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术孕育的品质与精神

　　原标题：四川美术孕育的品质与精神

　　在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进程中，四川美术的地位格局随着历史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后这三个主要阶段爆发出了独有的历史张力，并由此凝聚出独特的品质与精神。

　　中西创作理念的融汇

　　自抗战开始，融汇中西的创作理念一直流淌于四川美术的文脉血统中。上个世纪初，西方多元思潮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术领域更是首当其冲。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吕澂、鲁迅、徐悲鸿等人都曾倡导对中国传统美术进行革命。美术革命论的萌发掀起了西风渐进的潮流，在抗日救亡的现实需求下，艺术家们试图发展出一条兼容并包、取中西长处的现代化美术创作道路，故而涌现出诸如蒋兆和《流民图》、吕斯百《四川农民》等佳作。

　　前人的实践为后人指引了方向，作为川美“国画双雄”之一的李文信，将西方写实造型技法与传统中国画相结合，以素描式水墨人物享誉全国，后来又将这一经验应用到山水画创作中。版画家吴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小站》《炊事员》《蒲公英》等，对传统中国画和花笺进行借鉴，将书法和印章元素巧妙地运用到版画中。川美雕塑系从传统石窟雕塑、西方古典雕塑、苏联雕塑中汲取营养，在不同观念的碰撞中进行探索和创造，创作出了《收租院》这样的旷世杰作。在油画上，四川的画家也长期吸取西方写实造型的技法与经验，川美曾通过开设罗派班、马派班的方式培养人才，而艺术家也会基于个人审美选择学习的对象，正如罗中立受到查克·克洛斯影响、何多苓受到安德鲁·怀斯影响、程丛林学习苏里科夫、张晓刚推崇籍里柯、周春芽受到表现主义影响那样……四川美术家始终坚持中西创作理念的融合创新，对本土传统和社会情境进行描绘再造。

　　革命传统和人性表现的统一

　　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开始通过对美术教育院校、美术创作出版机构调整来推广延安美术所取得的经验，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促使美术领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四川美术界为此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艺术家们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人性感怀倾注到革命、民族融合、知青、工业和新农村建设等题材之中。比如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丰中铁的《新安江水电站》、徐匡的《草地诗篇》都是代表性的佳作。

　　“文革”结束后，四川画派又一次吹响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号角，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以及王川的《再见吧！小路》等作品展现了对时代的思考。而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突破了“工农兵”的空间道德秩序和创作惯性，着力于表现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四川画派所引领的美术潮流，像一股久违的春风拂过人们的面颊，将中国艺术推向了新的境界。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共生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发展总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密切相关，而现实主义风格长期占据着主流位置。中国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初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与“学院写实主义”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审美上的判断，正视社会现实，着力于展现社会大众的诉求和渴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美术主要呈现出抒情性现实主义的基调，不仅贴近生活，更展现出对人民的关爱以及对民族解放、集体主义、社会建设的歌颂，在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文革”后四川画派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拓展了中国现当代绘画的表现形式。时至今日，仍旧有许多具有现实主义思想的佳作不断涌现在公众眼前，比如向辰麟的《留守老人之赶工》、马力平的《高原汽车兵》等，其主题内容都紧随时代而变化。

　　而当下的四川美术呈现出的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和谐共生的状态，除了国油版雕等传统艺术门类，还新增了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摄影艺术等新兴先锋艺术。许多艺术家在风格、观念层面都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和影响，艺术地域的区分也逐渐变得模糊。比如何多苓创作了许多充满现代主义特征的“精神肖像”；王川在抽象创作道路上耕耘探索；周春芽开始一遍遍地描摹他心中恣意生长的绿狗与桃花；冯斌将传统水墨与丙烯、电脑绘画或是装置相结合，不断探索传统山水画新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思潮影响下的艺术题材、创作技巧和风格特征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二者的目标都是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映。如果说现实主义描绘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么现代主义则是用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表现方法来表现生活，从“心灵”和“自我”的角度折射社会的现状。从这一角度来看，四川美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共生局面沿袭了同样的精神——即对社会、当下以及人的关注。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四川美术家与社会变革同频共振，为人民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承载的品质与精神，最终奠定了四川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版图中的格局与地位，并将持续启发四川美术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黄凌子 黄振，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