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生驱动的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探索——2021年北京市社会治理发展状况

　　摘要：2021年，北京市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接诉即办”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以民生诉求大数据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日趋主动化、精准化，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超大型社区基层治理创新、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城市更新系列任务的推进，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迈出新步伐。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起步，平安北京建设深入推进，城市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式和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痼疾顽症，首都社会治理需要在党建引领下，持续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智力化水平，推动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更加完善。

　　关键词：社会治理 超大型城市 ?党建引领 民生需求

　　2021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北京市实现“十四五”规划纲要目标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全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积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七有”目标和市民需求“五性”特点，深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十四五”期间，北京市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更大程度地提升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幸福城市。

　　2021年北京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

　　2021年，北京市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不断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明显成效。平安北京建设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新在全市各区全面展开，城市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确保了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顺利筹办。戳↓↓一图读懂。

　　（一）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推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党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北京市不断推进以基层党建带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通过吸纳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公共问题的解决。全市各区、各层级积极调动辖区资源，充分发挥党员“双报到”的先锋模范作用，打造为民服务“党建同心圆”，在不同程度上探索鼓励和引导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2021年6月24日，北京市启动了“民生工作民意立项”工作的小微尺度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由于北京市中心城区建成历史久，受地域面积和空间限制，大面积、大规模进行城市公共空间重建并不现实，迎合居民需要对城市小微空间和边角地带加以改造，更能直接快速解决居民的现实需求。党建引领下以民生需求出发的民意立项工程激发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项目启动后，通过居民需求调研、社区座谈等方式，全市前后有27万居民参与建议，约200名设计大师、专业设计师志愿者和责任规划师参与了项目的策划、设计与实施改造，为城市边角地带设计出100项符合民意的示范项目，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精品城市公共空间。

　　在基层党建引领下，北京市各区健全“参与型”的社区协商常态化和规范化机制，通过社区议事协商会平台推动居民参与基层社区事务治理。2021年，全市3000多个社区成立了社区协商议事厅，规范了社区基层民主协商工作流程，制定并完善了社区议事协商指导目录。社区议事协商会拓宽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治理的渠道，居民通过多方协商讨论他们普遍关心的社区事务，推进了社区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的解决。在社区党建引领下，驻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共同参与，推动了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社区单位和居民的沟通联动，吸引了居民的参与，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格局的形成，基层治理合力得到明显加强。部分区在党建引领下，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建立互联网社区治理平台“社区通”，引导居民参与小区公共事务讨论，协商解决小区难点问题，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创新了基层治理的参与渠道。

　　（二）民生需求驱动的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模式步入法治化发展轨道

　　2021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提出要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等基层管理机制经验，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街道社区下沉，加快建设现代社区。北京市“接诉即办”社会治理模式从最初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发展到“接诉即办”，逐步向“未诉先办、主动治理”发展深化。在三个阶段的发展实践中，通过以居民为主体的问题发现与反馈机制，近年来北京市解决了一大批民生问题。从2019年到2021年，12345市民热线受理居民诉求超过3000万件，其中前10类问题主要包括：疫情防控类问题424万件，市场管理类问题297万件，住房类问题177万件，城乡建设类问题163万件，交通管理类问题139万件，公共服务类问题135万件，社会秩序类问题129万件，卫生健康类问题113万件，教育类问题101万件，劳动和社会保障类问题100万件。各类诉求经12345热线平台的三级派单体系派往全市16区及所属343个街乡镇和上百家市属委办局、国有企业及电商平台，居民诉求问题解决率达85%，群众满意率达90%，城市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2021年9月，《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北京市“接诉即办”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进入制度化、规范化阶段。《条例》的制定以保障民生服务为核心，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向全市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提供24小时的咨询、问题举报、诉求反映和查询服务，以立法形式保障社会主体的权益，确立了各社会主体以制度保障全面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条例》强调从居民诉求中抓住突出问题，推动全员参与社会治理，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切实履行以民生需求驱动的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条例》的通过，以立法的形式固化了北京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经验。《条例》立足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通过明确政府职责，完善部门工作体系和工作流程，突出了街乡镇等属地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了完善的群众诉求受理机制，为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提供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法规制度保障。《条例》是一部具有北京特点的“首都原创法”、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服务法”、固化实践成果的“制度保障法”、鼓励继续探索的“深化改革法”。《条例》“作为全国第一部规范接诉即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为构建超大型城市主动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撑。”

　　（三）大数据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日趋主动化、精准化

　　2021年以来，北京市建立?“每月一题”机制，聚焦市民诉求量大、涉及面广的问题，每月集中针对一个主题进行深入应对，集中治理。“每月一题”主题的确立是依据“接诉即办”年度体检报告和12345热线平台的民生大数据，选取的主题包括市民诉求量大、涉及面广的普遍性问题，长期存在、有解决难度但通过力量整合能够解决好的问题，以及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大的突出问题。“每月一题”的主题确定后，由政府牵头，通过建立联动机制，明确主责单位，研究解决思路，抓住高频难点共性问题主动治理。2021年，全市共确立了12个主题、27个问题做为“每月一题”的治理主题。12个主题包括无证“房”“车”问题、劳务和消费纠纷问题、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社区管理问题、教育问题、交通管理问题、医疗服务问题、停车管理问题、养老问题、农村管理问题和房地产市场管理问题，每个主题集中治理两到三个重点难点问题。例如，2021年，北京市在城区部分重点区域的重点点位和住宅区安装了638个充电桩，缓解了居民社区充电桩不足的问题；完成了127项道路交通噪声降低项目，缓解了噪声扰民问题；针对养老机构收费和服务问题，建立1015个养老助餐点，建设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家养老保障问题（具体数据见表1）。

　　

　　2021年11月，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指导意见》，继续深入推进“接诉即办”治理模式主动性和精准性，通过拓宽渠道发现问题，对季节性问题、周期性问题、风险应对问题、企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等可前瞻的高频问题，通过数据分析、综合研判落实未诉先办、主动治理。“每月一题”机制以治理主题年度动态调整的方式保证了其持续性。

　　（四）超大型社区基层治理模式探索取得初步成效

　　2021年4月18日，国家发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部署，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北京市在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中，依托“接诉即办”，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书记为统领的基层精细化管理体系，深化治理资源、力量向社区延伸，全面启动推进“区-街道-社区”三级协商联动，解决基层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

　　对超大型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具有首都特点的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内容。位于北京市北五环外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以下简称“回天地区”），占地面积6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80万，是北京市居住人口最为庞大的居住区。这里老旧小区众多，基础设施配套普遍不足，公共服务与中心城区相差较大，居民幸福感和满意率相对不足。2018年8月，北京市启动“回天三年行动计划”，开始了破解超大型社区治理难题的实践探索。通过党建引领、部门下沉，针对居民诉求比较强烈的交通出行问题、物业管理问题、群租房问题、垃圾分类等问题，市区两级上百家部门和单位对接社区，集中力量应对社区居民反馈的各类型问题。3年来，12345市民热线及回龙观社区、天通苑社区网站收到居民诉求信息达7万余件，累计梳理居民意见2000余条，各层级部门和单位开展服务3400余次。市、区两级部门在“回天地区”专项治理中，清理群租房近900套，规范店外经营行为4600余起，定点投放电动出租车80余辆，设置专属停车位50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回天地区”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出租房问题、违法经营问题和交通出行难等问题。作为涉及民生的“两件关键小事”物业管理难题和垃圾分类问题也得到重点关注。回天地区启动了“绿色觉醒——回天环保联盟招募令”的垃圾分类主题活动，16家社会组织和众多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结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的实施，“回天地区”强化“三率”建设，134个小区组建业委会46个、物管会81个，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由原来的14.9%提高至94.8%，回天地区物业管理逐步走向有序。2021年7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提出要结合《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完善超大型居住区城市功能修补更新，持续推动首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稳步推进

　　做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以来历次会议精神，解决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北京市城市建设历史悠久，老旧小区数量庞大。许多老旧小区建设时代久远，在设计规划方面缺乏科学性，对居民的实际需求缺乏充分考虑，老旧小区内部基本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现有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因为老化陈旧而失去了使用功能。由于受到小区空间格局的限制，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建设。为全面做好老旧小区综合治理工作，北京市对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及居住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建立了全市统一的老旧小区治理改造数据库。2021年5月10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发《2021年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5月25日，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关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实施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2021年6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对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房改造、老旧厂房改造、老旧楼宇、核心区平房等提出具体的改造意见。年度内系列政策文件的制定发布有效保障了老旧小区治理改造的稳步推进。

　　北京市对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包括综合治理和综合改造两个方面。综合治理包括拆除违法建设、群租房治理、清理地下空间、治理开墙打洞、构建社区治理体系和完善物业管理体系等。综合改造涉及对楼体本身的改造和对社区公共区域的改造，具体包括加装电梯，楼立面粉刷清洁、抗震加固、设备设施更新等。综合治理的项目是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必须完成的内容，综合改造的项目则根据小区居民意向有选择地进行。2021年8月27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规划》，《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的八项主要任务：滚动实施，压茬推进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危楼、简易楼改建腾退工作；支持配合推进中央单位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广泛发动群众，全面推进社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创新实施模式，大力推进社会力量参与；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健全改造标准规范体系；多措并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注重长效治理，健全物业管理机制。2021年11月10日，北京市发布第五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公告，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等8个区的61个项目纳入改造名单。至此，2021年北京市已有555个项目、558个小区纳入改造名单，合计改造楼栋数32512栋、总建筑面积约2044万平方米，总数量为历年最高（具体数据见表2）。

　　

　　（六）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开始起步

　　以数字化助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是国家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2021年8月3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城市数字智能化转型正式启动。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引领工程能够加速建成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体系，从根本上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突破在于以数字化提高社会治理的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提高基于高频大数据精准预测预警能力，实现跨部门协调治理。通过3D智能扫描、二维码感知服务、城市视频监控网络等感知终端，对城市各类空间实体进行赋码，实现一人一码、一物一码、一事一码，通过数据、算法、算力系统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数据基础，形成数字化治理的多场景应用模式。例如，“以数据和数据化为抓手，统筹北京地区医疗资源，打造健康服务共同体，推动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由‘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汇聚基于一人一码建立的健康数据，利用多种隐私计算技术，在充分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建立健康数据共享机制。通过数据分析、基因技术、AI预测等技术手段，构建跨体系数字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集成智能医疗、疾病预防、幸福养老、健康生活、健康运动等服务，重构数字化的健康服务产业链”。

　　2021年8月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论坛报告指出，北京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40%，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4.4%。数字经济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新引擎的同时，也为城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催生下，北京市各区积极推动“数字跑路”，利用网络通信逐步落实“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海淀区建立起全国首个利用区块链技术支撑下的政务服务平台“长安链，实现了国家级、市级、区级不同类别数据的多场景应用，居民能够对一系列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程网上办理。”石景山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信息手段，先后建设研发了风险防范预警智能化平台、预付费监管服务平台、“实时解纷”矛盾多元化解平台，构建了适应市域发展阶段的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新格局。目前，北京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还处于起步阶段，科技与数字在未来城市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发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通过体制机制完善，推动科技创新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积极应用，使数字化赋能城市社会治理，建成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体系。

　　（七）市域社会治理试点有序推进

　　为更有力地统筹资源和力量，把社会治理放在市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中实施，可以提升社会治理的力度和有效性，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确保首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按照首都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4种区域类型，北京市将16个区进行分类，结合各区的区位特点和地域特色分别进行市域社会治理的试点创新，积极破解“大城市病”，努力把重大风险和矛盾纠纷化解在市域范围内。各区依据区情特色，在试点创新中明确具有各自优势的领域和方向，设计具有针对性的重点任务，以机制创新形成经验性的做法。例如，预付式消费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由于监管主体不明确、市场流程不规范、预付资金监管制度滞后、信用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预付费消费连续出现暴雷、跑路现象。通过对预付费消费的重点领域和行业如校外培训、房屋租赁、文体健身等预付费经营企业列入管理系统，对其结清资金加强监管，有效地维护了消费者权益，防范和规避了风险。各区积极尝试从源头上避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产生，通过搭建平台，建立重点领域监测预警机制，引导法律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力量为居民提供专业的业务指导，参与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有效推进平安北京建设。近年来，北京市群众安全感始终处于高水平且呈现逐年提升态势，在北京市“七有”“五性”监测评价体系中，“安全性”得分常年来排在其他指标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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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十四五”时期，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作为超大型城市，北京市社会治理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国、全球不断发作，城市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元，社会矛盾和冲突相互影响，社会治理所处的环境和形势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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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型城市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和“城市病”现象突出

　　首都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依然尖锐，城市社会问题类型多样，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特殊人群和弱势群体服务管理力量不足，社会服务、城市风险防控等领域还存在弱项，与日益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特点的居民生活需求相比，公共服务水平还有差距，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以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例，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429.9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19.6%，与2010年相比上升了7.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91.2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13.3%，与2010年相比上升4.6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问题包括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压力的加大，社区和公共服务区域适老设施的不足，医院、养老机构和床位的供给压力等。而且，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大，家庭和社会、政府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要满足老年人安全稳定且有一定品质的养老生活，在医疗保健和福利保障方面，需要政府做出更多工作；在多样化、有质量的服务提供方面，需要市场和社会做出更多努力；在日常的社会照料和精神生活方面，需要家庭和邻里提供更多的付出。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方面，以北京市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数量看，北京市面临的压力较大。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基本框架下，北京市社会治理还存在许多需要突破的治理难题，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方面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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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公共空间不足，社会治理的社会化程度有待持续提升

　　北京市社会治理格局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力量强大，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足，社会力量自身的能动性欠缺。社会组织能力和专业人才队伍、服务能力都不能满足首都发展的需要。社区服务水平和社区自治能力还没有达到居民的需要。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公共治理空间还明显不足。公共空间的培育和发育除了需要制度、政策上的支持外，物理形态上的公共空间也是培育居民公共意识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来说，以往在城市建设上对社区空间规划重视不足，对居民的社区交往与闲暇功能考虑不够，社区公共空间对社区文化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育作用未得到发挥，使得社区建设与发展中社区特质培育不充分，社区精神彰显不够，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意识不足。做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功能依然偏重，居委会服务居民的空间被挤压、服务内容形式化，服务质量不高、服务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面向一老一小的社区服务资源明显不足，社区设施适老化、儿童友好化改造滞后，多功能、复合型、亲民化的社区生活场景打造不够。2021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若干意见》的通知，强调要从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供给，加快补齐服务场地设施短板等方面着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通过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供给、服务场地设施补短板行动以及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建立起凝聚居民情感纽带的公共空间，塑造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使居民具有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也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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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风险突出，城市风险治理挑战多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需要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重视平安建设的重大意义。从最近一、二十年城市安全风险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来看，超大型城市安全治理的形势非常严峻。超大型城市安全涉及的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安全风险本身的来源也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城市安全的重要因素。北京是超大型城市，是国家的首都，承担着国家政务活动和国际交往活动的各项任务，其功能与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安全是其一切工作的基本考量，要确保各项活动安全、高效、有序运行。北京也是人口和要素大规模、高频次流动的城市，城市安全防范不仅包含反恐防暴、违法犯罪等社会安全类事件，也包括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类事件，在当前的形势下，更要时刻高度防范公共卫生类事件。结合北京市承办的重大项目如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活动，需紧紧围绕“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关键环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高标准把牢疫情防控关口。同时，需进一步强化公共安全与风险防控工作力度，确保各项重大活动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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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社会治理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1年8月27日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十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和媒体中心，也是中国网都。北京市聚集了全国90%的重点网站，每天有80%的境内网民和数百万境外用户浏览北京属地网站。网民群体日渐壮大，网络舆情已成为反映现实社情民意的风向标，互联网也成为公共事件发源、发酵、传播的主要场域。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全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一直受到境内外媒体的关注，也是国际舆论场的焦点。网络舆情在为党政部门听取民情民意、引导社会舆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一种新手段的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和网络治理增加了难度。由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为主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催生的信息渠道，已经凭借其无孔不入的快速传播能力占据了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件发源、发酵、传播的主要场域，成为境内外关注者们寻找新闻线索的重要渠道。同时，小视频、网络直播、弹幕等新传播形式也层出不穷。新媒体在引爆和传播涉稳舆情中的影响作用大，为网络空间治理带来很大的舆情风险，如何实现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和响应，提升北京市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和网络舆情的引导能力，用好、管好、发展好新媒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进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措施

　　总结经验，直面问题，2022年，北京市社会治理仍需坚持落实“四个中心” 城市战略定位，在深刻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发展形势下，完善提升，在更高起点上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为“十四五”时期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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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社会治理专业化的提升工程

　　经过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检验，北京市社会治理在各个领域存在的弱项和不足之处逐步呈现了出来，这些潜藏的弱项和短板，和首都超大型城市发展中难以避免的显性社会问题及“城市病”相互交织，使各类问题更加复杂。对这些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整合各方资源，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以专业对口的精准策略实现社会治理的效能。街道社区是社会治理的主场域，社区社会治理承载着服务居民的众多功能，结合北京实际，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学习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以团队化的专业力量提高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水平，解决好社会治理的各类痼疾顽症。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疫现状，针对社区治理短板，由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发挥组织作用，带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五种力量积极行动，形成“五社联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2021年，北京市制定发布了《北京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在3年时间内，协助城乡社区重点培育服务型、公益性、互助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围绕为民服务、邻里互助、公益慈善、文体娱乐等活动，重点集中服务长期存在于社区的一些治理重点和难题问题，如社区安全防范、矛盾纠纷化解、物业管理、环境卫生、志愿服务等，以社会组织的专业技能和力量实现精准治理。社会工作者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使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救助、心理援助、儿童服务和保护专业性服务项目中发挥作用，为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提供必要的服务。引导和鼓励社会单位通过赠予、捐助等形式对志愿服务提供帮助支持，形成市场化、社会化的筹资渠道。“五社联动”作用的发挥是实现社区治理专业化、精细化的有效路径，对于加强居民自治、开展社区动员、完善社区服务、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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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社会力量的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

　　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需要把握社会治理规律，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推动社会力量有效有序参与。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进社会组织的参与范围与深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和项目奖励等方式，将可以由社会组织完成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社会组织完成，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策支持上，需进一步完善市级、区级、街乡镇三级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构，确保市级、区级社会建设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社区公益事业补助资金、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的有效使用；依托不同层级党群、政务、社区服务中心以及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平台等设施，为社会组织提供场地支持、资源对接和人才培养等服务。市级、区级和街乡镇三个层面统筹各层级人才资源、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分层分级建立社会组织领域专家库，为各层面社会组织发育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依据不同社区自身特色，形成由相关部门、驻区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参与的平台，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效能。通过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实现社会力量的有机整合，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对各层次、各领域、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利用好城市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等社会力量，畅通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的参与渠道，形成新形势下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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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城市更新和小微改造，营造社区参与的公共空间

　　社区空间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场域，是形塑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基本场所。在社区公共空间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形成居民共同的社区文化和社区记忆，是推进基层社区治理效能的重要方式。2021年，北京发布了《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2025年）》。针对社区公共空间不足、治理资源缺乏的困境，借助城市更新行动，在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力度的过程中，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形成特定社区居民共同拥有的社区文化空间，通过开展居民感兴趣的社区公共活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202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若干意见的通知》和《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等行动纲领，按照各行动纲领目标，未来城市更新、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应充分考虑为包含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在内的城市公共空间营造，推进不同群体参与和融入城市公共生活。满足社区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性休闲活动需求，城市小微改造应为不同群体打造舒适、具有趣味性的公共活动场地，制作圆形休息座凳，增设绿环，打造一个个小型的“城市森林”等，形成儿童友好、适老化、老幼共享、中青年回归的社区公共空间，实现公共空间共建、公共难题共治、公共服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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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城市韧性，提升后疫情时期城市风险治理能力

　　从平安建设的角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必须从战略上强化风险意识，从战略高度关注各类安全风险，以强化事前预防和监控作为城市安全常态化治理的思路，转变以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治理模式，通过强化预防、监控、评估、发现和完善风险防控各环节，打造出严密而高效的城市风险防控网，形成科学有效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根据城市运行的基本特征和人口流动规律，制定应对疫情风险的策略与方案，加强预测与演练，形成具有较强学习型与适应性的防疫治理平台，提高防疫、抗疫的科学性、高效性和精准性。提升城市韧性，在确保城市具备有效防疫、安全防灾能力的同时，还能够保障城市的日常运转有序进行，居民工作与生活不受大的影响，城市能够为居民提供顺畅的工作生活场景。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安全发展任务单独成篇，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完善首都安全体制机制，系统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确保首都大局持续安全稳定。为维护首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需持续完善首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体系建设、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积极推进在全市各社区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站，提升群众安全感。积极探索市民热线平台的深度应用，实现热线数据与“城市大脑”的数据链接，通过综合分析居民诉求问题和风险因素，提升对居民需求和城市治理问题的感知预估能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应急处置能力、城市运行风险的精准研判能力，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和防范能力，实现城市风险防控主体多元化、技术精细化、安全教育普及化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有序和有效参与，以科学精细的流程设计，从根本上提升城市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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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网，构建立体化、智能化的网络治理体系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终端对社会交往和舆论传播的广泛渗透，构建立体化、智能化的传播体系成为可能。建立日常监测、突发事件监测和重大事项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及时可靠地对舆情做出预警，维护网络空间安全。日常监测主要是随时了解网络舆情动态和方向。突发事件监测需要针对突发事件加强对重点人员、重点领域的检测预防事件发生。当前，对各层级政府及其部门实施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前，要求必须开展重大事项风险评估。特别是关系到相关主体切身利益的工程和项目，需要通过严格的评估设计，预测重大项目和工程引发事件的风险与可能性，判断并制定完善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的预案，确保将舆情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利用舆情采集、监测和分析技术，借助大数据技术，确定事件传播的目标群体，通过细化分层实施精准治理。通过密切的舆情监测，在庞大的数据信息中找出有可能带来舆情风险的信息，加强监测和追踪防范，正面引导舆论方向，掌握主动权，积极消解可能发生的舆情事件。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入开展互联网舆情发展规律研究、趋势判断和应对策略分析等研究工作，为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对策或建议。完善立法，对网络事件的恶意不实报道和有非法意图的媒体机构新闻报道用法律手段制约。在对违法言论和恶意攻击依法治理的同时，展示主流社会对年轻网民的耐心和热情，平等对话，凝聚社会共识

　　作者：马晓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社区研究。

　　文章摘自：《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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