到阳台外面的一个空旷地上。首先拍摄的是朱剑华氏的剑术。这位老人年岁似已逾六十，虽已是须髯银白，面目神情却显出了一位武林高手的风采，挥剑起舞的身姿飒爽有神。剑的刀身笔直，当他用双手剑光闪烁地舞动着两柄白刃时，看上去像是日本的剑舞，或是跪坐时拔剑出鞘时的招式。这大概是一种剑法的表演，但实际上中国的武术我还是首次观赏。朱氏老人表演完后，接下去是欧阳予倩氏的舞剑。予倩氏虽是新剧的领袖，但他既是一位演员，这点本领也还是有的吧。不过他并不用双剑，而是手持单剑置于前面，双目凝视剑身，黑瞳犹如转到正中间般地定眼细视（此眼神与日本的正眼的招式不同。由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怪异）。然后跨开两腿，移上左手弯过来遮挡在头上，右手将剑猛然刺向一旁，仿佛是一剑刺杀侧面之敌的动作。与朱氏老人的剑法又稍有些不同。

　　然后是关良君演奏小提琴，模仿街上卖唱的模样。后来上海的《新闻报》报道此情景说：“复强使关君演奏梵哑铃（小提琴），仿叶鼎洛君老板，做沿街卖歌状，哑戏既毕，叶君持其所戴绒帽，向观众乞钱。……次请日本文学家谷崎君与欧阳予倩君合影，摄影师请两君并肩而立，并请其做谈话状，两君相视而笑，因高度相等故，几成kiss，观众大笑不已。时西阳在山，镜头不能再用，于是又相率入室。”“几成kis”一语自是夸大的说法，其他大s

　　抵如报道所叙。

　　日暮时分，到会者人数益增，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已无入座的地方，便三三两两地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来客聚集的房间里不知谁和着胡琴的调子唱起戏来。从人群的空隙处望过去，唱戏的是唐越石君。他背对着人群，脸朝着屋角的墙壁，这样的话也许声音的回响会更大些吧。这是演唱时通常的位置呢，还是因为害羞而有意这样呢?不过总而言之，中国人的唱法和日本人的低吟浅唱不一样，在任何场合都是竭尽全身的力气唱出宛如要胀破般的最高声调，从背后看上去仿佛已咬到了墙壁似的。不过唐君的音量即便是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听起来也是相当地出色，抑扬升降甚见功夫。唱完一曲周围掌声四起，欲罢不能地又唱了两三曲。“我也来唱一段。”这次是田汉君自告奋勇地站了上来。比起唐君要稍差些，但比起我唱民谣小曲来则要强多了。

　　记不清是在唐、田两君唱完之后还是在这之前，有位叫郑觐文的老乐师演奏了古琴。可惜那天场内人声喧杂，未能细细欣赏。古琴的形状与平安朝的“七弦琴”无异，弦数亦相同为七弦。我试着拨了一根弦，发出了类似吉他的音色。在日本只有称为“菅公遗爱之琴”这样的古旧之物还保存在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谁也没有弹奏过，而在中国，时至今日仍在使用。场内的人都在叽叽喳喳地互相说话，人声喧嚣，杂乱之中竟已一曲终了，听说这是一种知音寥寥的乐器，听过的人恐怕不多吧。颇令人扼腕叹息。

　　到了七时左右，酒宴逐渐摆开了。分成七八个人一组入座，但人数之多连桌子几乎都摆不下。正在此时，姗姗迟到的张织云小姐来了，长相奇异的女相面师菱清女士出现了，通道上、四周围到处都挤满了人，动都动不了。当大家坐定之后又开始表演节目了。为过新年而从北京来的艺人张少崖氏，合着三弦唱起了犹如俗曲般的歌调。三弦的音色相当好（我原以为在中国称为蛇皮线，据说通常仍称为“三味线”①）。不用日本的那种拨片，而是在手指头上戴上弹筝时所用的指套类的东西来弹奏。其声音色响亮，余音缭绕，令人回想起京都大阪一带的三弦歌谣的三弦。歌调也不是那种高亢激越的调子，而是低回的，涩哑的，质朴的，与日本艺人的枯涩苍老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使语言不通，其韵味还是能充分领会。唱了一段后，大口地喝了一杯茶，插入了一段类似落语②家的“开场白”的插诨打科的笑话。意思虽听不懂，但望着他灵动逗人的嘴形和眼神，觉得与在日本的曲艺场所间的表情相同，对已久未与这样的艺人相接触的我来说，感到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熟识的感觉。说亲切熟识，也许有点不敬，我觉得这位张先生的脸与泉镜花③极为相像。镜花先

　　三弦约在明代时从中国的福州一带传入琉球,约在日本永禄年间(1558—1570年)由琉球传入日本,经改良后成为日本的主要民族乐器之一,在演奏方法上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不用指套而用拨片。

　　落语,一种类似中国单口相声的日本曲艺。落语家,为表演落语者。

　　泉镜花(1873—1939),日本近现代小说家,代表作有《外科室》《照叶狂言》等,刊有《镜花全集》二十八卷。

　　生酣然微醉笑容可掬的时候，也常表现出这种天真淳朴的、极为可爱的眼神。满座哄堂大笑时，张先生的口舌显得越来越顺溜，眼神越来越发噱，闪烁出炯炯的光辉。这样一来就越加像泉镜花先生了。一般来说脸像的话声音也会有点像，张先生也是这样。就如同那时我想起来泉先生一样，现在我也常常想起张先生。

　　张先生唱完之后，响彻全场的鼓掌喝彩声经久不息。接着上场的是金小香小姐的大鼓。此鼓与日本的雏妓所敲的大鼓颇为相似，但比那更坦平些。大鼓的台架不是木制的，而是用铁做的，当然是站着击打，其形状犹如西洋的乐谱架一般，比较高。鼓棒也是两根，但细长犹如棍状。敲击的方法也很简单，并非日本式的将鼓棒交互挥扬，而是以鼓棒的一端轻轻地击打，其实击鼓是次要的，同时的演唱才是主要的。因此鼓声为唱腔所掩盖，几乎听不清，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技巧。金小姐一边唱一边将细长如棍的鼓棒摆弄出各种各样的姿态。这鼓棒与其说是用来击鼓，不如说是拿着摆样子的。唱的据说是《水浒传》或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戏，但到底不如张先生那么有味道。总觉得是在听净琉璃的女声伴唱一般

　　忽然田汉君站了起来，提议为张先生干杯，接着又祝金小姐健康。然后又发表了长篇大论，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只是时不时地加入了几句“谷崎先生”，我才渐渐意识到这是在为我致欢迎辞啊。这时大家渐渐地开始显出几分醉态。中国的干杯方式是猛地一口喝干的，然后大家犹如魔术师变换手法似的一齐将杯口朝下，以示“已经一滴不剩地全部喝光”；而且也不像日本人那样彼此互相斟酒。总之，我也像大家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杯口朝下的动作，站着一连喝了好几杯。我原以为绍兴酒喝多少都无所谓，把在座的人都满不当回事，结果我失算了。到了产地一带来品尝一下的话，绍兴酒也如同正宗的滩酒①一般酒味醇厚，和上等的日本酒一样容易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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