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挺之究竟有多厉害？宋徽宗埋下伏笔，神宗给出最终答案

　　赵挺之，1040年出生于密州诸城。在1070年的熙宁三年中，他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他的官场生涯长达四十年，但是在宋徽宗朝的仕宦经历最为引人注目。赵挺之在宋徽宗朝前期一度进位宰执，达到了个人政治仕途的顶峰。但是，短短几年之后，他就被罢相，政治生命宣告终结。其原因颇值得深思。

　　

　　赵挺之常被后人视为新党，然而在神宗、哲宗两朝，他时而坚持推行新法，时而党附旧党臣僚，并没有坚定执守。这种游移于新旧之间的政治立场，党附重臣的政治选择，为赵挺之在官宦仕途上的成败均埋下伏笔。

　　自从1070年入仕后，赵挺之长时间于地方任职，并在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新法。他曾经在德州推行市易法之事，并与黄庭坚发生了激烈冲突。然而，在神宗病逝、旧党复起后的元祐初年，赵挺之非但没有因为在地方推行新法事受到惩处，反而因为他曾“从程颐学”而被程颐、刘挚等旧党重臣视作可用之人。于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经旧党大臣杜纯引荐，被召用入朝，先后任集贤校吏、监察御史等职。

　　

　　在任职期间，赵挺之依附刘挚，卷入旧党内部纷争。他希望从刘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且不遗余力地弹劾刘挚的政敌，例如苏轼等人。

　　在公元1089年的元祐四年，“车盖亭诗案”发生了。当时，赵挺之担任谏职，但因为在党争中“坐观望不言蔡确”而被贬到徐州。这是他第一次因党争受到影响。然而，赵挺之只被贬外任两年，就被召回朝中，重获集贤校理、国子司业等职位。

　　

　　公元1093年五月，门下侍郎苏辙建议让赵挺之再次外任为京东路转运副使。不久之后，赵挺之就被派去了。然而，很快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亲政，于次年四月宣布改元，元祐之政结束，绍圣元年开始。曾支持新法的赵挺之再次回到朝廷，参与了“绍述”之政的推行。在绍圣、元符年间，赵挺之一直在朝中任职，得到哲宗的赏识。他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给事中等重要职务。与此同时，赵挺之也成为了曾布的重要党羽。

　　

　　公元1098年四月，曾布在哲宗面前称赞赵挺之能力出众，赵挺之因此被提拔为中书舍人。赵挺之也回报了曾布的好意。在担任中书舍人后，他上疏论奏党派敌人章惇，并弹劾曾布的朱服迁升不当。因为赵挺之的论奏，本应“牵复节镇”的朱服不得不改任宣州。

　　赵挺之在官场上的政治立场比较灵活，既支持新法派，也支持旧法派，并倾向于党附重臣以保证个人官宦仕途不受政治风波的影响。这种做法使得他被视为“不倒翁”，但也让他背上了一些不好的名声。

　　

　　在与蔡京进行政争时，赵挺之缺乏可信任的同党，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总的来说，赵挺之的政治生涯比较曲折，其政治立场的灵活性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赵挺之作为一个政治游移于新、旧之间的党附重臣，没有站在任何一方明确的立场上，也没有强有力的盟友支持，因而很难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赵挺之在政治上的游移不定，成为了其他政治势力攻击他的把柄，也让他在政争中失去了同党的支持和信任，最终落败。

　　

　　赵挺之在这个关键时刻，决定依附徽宗，提出“继述”之说，意即继承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等先朝的治国理念和政策，以稳定朝纲、巩固皇权，为自己再次谋求仕途机会。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手腕高超，很快赢得徽宗的信任和重用，先后被任命为宰相、权知开封府等职务，成为徽宗朝的重要政治人物。

　　

　　赵挺之在徽宗朝的政治生涯中，主张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倡导节俭、勤政，力图维护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他重视教育，提倡士子深入实际、实践经验，注重培养实用人才，对宋代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他也反对特权和贪污腐败，曾多次整顿官场、打击贪污现象，得到了民众和官员的赞誉。

　　

　　然而，赵挺之在徽宗朝的执政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他过分注重个人威望和地位，追求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有过一些不光彩的行为，如追求荣华富贵、拉帮结派、强求权力等。此外，他也与其他宰相发生了一些政治纷争和权力斗争，如与张商英、杨亿、富弼等人的争执，导致官场上的分裂和动荡。

　　

　　赵挺之是一位具有复杂性格和政治观念的官员，在宋朝政治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神宗、哲宗朝期党附重臣、谋得要职，后因卷人政治斗争而调任闲职，最终依附徽宗，倡导“继述”之说，为巩固皇权、稳定朝纲、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过分追求个人权力和地位、纷争斗争。

　　

　　宋徽宗继位后，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不得不依靠向太后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也需要借助有人望的宰执和重要党羽的力量来打压政敌，特别是章惇。其中，赵挺之作为曾布的重要党羽，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章惇趁徽宗即位之初，成功劝说徽宗将赵挺之明升暗降，曾布对此非常不满，向徽宗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赵挺之仕途受挫的同时，曾布遵循徽宗和向太后的意愿，推行了建中之政，并与台谏及叙复还朝之旧党臣僚一起弹劾章惇、蔡京等政敌。

　　

　　最终，蔡卞、蔡京、章惇等人被劾罢外放，曾布则被擢用为右相，与韩忠彦一起掌握了三省大权。赵挺之由于官职调动及职任限制，并未积极参与此时曾布主持推行的政治活动，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快速升迁的机会。然而，这也正是他避免被列入党籍，遭到严惩的原因之一。

　　崇宁初年，蔡京推行了一系列禁党政策，赵挺之因未参与建中之政等政治活动而未被视为党羽，免于被列入党籍，也避免了严惩。然而，此后蔡京因崇宁政变被罢官，曾布等宰辅也先后辞职离开政坛，赵挺之再次失去了重要的靠山和支持。

　　

　　赵挺之后来于宣和年间出任知枢密院事，但因与宰相吕惠卿意见不合而被贬官，一度被流放至太原。但赵挺之并未因此气馁，仍然不断奋发努力。他善于谋略和治政，多次担任地方官员，颇有政绩。赵挺之在治理当地时，坚持为民谋福利，擅长整顿官场，深得民心。

　　到了绍熙年间，赵挺之再次出任宰相，但仅仅担任了一年就因病去世。他在政治上没有取得过显著的成就，但在地方治理方面却是一位优秀的官员。他在官场上的表现，既有忠诚、勤勉、踏实，又有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这使得他成为了宋代的一个佳话。

　　

　　元符三年（1100年）中后期，宋徽宗开始对向太后的政策不满，驱逐了章惇及其党羽，除去了威胁他统治的主要敌对力量。此后，徽宗开始寻求机会推行自己的“继述”熙丰之政。他对曾布等亲信臣僚多次流露出厌倦元祐旧党的态度，欲“继述”熙丰之政。

　　元祐元年（1101年）正月，在向太后病逝后，徽宗欲行“继述”之政的意图愈发明显。曾布在此时通过与宦官刘援交通，得知禁中密旨，遂迅速转变之前支持建中之政的政治态度，声言“熙丰之法万世不可改”，并开始着手对元祐臣僚进行弹劾。

　　

　　在宋朝时期，曾布奉命主持向太后的葬礼，而赵挺之则担任仪仗使，与曾布成为朝夕相处的伙伴。曾布向赵挺之透露了徽宗想要“继述”之意，并要求赵挺之在葬礼中提出建议以符合徽宗的意愿。赵挺之为了谋求再次得到徽宗的青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曾布的建议，之后致力于打击元祐旧臣，获得了徽宗的赏识，最终被任命为御史中丞。

　　赵挺之通过提出“继述”的倡议，实现了自己的仕途再起，并逐渐认识到紧紧追随徽宗的重要性。他继续在任御史中丞后，按照徽宗的意愿，弹劾元祐旧臣，甚至对一些政治态度温和、支持建中之政的官员也进行了攻击。

　　

　　赵挺之敏锐地察觉到徽宗对曾布已经产生反感的情况，于是立刻改变党附曾布的做法，开始力赞建中之政，攻击王古。最终，王古因放欠事务被罢免出朝。赵挺之的一系列政治决策和行动表明，他已不再党附他人，而是全力逢迎徽宗“继述”之意，力求成为徽宗信赖的臣僚。

　　在崇宁初年，即北宋政治改革时期，赵挺之的地位得到了徽宗的充分认可。在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向徽宗呈上了《爱莫助之图》。在这个图表中，赵挺之的名字出现在“助绍述者”一列中，表明他已经得到了徽宗和支持“继述”政策的官员的充分信任。这使得赵挺之在进位宰执方面打下了基础。他的政治抉择和行动表明，他已经不再附属于他人，而是全力逢迎徽宗的“继述”之意，力争成为徽宗信赖的臣僚。

　　

　　赵挺之主张“继述”并得到徽宗的支持，成功在崇宁初年进入宰执之列。作为宰相，他利用徽宗猜忌蔡京之机，弹劾了蔡京，最终促使徽宗罢免蔡京的相位，并独任右相。但是，赵挺之在宰相任期内对于徽宗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及“继述”之志的坚决性产生了误解，导致最终被徽宗所厌恶并罢相，不久后就去世了。

　　

　　赵挺之的仕途经历不仅仅是个人权势利益的得失，而是与徽宗个人权势以及徽宗朝前期政局的演变密切相关。借助赵挺之倡导的“继述”政策，宋徽宗成功地推行了这一政策，以党禁手段结束了因党争和“国是”之争造成的政局动荡，并巩固了自身的统治。

　　

　　此外，赵挺之与蔡京之间的激烈政争，也给徽宗提供了一个削弱蔡京权力、扶植亲信臣僚的机会。通过颁布御笔和御笔手诏等方式，徽宗逐渐扩大了自身的皇权，实现了“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的理想，并逐步建立起了无法动摇的权威地位。这也导致了徽宗朝前期政治格局的变化，徽宗的个人权力不断加强，逐渐建立了不可动摇的无上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