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

程红兵，1961年生于厦门，安徽六安人，1982年大学毕业开始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市级骨干教师带教导师。上海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上海市市级骨干教师带教导师，上海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湖北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高评委语文组委员，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审查委员，上海市高考命题语文专家组成员，上海市劳模协会科教分会副会长。

学校是否可以交给教育以外的机构承办？比如交给公益慈善机构来承办，交给有社会责任心的知名企业来承办？

这样的机构办学只有独立到足以和教育主管部门相抗衡，才有真正的学校自主办学，也就是说校长可以对教育局长说“不，我们不一定都要按照你的要求做，或许换一种方式效果更好”的时候，学校自主办学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美国有特许学校，英国有自由学校，他们这些学校是由家长、志愿团体、慈善组织等独立运营的、享受国家拨款但不受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辖的学校。其核心理念是“自由办学”，主要模式是“政府拨款，独立运作”。按照我们的话说，就是政府负责拨款、社会力量自主办学。

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引进企业或者其它社会力量，自主办学；校长是否可以不经过教育局任命（或者组织部批准），由校董会聘任；教师是否可以交由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自行聘任，自行解聘。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就是这样一所改革实验校。学校特质可以用三个词语概括：“公立”、“合办”、“新体制”，“公立”说的是学校由福田区政府配置学校用地、校舍建设和教学设施设备，每年按生均经费标准拨付教育费用；“合办”说的是学校由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办学的一所改革实验学校；“新体制”说的是政府与企业成立独立的明德教育基金会、明德校董会，作为学校的委托管理方和管理主体，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所进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其旨归是要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不同于上海的委托管理、集团办学的“内循环”，而走的是公立非公办的第三条道路，其根本特征是“外交会”，与教育以外的社会力量建立合作办学关系，这是真正意义上实施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是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选择。

我们知道制度的本质是权力，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前提是落实与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就涉及到：权力的分配、权力的赋予、权力的使用。

具体说来权力行为是指：分权——教育行政部门向明德学校董事会下放权力； 赋权——董事会向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经理团队）赋权；用权——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规范高效使用权力。

分权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其实是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交出来，给社会机构办学，这无疑是最困难的一步，这也是制约实现教育综合治理的关键环节，没有这一步，其他一切免谈。福田区人民政府是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愿意分权，主动分权，探索教育综合治理新路径，这首先是因为福田区政府部门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全面发展与升级，因此才有随之而来的教育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这是具有自我革命意义的，甚至是颠覆性意义的。这将改变政府职能部门因行政管理的缺位、越位、错位制约学校办学与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改变因权责交叉、责权不明制约基层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的现状。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首要的就是价值导向、思想解放，打破禁锢，积极松绑，创造崭新局面。

福田区政府选择的分权对象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社会力量的选择也将决定这项改革的成败，如果选择对象格局不大、视野不开阔、斤斤计较于利益所得，那是无法实现办学目的的，福田区政府选择的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这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机构，格局大，视野宽，背靠腾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样一个机构决定了它不会是以盈利作为目的，而是把办学作为服务于大众的社会事业来做，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型慈善模式。事实上腾讯不但没有从中盈利，而且注入5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明德教育基金，福田区政府同时配套5000万元，1个亿的明德教育基金使学校有了比较充分的经费保障。学校享有的资源是合适的，除了1个亿的基金外，政府每年按照生均经费拨付学校，保证学校正常运转。

赋权是第二步。董事会获得了政府给予的办学权力之后，以高度的责任感精心挑选学校管理团队，面向海内外招聘，借助企业的选人机制，委托猎头公司选聘管理人才，建立以校长为首的学校管理团队，并赋予实实在在的学校管理权。

用权是第三步。学校管理团队努力实现规范而高效的用权，实施内部治理，将权力落实，从而产生积极的效益。通过实体建制，明确权力边界；通过程序建制，明确权力程序；通过行政问责，明确权力约束，真正建立权力自律。

这种管理机制非常科学，体现在重心下移，学校直接面向董事会，扁平化；企教结合，学校吸收企业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提高效率，注重社会评价，突出社会认可度。

教育治理的关键就是要充分下放权力，包括人权、财权、事权，权力下放不充分，则抑制发展活力；财权、人权与事权不匹配，则制约教育改革。教育治理之下的学校管理主要优势就在于实现办学自主，所谓办学自主，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实现“用钱自主”、“用人自主”、“课程自主”。

用钱自主，就是学校在董事会的指导下建立财务章程，制定采购流程，向区财政局、区审计局报备，今后审计局就根据学校的财务章程和采购流程审计学校的经费使用，实现规范加效益的双重效果。

用人自主，就是学校实行契约型教师聘任，学校独立招聘教师或解聘教师，不再受公办学校招聘教师繁琐流程的约束。事实上明德学校打开思路，不再只从师范院校招聘教师，而是从海内外各类高校招聘教师，明德教师有来自国内著名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四川音乐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的本科、硕士毕业生；也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本科、硕士毕业生，还有香港及海外著名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教师来源不一，形成杂交优势。

课程自主，校长拥有充分的课程领导权，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带领教师放开手脚大胆实施新课程改革，构建适合于学生发展的课程系统，建设全新的课堂，建立全面的评价体系。以全新的办学质量实现教育治理改革的目标。

把教育打开，走出教育界自我封闭的圆，或许一个新的局面就会出现，实现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