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拾遗”讹变成“杜十姨”?破解民间故事背后的逻辑和“套路”

栏目:教育管理  时间:202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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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代戏曲家沈起凤在《谐铎》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个自许才高八斗的太学生,路过西安杜曲镇,借宿于一座“十姨庙”。庙里十尊神像个个国色天香,太学生看得魂不守舍。

  入夜之后,太学生恍恍惚惚中看见有人点起纱灯数盏。十位绝色美女纷纷从神龛走下来,叽叽喳喳讨论着如何消遣漫漫长夜,忽然发现太学生伏在廊下,于是把他揪了出来,邀他一起喝酒赋诗。

  大家喝了半天酒,轮到太学生时,他拈着毛笔吮毫数十次,汗流手战,半天才憋出一句“自从盘古开天地”,再也续不出第二句。

  这时,忽然进来一位自称“杜拾遗”的男子,将美女们好好教训了一顿,骂她们鸠占鹊巢,在庙里胡作非为。十位美女只能伏地请罪。太学生搞不清楚杜拾遗是什么恶人,居然对美人如此无礼。

  美女悄悄告诉他,杜拾遗就是杜子美,太学生又问杜子美是谁,美女们终于发怒了:“你连杜甫都不知道,也来这里谈什么诗!连累我们跟着你一起挨骂。”十个美女齐下狠手,每人奉上一个大巴掌,把太学生给掴醒了。

  中文网络最流行的杜甫像,是著名画家蒋兆和的作品。据说蒋兆和遍寻杜甫真像无果,就以自己的样子为原型画出了这副广受认可的杜甫像。

  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杜拾遗”为什么骂十个美女鸠占鹊巢?“十姨庙”和“杜拾遗”之间有什么关系?是戏曲家在玩“谐音梗”吗?其实,更离谱的还有民间将杜甫嫁给伍子胥的故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无稽法则:关于命运的歌谣与传说》,跟随作者的民俗学田野调查,追寻那些千姿百态、趣味盎然的古老故事与传说生长蔓延的生机,探寻中国民间故事的底层逻辑。

  01

  杜甫嫁给伍子胥:无法自主的神婚关系

  清代小说《女仙外史》中,也有个“十姨庙”,是武则天的行宫。庙中十个美女全是武则天的侍女。武则天向嫦娥介绍说:“这里原是杜拾遗庙,后来坍塌了,人误为杜十姨,就塑下十个美人。便有十个姓杜的女人,占住此庙。为首的杜撰夫人,次是杜韦娘,在此作祸作福,图些血食,恐怕弄出事来,投托在朕之驾下。”看来神仙世界也有不少“黑社会”,邪恶势力也要在统治阶层中找保护伞。

  “拾遗”变“十姨”的故事并非全由文人杜撰。据《陕西通志》记载,西安府白水县曾有一座拾遗庙,后来因为战乱被毁,老百姓口口相传,讹为“十姨庙”。后来乡贤们重建此庙的时候,大概筹到不少资金,干脆一口气塑了十尊女神像。后来金代县令陈炳在庙旁掘得一块诗碑,才知原是杜甫庙,于是拆毁十姨像,重祀杜拾遗。

  杜甫四十多岁的时候,得了个左拾遗的小官,类似于国家监察部门的公务员。杜甫死后,后人避其名讳,在全国各地盖了好多拾遗庙。可是,宋代以后不设拾遗一职,老百姓更加弄不清拾遗是什么东西,庙匾朽落之后,人们以讹传讹,杜拾遗也就变成杜十姨了。

  杜甫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现象。据说那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代大诗人陈子昂,也曾遭遇类似尴尬。陈子昂生前曾经担任过右拾遗一职,在他死后,四川阆中的乡贤集资建了座陈拾遗庙。沧海桑田,庙前的匾额朽落了,陈拾遗一样讹变成了“陈十姨”。

  到了清代,乡人重修庙宇,为陈十姨塑了一座仙容万方的女神像。据说陈十姨精通妇科,有求必应,因此香火特别旺盛。陈大诗人一改行,居然成了妇科“陈小手”。

  在陈子昂家乡四川射洪市,到处都有“子昂文化”元素以及陈子昂雕像。图为子昂故里景区的“拾遗亭”。图/喻善平,2020年。

  陈子昂的“改行”步伐固然跨得大了点,却不如“杜甫出嫁”来得尴尬。南宋末年俞琰《席上腐谈》记载,温州有座杜拾遗庙,日渐败落,被人当成土地庙,庙里没有土地公公,只有一位土地婆婆,名字就叫杜十姨。

  温州人热情好事,考虑到杜十姨单身无靠,而附近恰好有位名叫五撮须的土地公公没有妻子,便自作主张,“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温州人居然自作主张把杜甫给嫁出去了!

  那么,这位迎娶了杜甫做妻子的五撮须又是谁呢?俞琰说:“乃伍子胥也!”

  杜拾遗讹为杜十姨,伍子胥讹为五撮须,这是口头传统中很常见的事。有些地方还把伍子胥误作伍婿(五个女婿),两者合在一起,号称“十姨伍婿”。

  天津杨柳青年画《伍子胥过昭关》。传说伍子胥前往吴国,无法通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后来在东皋公的帮助下,让皇甫讷假扮伍子胥吸引守兵注意力,真伍子胥趁机过关。三人扮相相近,胡子颜色不同,伍子胥白发白须。

  传说伍子胥死后,成为钱江潮神,在吴越地区声名显赫。但即便如此,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吴越父老乡亲误传为“五髭须”。据《唐语林》记载:“一乡一里,必有祀庙……号为伍员庙者,必五分其髯,谓五髭须。”也就是说,神像脸上挂着五撮髭须。另据元代虞裕的《谈撰》记载,浙西有个吴风村,村里有座伍子胥庙,好心的村民翻新庙宇时,塑了一尊脸上挂着五绺长髯的“五髭须神”。

  村里恰好还有一座杜拾遗祠,岁久漫毁,秋收之后的农闲时节,村里修缮祠庙,村中遗老只记得庙名的读音,猜想“十姨”大概是排行第十的一位神姑,于是自作主张,为之“神婚”,将杜十姨许配给了五髭须。

  明代杨慎《丹铅余录》记载,杭州也有座杜拾遗庙,村中学究错将拾遗作“十姨”,也为杜十姨塑了一座女神像。好事者还把杜十姨配给了西晋的刘伶——一个纵酒放达、容貌丑陋的大酒鬼。那还不如嫁给伍子胥呢。

  除了秦始皇、刘邦、朱元璋这样的顶级大人物,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乡村父老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据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太谷县的白城村有一座“糊涂神祠”,当地人非常敬畏这个神灵,据说稍有不敬,就会招致风雹灾害,但是没有人能说出该神的来历。

  纪昀搜检《通志》,才知道原来这是祭祀春秋时晋国大夫利应侯狐突的神庙,系元代中统三年(1262)兴建。后世村民不识狐突,误作“糊涂”,这大概也是另一类“十姨庙现象”。现在山西平遥以及河北西南部的一些乡村,还有不少残存的“利应侯庙”,利应侯就是狐突,老百姓尊称其为“狐爷”,但是传着传着,“狐爷”就被传成了“狐狸精大爷”。

  02

  不同脸色的妈祖像:神的职能服从于人的需求

  神与神的关系骨子里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神庙和庙会都是由人管理的,每一个神灵背后都有一个信众群体,每一个信众群体都有几位主事者,神的意志本质上就是主事者的意志。神的作用,就在于以神的名义,使主事者的意志变得不可抗拒,从而发挥出最大效力。神与神之间的婚配和结盟,背后是两个信众群体的利益结合。过去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这一点,往往将这些神谕和神迹视为不可理喻。

  其实,神的排位,以及神与神之间的名帖落款,并不是由该神在神界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神背后的信众群体的综合实力决定的。在乡村社会,大村的神灵无论神阶多低,都得排在前面;小村的神灵,无论神阶多高,都得排在后面。神的行动法则归根结底服从于人类社会的等级法则。

  杜十姨可能是排行第十的女神,也可能是十个不同的女神。同样,五髭须可能是长着五绺长髯的男神,也可能是五个长着髭须的男神。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的五髭须就是后者。湖北荆州有座五髭须庙,居然一排坐着五个大胡子猛男,老大叫作一髭须,老二叫作二髭须,如此序齿排班,一直排到五髭须。信众进庙祭拜时,先从一髭须开始拜起,然后一个一个地往后拜,一直拜到五髭须才算完。

  神庙中一排站着十个神姨,信众来了,光是上个香就得多出九份。十个神灵十张嘴,平日供品也得分成十份,庙里的收入明显高于只坐着一位“十姨”的神庙。分身可不是闲设,老百姓当然不会无欲无求地供奉十个没有具体职能的闲散神灵。

  据说直到民国时期,顾颉刚先生还曾见过一座保存完整的十姨庙,十位阿姨分工合作,各有所司,有司婚姻的、司送生的、司保育的……没有一个闲职。如果比照十位神姨的分工合作,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五位髭须神也一定各有所司,只是前人没有记载下来,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他们的分管领域。

  神的不断分身,反映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信仰需求的不断分化。宗教学家金泽认为,民间造神运动的发展,以及神灵不断分身的现象,是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趋势相对应的。广州著名的祈子神庙金花庙中,在主神金花夫人座下,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保育团队”,诸如张仙、华佗、月老、花王、桃花女、斗姆等等,大凡与产育、保健相关的神灵均位列其中,可谓集天下婚恋、生育、保健之神于一堂。庙里同时还供奉着二十位奶娘神像,其名号有保痘夫人、梳洗夫人、教食夫人等,她们各有所司,实为奶娘的不同职能的人格化。

  广东珠海唐家湾金花庙的“保育团队”,前面还有一个儿童舞狮队。图/云萍,2020年。

  在福建泉州有座三翁宫,传说是南宋末年的三个老臣,追寻末代小皇帝来到此地,“因扈从不及,且闻宋帝已投海殉国,遂各以头触石而死。里人念其忠烈而葬之,并为立庙塑像奉祀”。这三个以死殉国的老臣本来是没什么具体功能的,但是,当地民众却是有诉求的,人们进庙烧香祭拜,总得要求神灵给点灵应,大家商量着就对三位神灵进行了职务分工,让他们各自分管了一个行业:“一翁为商旅,二翁为盐户,三翁为耕夫,故以其所愿望昭明天道。”

  盐户要晒盐,最怕下雨,可是,耕夫要种田,最需要雨水,这就有了矛盾,于是,每年正月初八,当地民众祭神,要用掷筊的形式来决定当年能够请出哪位神灵,以此卜岁丰凶:“若一翁出,则是水旱参半;二翁出,则旱;三翁出,则雨泽均。”(方翀《三翁歌》)为了区分三位神灵,当地老百姓还分别给他们穿上了不同颜色的衣服,一衣青,一衣黄,一衣黑。

  同样,在北方的许多碧霞元君庙中,大多配祀着百子娘娘、子孙娘娘、送生娘娘、引母娘娘、乳母娘娘、眼光娘娘、耳光娘娘、痘疹娘娘等一大群与产育保健相关的大姨大娘,各自负责妇女产育的不同环节或不同事务。

  更神奇的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福建和台湾,有不同脸色的妈祖像,最常见的有粉色、红色、金色、黑色四种。据说粉面妈祖代表妈祖的凡人状态,是成道前的妈祖样貌,给信众以亲近、慈祥的亲切感;红面妈祖代表吉祥、喜庆,通常出现在喜庆场合,迎请红面妈祖能够喜上加喜;金面妈祖代表庄严、尊贵,通常出现在重大仪式场合,以显示其非凡的崇高地位;黑面妈祖代表威严、震慑,代表保驾护航的工作状态,通常出现在镇魔收妖的法事场合。

  左为台湾省云林县北港朝天宫黑面妈祖,右为台北市士林慈诚宫的金面妈祖。

  不同面相的妈祖,各有各的信众缘,台湾就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件。2012年9月27日清晨,在新北市的乌来天后宫,庙祝照惯例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庙里的黑面妈祖变成了粉面妈祖,不但变脸,连衣服也换过,尺寸也变小了。庙祝吓得不轻,愣了半天才意识到可能是被调包了。

  警方经过追查,发现窃贼是66岁的刘某。据刘某交代说,他是妈祖的虔诚信徒,自己也打算开个妈祖庙,已经塑好一尊粉面妈祖像。有一天,他偶然经过乌来天后宫,进来参拜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黑面妈祖特别投缘,就想把黑面妈祖请回自己家。他回家之后,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他又是扶乩又是掷筊,最后居然得到妈祖“同意”,非常兴奋。这天一早,他开了一部厢车,把自家妈祖搬到乌来,趁着庙祝还没上工,赶紧调换神像走人。刘某在接受警方审讯时,一再强调说:“我与乌来黑面妈祖真的是有缘,不是故意要将神像调包。”而庙方在迎回黑面妈祖之后,也表示说,大家都是妈祖的信徒,不打算再追究刘某的责任。

  从庙门走进来的,都是虔诚信众,多上几炷香、多磕几个头、多许几个愿,是功德,也是诉求,是人与神之间的利益交换。神的不断分身,神圣职能的不断分化、拓展,令信众覆盖面越来越全,“香火”这块蛋糕也越做越大。

  03

  速报司最吃香:县官不如现管

  对于那些着眼于现实利益的乡民来说,神的前身行迹和性质、职务高低或性别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灵验,能不能给信众降下福祉。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行为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通俗地说,价值理性指的是,只要你认为一种行为是对的,值得去做的,不管这种行为是不是对自己有利,最终会落得什么后果,你都坚持这么做,为的是自己内心的责任感和崇高感。工具理性不一样,它首先考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它是受某种功利目的驱动,为满足某种现实需求而做出的行为判断,力求使行动达到利益最大化。价值理性考虑公平、正义、责任、义务,工具理性关注得失、利益、效率、方法。

  民间信仰多数都是始于工具理性。在江南地区,五通神专门淫人妻女,曾经恶名昭著,可是,五通神常常主动向信众提出要求:“尚能祀我,当使君毕世巨富,无用长年贾贩。”“汝能谨事我,凡钱物百须,皆可如意。”五通神与人的关系,只有利益交换,没有道德要求。对于信众来说,只要五通神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他们就会把这几位出身邪恶的坏小子供上神坛,毫不吝啬地奉上“五圣”的崇高封号。

  广东潮州的城隍庙中,最吃香的是速报司。这是因为许多潮州人不知道速报司负责的是快速因果报应,他们以为“速报”就是“速速通报”,是传达室大爷,负责上传下达。他们猜想,那城隍爷日理万机,无暇一一顾及众多信众的要求,因此,诉求文件能否及时、有效地送达城隍案前,全靠速报司关照。因此,速报司脚下的供品,常年都是最丰盛的。

  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跳五猖”赛会。五猖神是传说中的五个邪神,以青、红、白、黑、黄五色,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路鬼魂。图为安徽当涂县的“跳五猖”表演。图/当涂婷鎏,2019年。

  杜拾遗虽说在文学界拥有诗圣的千古盛名,在历代文人和官员中拥有大量崇拜者,可是,杜甫既未进入明清时期各地的官方祀典名册,享受不了官府发给神灵的年俸,也未名列道教封神榜,不能跻身宗教神灵系统。再说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既不懂送子赐福,又不能妙手回春,没有分管领域,因此,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杜甫远不如十个面慈心善的“杜姨”来得灵验。

  文人崇奉杜拾遗,把杜十姨当成了乡下人的大笑话;乡里民众则恰恰相反,他们供奉的是杜十姨,而不是杜拾遗,只因为生儿育女、平安幸福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诉求。西安府的白水县令陈炳显然不懂这个道理,因此,他所重修的杜甫庙,很快就被民众抛弃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由着老百姓当成“十姨”拜一拜,说不定这庙还能多存活些年头。

  伍子胥的情况不大一样。传说当年伍子胥逃离楚国之后,一度流落街头,吹箫乞讨,比如明代戏曲《浣纱记》就有伍子胥向浣纱女乞求饭食的情节。后人常用“街头吹箫”来指代“街头乞讨”,据说就是用的伍子胥这个典故。丐帮领袖们活用典故,他们自况古人,把自己比作伍子胥的传人,将伍子胥奉为祖师。所以说,伍子胥的境遇比杜甫好得多,他有固定的信众群体,虽然都是一帮穷光蛋,但至少不会缺了供奉。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们之间是一种既互相排斥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光有价值理性没有工具理性,就是纸上谈兵、理想主义,啥也干不成;光有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就是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最终导致道德沦丧,弱肉强食。

  民间信仰往往始于工具理性,但是,淫祀一旦被纳入礼制系统,最终一定会向着价值理性逐渐靠拢。比如,恶名昭著的“五通神”一旦成为“五圣”,被信仰世界“招安”之后,就会逐渐演化出许多“正神”的品格,为人赐福消灾、扶危济困,也有锄强扶弱的正义行动。

  任何一位神灵,即使对外亲疏有别,也会尽量对内维护公平正义。比如,两个乞丐都是伍子胥的信徒,发生了矛盾,他们跪到伍子胥神像脚下,请求“神判”,这时候,“神判”往往会表现出公平、正义的一面。

  原标题:《“杜拾遗”讹变成“杜十姨”?破解民间故事背后的逻辑和“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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