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拾遗”讹变成“杜十姨”？破解民间故事背后的逻辑和“套路”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代戏曲家沈起凤在《谐铎》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个自许才高八斗的太学生，路过西安杜曲镇，借宿于一座“十姨庙”。庙里十尊神像个个国色天香，太学生看得魂不守舍。

　　入夜之后，太学生恍恍惚惚中看见有人点起纱灯数盏。十位绝色美女纷纷从神龛走下来，叽叽喳喳讨论着如何消遣漫漫长夜，忽然发现太学生伏在廊下，于是把他揪了出来，邀他一起喝酒赋诗。

　　大家喝了半天酒，轮到太学生时，他拈着毛笔吮毫数十次，汗流手战，半天才憋出一句“自从盘古开天地”，再也续不出第二句。

　　这时，忽然进来一位自称“杜拾遗”的男子，将美女们好好教训了一顿，骂她们鸠占鹊巢，在庙里胡作非为。十位美女只能伏地请罪。太学生搞不清楚杜拾遗是什么恶人，居然对美人如此无礼。

　　美女悄悄告诉他，杜拾遗就是杜子美，太学生又问杜子美是谁，美女们终于发怒了：“你连杜甫都不知道，也来这里谈什么诗！连累我们跟着你一起挨骂。”十个美女齐下狠手，每人奉上一个大巴掌，把太学生给掴醒了。

　　中文网络最流行的杜甫像，是著名画家蒋兆和的作品。据说蒋兆和遍寻杜甫真像无果，就以自己的样子为原型画出了这副广受认可的杜甫像。

　　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杜拾遗”为什么骂十个美女鸠占鹊巢？“十姨庙”和“杜拾遗”之间有什么关系？是戏曲家在玩“谐音梗”吗？其实，更离谱的还有民间将杜甫嫁给伍子胥的故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无稽法则：关于命运的歌谣与传说》，跟随作者的民俗学田野调查，追寻那些千姿百态、趣味盎然的古老故事与传说生长蔓延的生机，探寻中国民间故事的底层逻辑。

　　01

　　杜甫嫁给伍子胥：无法自主的神婚关系

　　清代小说《女仙外史》中，也有个“十姨庙”，是武则天的行宫。庙中十个美女全是武则天的侍女。武则天向嫦娥介绍说：“这里原是杜拾遗庙，后来坍塌了，人误为杜十姨，就塑下十个美人。便有十个姓杜的女人，占住此庙。为首的杜撰夫人，次是杜韦娘，在此作祸作福，图些血食，恐怕弄出事来，投托在朕之驾下。”看来神仙世界也有不少“黑社会”，邪恶势力也要在统治阶层中找保护伞。

　　“拾遗”变“十姨”的故事并非全由文人杜撰。据《陕西通志》记载，西安府白水县曾有一座拾遗庙，后来因为战乱被毁，老百姓口口相传，讹为“十姨庙”。后来乡贤们重建此庙的时候，大概筹到不少资金，干脆一口气塑了十尊女神像。后来金代县令陈炳在庙旁掘得一块诗碑，才知原是杜甫庙，于是拆毁十姨像，重祀杜拾遗。

　　杜甫四十多岁的时候，得了个左拾遗的小官，类似于国家监察部门的公务员。杜甫死后，后人避其名讳，在全国各地盖了好多拾遗庙。可是，宋代以后不设拾遗一职，老百姓更加弄不清拾遗是什么东西，庙匾朽落之后，人们以讹传讹，杜拾遗也就变成杜十姨了。

　　杜甫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现象。据说那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代大诗人陈子昂，也曾遭遇类似尴尬。陈子昂生前曾经担任过右拾遗一职，在他死后，四川阆中的乡贤集资建了座陈拾遗庙。沧海桑田，庙前的匾额朽落了，陈拾遗一样讹变成了“陈十姨”。

　　到了清代，乡人重修庙宇，为陈十姨塑了一座仙容万方的女神像。据说陈十姨精通妇科，有求必应，因此香火特别旺盛。陈大诗人一改行，居然成了妇科“陈小手”。

　　在陈子昂家乡四川射洪市，到处都有“子昂文化”元素以及陈子昂雕像。图为子昂故里景区的“拾遗亭”。图/喻善平，2020年。

　　陈子昂的“改行”步伐固然跨得大了点，却不如“杜甫出嫁”来得尴尬。南宋末年俞琰《席上腐谈》记载，温州有座杜拾遗庙，日渐败落，被人当成土地庙，庙里没有土地公公，只有一位土地婆婆，名字就叫杜十姨。

　　温州人热情好事，考虑到杜十姨单身无靠，而附近恰好有位名叫五撮须的土地公公没有妻子，便自作主张，“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温州人居然自作主张把杜甫给嫁出去了！

　　那么，这位迎娶了杜甫做妻子的五撮须又是谁呢？俞琰说：“乃伍子胥也！”

　　杜拾遗讹为杜十姨，伍子胥讹为五撮须，这是口头传统中很常见的事。有些地方还把伍子胥误作伍婿（五个女婿），两者合在一起，号称“十姨伍婿”。

　　天津杨柳青年画《伍子胥过昭关》。传说伍子胥前往吴国，无法通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后来在东皋公的帮助下，让皇甫讷假扮伍子胥吸引守兵注意力，真伍子胥趁机过关。三人扮相相近，胡子颜色不同，伍子胥白发白须。

　　传说伍子胥死后，成为钱江潮神，在吴越地区声名显赫。但即便如此，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吴越父老乡亲误传为“五髭须”。据《唐语林》记载：“一乡一里，必有祀庙……号为伍员庙者，必五分其髯，谓五髭须。”也就是说，神像脸上挂着五撮髭须。另据元代虞裕的《谈撰》记载，浙西有个吴风村，村里有座伍子胥庙，好心的村民翻新庙宇时，塑了一尊脸上挂着五绺长髯的“五髭须神”。

　　村里恰好还有一座杜拾遗祠，岁久漫毁，秋收之后的农闲时节，村里修缮祠庙，村中遗老只记得庙名的读音，猜想“十姨”大概是排行第十的一位神姑，于是自作主张，为之“神婚”，将杜十姨许配给了五髭须。

　　明代杨慎《丹铅余录》记载，杭州也有座杜拾遗庙，村中学究错将拾遗作“十姨”，也为杜十姨塑了一座女神像。好事者还把杜十姨配给了西晋的刘伶——一个纵酒放达、容貌丑陋的大酒鬼。那还不如嫁给伍子胥呢。

　　除了秦始皇、刘邦、朱元璋这样的顶级大人物，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乡村父老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据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太谷县的白城村有一座“糊涂神祠”，当地人非常敬畏这个神灵，据说稍有不敬，就会招致风雹灾害，但是没有人能说出该神的来历。

　　纪昀搜检《通志》，才知道原来这是祭祀春秋时晋国大夫利应侯狐突的神庙，系元代中统三年（1262）兴建。后世村民不识狐突，误作“糊涂”，这大概也是另一类“十姨庙现象”。现在山西平遥以及河北西南部的一些乡村，还有不少残存的“利应侯庙”，利应侯就是狐突，老百姓尊称其为“狐爷”，但是传着传着，“狐爷”就被传成了“狐狸精大爷”。

　　02

　　不同脸色的妈祖像：神的职能服从于人的需求

　　神与神的关系骨子里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神庙和庙会都是由人管理的，每一个神灵背后都有一个信众群体，每一个信众群体都有几位主事者，神的意志本质上就是主事者的意志。神的作用，就在于以神的名义，使主事者的意志变得不可抗拒，从而发挥出最大效力。神与神之间的婚配和结盟，背后是两个信众群体的利益结合。过去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这一点，往往将这些神谕和神迹视为不可理喻。

　　其实，神的排位，以及神与神之间的名帖落款，并不是由该神在神界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神背后的信众群体的综合实力决定的。在乡村社会，大村的神灵无论神阶多低，都得排在前面；小村的神灵，无论神阶多高，都得排在后面。神的行动法则归根结底服从于人类社会的等级法则。

　　杜十姨可能是排行第十的女神，也可能是十个不同的女神。同样，五髭须可能是长着五绺长髯的男神，也可能是五个长着髭须的男神。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的五髭须就是后者。湖北荆州有座五髭须庙，居然一排坐着五个大胡子猛男，老大叫作一髭须，老二叫作二髭须，如此序齿排班，一直排到五髭须。信众进庙祭拜时，先从一髭须开始拜起，然后一个一个地往后拜，一直拜到五髭须才算完。

　　神庙中一排站着十个神姨，信众来了，光是上个香就得多出九份。十个神灵十张嘴，平日供品也得分成十份，庙里的收入明显高于只坐着一位“十姨”的神庙。分身可不是闲设，老百姓当然不会无欲无求地供奉十个没有具体职能的闲散神灵。

　　据说直到民国时期，顾颉刚先生还曾见过一座保存完整的十姨庙，十位阿姨分工合作，各有所司，有司婚姻的、司送生的、司保育的……没有一个闲职。如果比照十位神姨的分工合作，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五位髭须神也一定各有所司，只是前人没有记载下来，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他们的分管领域。

　　神的不断分身，反映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信仰需求的不断分化。宗教学家金泽认为，民间造神运动的发展，以及神灵不断分身的现象，是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趋势相对应的。广州著名的祈子神庙金花庙中，在主神金花夫人座下，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保育团队”，诸如张仙、华佗、月老、花王、桃花女、斗姆等等，大凡与产育、保健相关的神灵均位列其中，可谓集天下婚恋、生育、保健之神于一堂。庙里同时还供奉着二十位奶娘神像，其名号有保痘夫人、梳洗夫人、教食夫人等，她们各有所司，实为奶娘的不同职能的人格化。

　　广东珠海唐家湾金花庙的“保育团队”，前面还有一个儿童舞狮队。图/云萍，2020年。

　　在福建泉州有座三翁宫，传说是南宋末年的三个老臣，追寻末代小皇帝来到此地，“因扈从不及，且闻宋帝已投海殉国，遂各以头触石而死。里人念其忠烈而葬之，并为立庙塑像奉祀”。这三个以死殉国的老臣本来是没什么具体功能的，但是，当地民众却是有诉求的，人们进庙烧香祭拜，总得要求神灵给点灵应，大家商量着就对三位神灵进行了职务分工，让他们各自分管了一个行业：“一翁为商旅，二翁为盐户，三翁为耕夫，故以其所愿望昭明天道。”

　　盐户要晒盐，最怕下雨，可是，耕夫要种田，最需要雨水，这就有了矛盾，于是，每年正月初八，当地民众祭神，要用掷筊的形式来决定当年能够请出哪位神灵，以此卜岁丰凶：“若一翁出，则是水旱参半；二翁出，则旱；三翁出，则雨泽均。”（方翀《三翁歌》）为了区分三位神灵，当地老百姓还分别给他们穿上了不同颜色的衣服，一衣青，一衣黄，一衣黑。

　　同样，在北方的许多碧霞元君庙中，大多配祀着百子娘娘、子孙娘娘、送生娘娘、引母娘娘、乳母娘娘、眼光娘娘、耳光娘娘、痘疹娘娘等一大群与产育保健相关的大姨大娘，各自负责妇女产育的不同环节或不同事务。

　　更神奇的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福建和台湾，有不同脸色的妈祖像，最常见的有粉色、红色、金色、黑色四种。据说粉面妈祖代表妈祖的凡人状态，是成道前的妈祖样貌，给信众以亲近、慈祥的亲切感；红面妈祖代表吉祥、喜庆，通常出现在喜庆场合，迎请红面妈祖能够喜上加喜；金面妈祖代表庄严、尊贵，通常出现在重大仪式场合，以显示其非凡的崇高地位；黑面妈祖代表威严、震慑，代表保驾护航的工作状态，通常出现在镇魔收妖的法事场合。

　　左为台湾省云林县北港朝天宫黑面妈祖，右为台北市士林慈诚宫的金面妈祖。

　　不同面相的妈祖，各有各的信众缘，台湾就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件。2012年9月27日清晨，在新北市的乌来天后宫，庙祝照惯例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庙里的黑面妈祖变成了粉面妈祖，不但变脸，连衣服也换过，尺寸也变小了。庙祝吓得不轻，愣了半天才意识到可能是被调包了。

　　警方经过追查，发现窃贼是66岁的刘某。据刘某交代说，他是妈祖的虔诚信徒，自己也打算开个妈祖庙，已经塑好一尊粉面妈祖像。有一天，他偶然经过乌来天后宫，进来参拜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黑面妈祖特别投缘，就想把黑面妈祖请回自己家。他回家之后，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他又是扶乩又是掷筊，最后居然得到妈祖“同意”，非常兴奋。这天一早，他开了一部厢车，把自家妈祖搬到乌来，趁着庙祝还没上工，赶紧调换神像走人。刘某在接受警方审讯时，一再强调说：“我与乌来黑面妈祖真的是有缘，不是故意要将神像调包。”而庙方在迎回黑面妈祖之后，也表示说，大家都是妈祖的信徒，不打算再追究刘某的责任。

　　从庙门走进来的，都是虔诚信众，多上几炷香、多磕几个头、多许几个愿，是功德，也是诉求，是人与神之间的利益交换。神的不断分身，神圣职能的不断分化、拓展，令信众覆盖面越来越全，“香火”这块蛋糕也越做越大。

　　03

　　速报司最吃香：县官不如现管

　　对于那些着眼于现实利益的乡民来说，神的前身行迹和性质、职务高低或性别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灵验，能不能给信众降下福祉。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行为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通俗地说，价值理性指的是，只要你认为一种行为是对的，值得去做的，不管这种行为是不是对自己有利，最终会落得什么后果，你都坚持这么做，为的是自己内心的责任感和崇高感。工具理性不一样，它首先考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它是受某种功利目的驱动，为满足某种现实需求而做出的行为判断，力求使行动达到利益最大化。价值理性考虑公平、正义、责任、义务，工具理性关注得失、利益、效率、方法。

　　民间信仰多数都是始于工具理性。在江南地区，五通神专门淫人妻女，曾经恶名昭著，可是，五通神常常主动向信众提出要求：“尚能祀我，当使君毕世巨富，无用长年贾贩。”“汝能谨事我，凡钱物百须，皆可如意。”五通神与人的关系，只有利益交换，没有道德要求。对于信众来说，只要五通神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他们就会把这几位出身邪恶的坏小子供上神坛，毫不吝啬地奉上“五圣”的崇高封号。

　　广东潮州的城隍庙中，最吃香的是速报司。这是因为许多潮州人不知道速报司负责的是快速因果报应，他们以为“速报”就是“速速通报”，是传达室大爷，负责上传下达。他们猜想，那城隍爷日理万机，无暇一一顾及众多信众的要求，因此，诉求文件能否及时、有效地送达城隍案前，全靠速报司关照。因此，速报司脚下的供品，常年都是最丰盛的。

　　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跳五猖”赛会。五猖神是传说中的五个邪神，以青、红、白、黑、黄五色，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路鬼魂。图为安徽当涂县的“跳五猖”表演。图/当涂婷鎏，2019年。

　　杜拾遗虽说在文学界拥有诗圣的千古盛名，在历代文人和官员中拥有大量崇拜者，可是，杜甫既未进入明清时期各地的官方祀典名册，享受不了官府发给神灵的年俸，也未名列道教封神榜，不能跻身宗教神灵系统。再说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既不懂送子赐福，又不能妙手回春，没有分管领域，因此，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杜甫远不如十个面慈心善的“杜姨”来得灵验。

　　文人崇奉杜拾遗，把杜十姨当成了乡下人的大笑话；乡里民众则恰恰相反，他们供奉的是杜十姨，而不是杜拾遗，只因为生儿育女、平安幸福才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诉求。西安府的白水县令陈炳显然不懂这个道理，因此，他所重修的杜甫庙，很快就被民众抛弃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由着老百姓当成“十姨”拜一拜，说不定这庙还能多存活些年头。

　　伍子胥的情况不大一样。传说当年伍子胥逃离楚国之后，一度流落街头，吹箫乞讨，比如明代戏曲《浣纱记》就有伍子胥向浣纱女乞求饭食的情节。后人常用“街头吹箫”来指代“街头乞讨”，据说就是用的伍子胥这个典故。丐帮领袖们活用典故，他们自况古人，把自己比作伍子胥的传人，将伍子胥奉为祖师。所以说，伍子胥的境遇比杜甫好得多，他有固定的信众群体，虽然都是一帮穷光蛋，但至少不会缺了供奉。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们之间是一种既互相排斥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光有价值理性没有工具理性，就是纸上谈兵、理想主义，啥也干不成；光有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就是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最终导致道德沦丧，弱肉强食。

　　民间信仰往往始于工具理性，但是，淫祀一旦被纳入礼制系统，最终一定会向着价值理性逐渐靠拢。比如，恶名昭著的“五通神”一旦成为“五圣”，被信仰世界“招安”之后，就会逐渐演化出许多“正神”的品格，为人赐福消灾、扶危济困，也有锄强扶弱的正义行动。

　　任何一位神灵，即使对外亲疏有别，也会尽量对内维护公平正义。比如，两个乞丐都是伍子胥的信徒，发生了矛盾，他们跪到伍子胥神像脚下，请求“神判”，这时候，“神判”往往会表现出公平、正义的一面。

　　原标题：《“杜拾遗”讹变成“杜十姨”？破解民间故事背后的逻辑和“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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