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游学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开阔眼界外还有什么目的？

　　南朝的游学是南朝教育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晋唐之间学术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途径。对南朝的游学状况做深入了解，有助于理解萧梁文化繁荣的深刻原因，以及隋唐选举制度、教育制度变化的诸多现象。

　　南朝文化有多向延伸之趋向，佛学、道学内容更加系统完备，与经学发展并驾齐驱。统治者重视对士人的培养和任用，提高士族士人入仕的标准，加大经学策试的方式在选用人才时的比重，降低庶民士人的门第限制，推动了士人游学活动的快速发展。根据南朝游学者所学内容来讲，主要可分为经学之游、佛学之游、道学之游、兴趣之游四类。

　　与两晋相比，南朝的经学一度扭转衰颓局面。两晋时期，玄学、文学、史学、佛学、道学、天文学、数学、医学、书法、绘画等多学科都有所发展。多元的文化冲击着儒学的正统地位，形成“士族不以通经为荣、通经者以隐逸为高”的局面。南朝为提升皇权地位，需要修复玄学肆情纵欲、及时行乐思想对纲常伦理的冲击和破坏。南朝统治者重视经学教育，宣扬以君臣等级关系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恢复服务于等级统治的礼法。南朝四代统治者都有诏令兴学的举动，宋文帝、梁武帝则是其中最重视教育的君主。重振儒学，重用儒士，隐居民间的儒学名师屡屡被征召到京师教授；并且将曾被贵族教育排挤在外的寒庶子弟纳入教育之中，最为有名的是梁武帝开五馆，置五经博士，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以经学为学习内容的游学，有较强的功利性，也最具普遍性。具有开放办学模式的官方学校与择师更为灵活的私人学馆都是游学者蜂拥而至的场所。在京师可供游学生所选择的官办学校有国子学与太学，还有专门为寒门弟子学习而创办的学馆，不论是贵游胄子还是寒门子弟皆有学可依。因此，出现了大批不远千里、负笈游学的士人群体。地方上中央敕令修建的州郡官学，和一些开明的州郡长官出资修建的州郡官学也吸引不少士子前来游学。

　　官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授内容，并秉持开放办学原则，成为经学之游的优选。中央官学主要包括国子学、太学、学馆。宋武帝在永初三年（422年）下诏拟建国学，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裴松之为国子博士，但宋武帝“未就而崩”。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复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国子学存在的时间仅为八年。刘宋国子学的建制大体沿用前朝，设置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国子助教十人（在国学停办时仅设一名助教），教授的内容仍是儒家经典，“《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一经”，分别由十位助教各掌一经。

　　

　　宋、齐之时，国子学存在的时间较短，规模较小，萧齐国子学仅有正式生员二百余，难以承担最高学府应有的教化与选拔人才的作用。

　　梁武帝践祚便着手立学，萧梁国子学在南朝四朝中存在时间最久，他在位48年是使国子学得以长久开办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论是从规模上、弘宣教化上、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数量上都为南朝之最。南朝的国子学仍是区分高低贵贱的学校，国子生有严格的门第限制，学员人数与两晋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齐高帝诏立国学时，国子生名额总数不过二百人左右。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迁国子博士，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戚衮与王元规二人都是私人从师，实际并未进入官学。他们在京师，跟从官学教师学习，实际就是游学。陈朝沈德威在担任国子助教期间，在南朝国子学的教师有聚徒讲授的自由。

　　南朝时期皇权与士族在选官权利上出现了新的平衡，在于统治者对士族文化素养的要求不断提高，士族需要通过考试才能做官，但是同时经过考试做官的士族，所担任的官职是要比其他途径更优，也就是清要官职。南朝的太学亦秉持开放的办学模式。徐懋，“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讲，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陈朝皇太子多次于太学讲《孝经》，可见，太学所授内容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

　　

　　南朝建立的学馆是官学的重要补充。南朝的学馆教授形式灵活、学生出身不限门第，教学内容丰富多样。

　　南朝时期官学游学者数目的增多，反映出南朝政治上的变迁，是取仕政策变化最为直观的表现，是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反映。南朝时期，相对于到官办学校游学，学生择良师从之学习的活动规模更加庞大。

　　私学繁荣的一大表现是，私学教授内容突破经学的束缚，产生众多的新学科，除传统经学外，还有玄学、佛学、道学、科技、书学、律学等，甚至出现多学科兼容的私学，游学者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择师求学。另一繁荣的表现还在于此时涌现了一大批醉心于教育、淡泊名利的私学家，私学家遍布乡里、都市、山林以教书为业、或在寺庙道观聚徒讲授。这些私学大师所教授的学生一般无身份限制，开放式办学，可聚众讲学，也可收纳门生进行长期教学。名师所在的地域便是游学生负笈游学的目的地。

　　揆之史传，宋世开设私学的经师不多，周续之、雷次宗、关康之、沈道虔是最为有名的私学名师。雁门周续之，擅长儒学、佛学，“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刘宋时期的经学呈现出“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的局面。宋朝的经师数量极少，其中周续之、雷次宗师从沙门慧远，隐居庐山，与其他两位经师共有隐逸的美德，是当时有名的处士。受朝廷的征召才到京师聚众授徒，可见宋朝经师之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东晋以来，士族特权阶层“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致使经学在官僚选拔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士族尚谈玄论道，对儒家经学中包含的礼教一类极为排斥，愿意习经并能够通经者大为减少；养天下之士的官学将寒门庶民排斥在外，官学的教化功能不能充分发挥，有真才实学的人凤毛麟角。但他们的聚徒教授，打破了门第的限制，士族庶民皆可从其受业，吸引了一部分游学生。可视为南朝经学复兴的起始，培养了一些优秀人才。

　　萧齐的著名的私学家有顾欢、刘瓛、杜京产、沈麟士、吴苞、徐伯珍、伏曼容、何佟之等人。沛国刘瓛，被称为东汉经学家马融和郑玄的继承者，“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刘瓛的弟子在史书中可考的有三人：刘绘、范缜、严植之，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建平秭归人严植之，师从刘瓛，学有所成。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开五馆，以严植之兼五经博士，他主持的学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刘瓛弟子还有河内郡温县司马筠，他“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瓛。深为瓛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与宋朝经师相比，南齐经师虽然崇尚隐逸，或修黄老，或尚佛学，但主动开馆授学者较多。所讲授的经学也更丰富，受业者不断增多，甚至从学者达到了数十百人，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这是相对于宋时的进步。

　　

　　梁代聚徒讲授的私学家数目超过宋齐之和，其中广兴教育、学徒众多的有严植之、何胤、司马筠、沈峻、太史叔明、孔佥、孔休源、贺瑒、皇侃、周弘正等人。梁朝私学家与宋齐名师多有师承关系，大多师承于宋齐，严植之、何胤、司马筠为刘瓛弟子，沈峻、太史叔明、孔休源为沈麟士弟子，孔佥师从何胤。陈朝的名师不多，主要有周弘正、张讥师徒，主要是陈朝国祚短暂。萧梁在侯景之乱前有长达四十余年政局稳定的时期，梁武帝崇儒重教，礼遇学者，促成官学严密、私学宽容局面的形成，很多人通经致仕，故梁代的文化发展程度为四朝之最。

　　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吴兴太史叔明，“少善《老》《庄》，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所至辄讲授，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南朝时期游学活动的昌盛是私学的兴旺主要体现，因为在从师与聚徒讲授的活动中包含着大量的异地求学者。与游于官学相比，私学中的经师和游学者的功利性较弱，直到萧梁时期，游学者学有所成后为官的现象变的普遍。身为官员从事文教事业者较多。南朝的游学活动与学术繁荣在萧梁达到顶峰，是南朝经学复兴与文化发展的显证。

　　

　　僧人的游学活动按照地理范围可分为游学西域、游学北土和本土游学三类。

　　受传播媒介发展程度的影响，魏晋时期西域来华高僧所携带的佛教经典原本数量有限，部分经典只能凭借高僧记忆力，背写和翻译下来才能流传，所获得的的经书原本必然不够完备。在语言和常识方面的差异，会加大佛教徒对经书的理解难度。此外，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信徒对西域的好奇和顶礼膜拜也会与日俱增。东晋时，国内受戒僧人成批到佛教圣地印度求法，掀起了规模浩荡、历时久远、路途坎坷的僧人西行求法活动。此种求法热情一直延续至南朝仍未消减，据冯承钧先生的《历代求法翻经录》统计，西行求法者刘宋时期就多达50余人。

　　

　　通过对晋末、南朝时期僧人西行求法事迹做一统计，即可对两晋以来僧人求法的目的、形式有明晰的认识。僧人西行游学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如汤用彤先生所言：“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如支法领），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如于法兰、智严），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如宝云、智猛），或远诣异国，虽然晋末至南朝向西域游学的僧人依旧不少，但整体频次是较低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时僧人前往西域之时，主要以同学组成僧团相携共游的形式为主。由于道途险阻，亡身殉道者过多，往往十人去不过几人返。如释智猛招结同志沙门15人前往西域，将登葱领时9人退还，至波轮国竺道嵩死，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前往天竺时同行三人又遭无常，“唯猛与昙篡俱还”。也有像僧叡这般，独自游学而被人抄掠，被迫牧羊，被信敬佛教的商客赎身才得救。可见，僧人游学于外域途中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僧人本身意志的不坚定、疾病、社会凶险等阻碍因素非常多，结伴同行一定程度上也是早期游学者能够在交通不便、环境艰险的条件下，保留一丝力量带回经书、学习梵语归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僧绍、宝云一行，昙无竭、僧猛、昙朗一行通过西域、于阗、登葱领、罽宾国这线路到达天竺。这两条线路的前半段路程大抵相同，于是有了相遇。法显乘坐商人的船浮海而还，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苏门答腊岛，历经六个月到达长广郡牢山南岸，然后南下京师。“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智猛等“三度雪山，冰崖浩然，百千余仞，飞緪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栗。”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是造成游学者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故《高僧传》云：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绝，或望烟渡险，或附杙前身，及相推求，莫不十遗八九。是以法显、智猛、智严、法勇等，发趾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

　　

　　游学本邦晋末宋初，除了一部分僧人向域外求学带回佛典、译经传播了佛学外，外域高僧来华传道也有力推动了汉土佛教的发展。西域人佛图澄，在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慧远在庐山对南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慧远时形成了南北两大佛教中心，南部以庐山释慧远为中心，北部以鸠摩罗什为中心。鸠摩罗什受朝廷的优待，在关中译经讲道，佛教大盛，吸引南方僧人中掀起了北游关中的热潮。南方僧人竺道生、慧叡、慧严、慧观、僧弼、僧苞、僧鉴、慧安、昙无成、僧导、道温、僧翼都曾北入关中跟随鸠摩罗什谘受学问。

　　当时的南北学风有所不同，首先从僧人讲经依托精舍来说，慧远以僻静、足以息心为由，选择庐山为精舍，与两晋以来的尚玄社会风尚相结合，有超尘脱俗的倾向。其次，游学者的身份与成就也有所不同。慧远之后，南北朝的高僧，“荆陕著名，则以翼、遇为言初；庐山清素，则以持、永为上首。长安人释超进，“年在未立，而振誉关中”，所学自然也是出于关中一支。慧远一支与鸠摩罗什一支相比，罗什派高僧林立，慧远所代表的南方佛学，则产生了许多佛学素养极高的居士，如前文所述雷次宗、周续之、戴顒、颜延之、何尚之等，这是南北方的一个显著差异。

　　最后，南方佛教传承佛图澄之道，严持戒律，道安、慧远都十分守戒。慧远病重，弟子劝饮豉酒、米汁、蜂蜜皆不许；相比之下，庐山一派特地强调清规戒律，这是与北土佛教的一大不同。

　　职业道士的游学一般围绕寻师、搜书、访仙等活动而展开。寻师对职业道士来说十分重要，道教文字记载相对匮乏，尤其是对道教长生之术来说，传授秘诀依靠口耳相传。从葛洪、陆修静、陶弘景早年求学的过程就可以看出，神仙道教的游学活动以寻求“长生之理”为目的。

　　

　　一般道教信徒，也可以称之为处士。他们大多出身士族，对道家文化有很深的造诣，甚至在他们身上往往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征。他们的游学活动带有文化交流的性质。南齐时的名士孔稚圭、顾欢、杜京产、吴苞等人都信奉道教。在中大通三年（531），“南朝时期宫观制度逐渐形成，道馆以山为依托而建立，南朝道教名山中茅山属于其中最为著名者。萧梁时期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士陶弘景就隐居于此，陶弘景深受梁武帝的信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批阅为务。朝仪故事，多取决焉。”

　　道馆中也承担着一部分教义宣讲活动，名师在馆中开讲时，往往能够吸引大批同道中人前来赴会、游学。颍川郡鄢陵县人庾承先，弱岁师从刘虬，博涉玄学、经学、释教典籍，与道士王僧镇共游衡岳，受鄱阳王萧恢的邀请聚众讲授《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

　　孙齐先生通过对南朝道馆的统计得出，在南北朝道馆的分布，建康地区、茅山地区、三吴地区、浙东地区、江州地区、荆湘地区以及北方地区。道馆的多寡也就意味着当地道教发展的情况，南方道教要远盛于北方，同时在南朝茅山地区道馆林立，成为南朝道教的学术文化中心。

　　

　　南朝时期，除了经学、佛学、道学之外，玄学、文学和史学也独立为一门学科。南朝文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且出现第一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书籍《文心雕龙》。诗、赋、碑、铭等多种文体在南朝逐渐的走向成熟，钟嵘著有《诗品》，将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以品论人。昭明太子主编的《文选》则对先秦至梁代著名文学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了汇总。文学脱离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游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择师。

　　南朝时期私人修史逐渐兴盛，世家高门的谱牒之学也是其中一种。周一良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有以下六个特点，即史部著作的独立、设立专职史官、史书的种类和数目的骤增、多种史学体裁并行、谱牒之学的兴起、佛教和道教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之地，如《魏书》中的《释老志》。

　　

　　此外，还有关于技艺的专科私学设立。南朝处士有魏晋遗风，不慕勋爵、荣利，择山隐居，常抚琴弹曲。谯国戴氏在音律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士人以能够师从戴氏受琴为荣，不少痴迷音律的士人不远千里从谯国戴氏学习音律、弹琴。河东人柳恽听闻“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除了戴氏一门，南阳宗氏在音律方面也有盛名，宗炳对弹琴有很高的造诣，桓氏亡后只有宗炳传承了《金石弄》一曲，宋武帝多次下诏辟召，宗炳皆不就。宋文帝“遣乐师杨观就炳受之”。

　　此外还学律学、算学和医学。西晋有律学博士，“东晋、宋、齐并同。梁天监四年（505），廷尉官属置胄子律博士，位视员外郎，第三班。陈律博士秩六百石，品第八”；算学博士，“魏、晋以来，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关康之“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妙尽其能。”李俊霞先生认为，专科教育在南朝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律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的加强”。另外南朝时的书法和绘画也较盛行。

　　游学者们通过游学，增长了自身的见闻，一部分寒门出身的士人通过游学得以跻身仕途，受到重用，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得到了，促进自身阶层的流动。南朝的游学进一步打破了士庶天隔的局面，削弱门阀士族政治的影响，完成了多种思想、多学科知识的兼容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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