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困境:解构中印不对称竞争|国政学人
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困境:解构中印不对称竞争
作者:蒲晓宇,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金砖国家、美国战略等。
来源:Xiaoyu Pu,?“The Status Dilemma in World Politics: An Anatomy of the China–India Asymmetrical Rivalr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15, No. 3, 2022, pp. 227–245.
导读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世界政治最显著的发展之一,中印竞争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地位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通过地位困境的框架审视中印关系。通过仔细对比地位困境与其它三种冲突模型,尤其是区分地位竞争与地位困境,本文试图澄清世界政治中地位困境的逻辑和机制。地位困境意味着高估了地位竞争性的一面而低估了地位目标的潜在相容性。本文将表明,尽管中印之间的确存在竞争性关系,但两国互动并不总是零和博弈。权力不对称(asymmetrical power)和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是中印关系中误解的重要来源。本文的研究兼具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地位困境为解读新时期的权力政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政策制定者应避免决定论式的零和思维,同时应现实地评估由地位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印元首一直努力改善中印关系。2014至2019年,双方领导人多次举行高级会晤。然而,高层互动未能带来两国双边关系的显著突破。相反,2020年夏天,中印两国军队在有争议边界的多个地点发生了对峙,两军在加尔万河谷的冲突导致了自1975年10月以来中印边界冲突的首次死亡,致使局势进一步升级。为何中印两国强大的领导人无法修复双边关系?如何解释中印持续紧张的双边关系?
国际冲突起源的传统解释
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和安全困境(the security dilemma)是解释国际冲突起源的两种传统模型。利益冲突模型认为,各国在关键的国家利益方面有着相互竞争的主张和偏好。在这种模式下,至少有一方希望改变现状,冲突不是由误解或不确定性驱动的。安全困境模型则建立在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之上,认为在两个致力于维持现状的国家中,一国为提高其防御能力所采取的措施可能造成军备竞赛恶性循环,最终危及所有国家的安全。
地位重要吗?
在世界政治中,地位被定义为“有关一个国家在重视的属性(财富、强制力、文化、人口、社会政治组织和外交影响力)所取得的排名的共有信念”。地位具有关系属性和社会属性,取决于他者的承认。人们/国家追求地位是出于心理和/或功利动机。出于心理动机,人们常常视地位具有内在固有价值,并将追求地位本身视为目的。出于功利动机,地位又会被视为实现其它功利性目标的方式途径。
行为体的行为通常同时受多种动机的驱动。如何区分行为体的行为是出于地位动机还是其他动机的作用?第一,研究地位政治的学者不需要证明地位是行为体的唯一动机,他们只需要证明地位在某些方面如何影响了外交决策过程。第二,当地位被视为首要目的时,国家通常愿意为其付出高昂的代价,国家将会做出某些不符合其物质利益的行为,这时我们就可以证明这类行为是出于地位动机。第三,虽然地位与权力有时相重合,它们在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中依然可以区别开。
地位困境、地位竞争
地位竞争是指为了提升自身相对另一国的地位,至少有一国有动机改变现状。由于地位具有稀缺性和不匹配性(status discrepancy),且国家通常追求较高的地位,对地位的争夺是国际冲突的一个主要来源。在一些情形下,国家间的地位竞争被视为零和性的博弈。
地位困境则与有关国家就地位信号的沟通而产生的误解有关。威廉·沃尔夫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地位困境的产生源于国家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无法确定对方是如何看待自身地位的。“由于缺乏确定性,一国领导人可能会认为本国地位受到了挑战,即便事实不是如此。”本文对地位困境的概念进行修正。本文认为,地位困境是指在两国地位诉求彼此兼容的情况下,由于对地位信号无法确定和对其产生误解而造成两国关系恶化。因此,信息不对称是地位困境产生的根源,其结果对任何一方都不是最理想的。本文对地位困境概念的界定在两个方面区别于沃尔夫斯的观点:第一,沃尔夫斯似乎强调地位政治是零和性的,本文强调地位的非零和性质。第二,沃尔夫斯侧重产生地位困境的战略性与体系性因素,本文则提出地位困境产生的新机制。
如果地位政治通常是竞争性的,两个国家地位目标何以可能相容?如果不同国家的地位目标是可以相容的,为何国家不能清晰地传达各自的意图?地位信号传导过程中的误解又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人们倾向于误将地位的竞争性等同于零和博弈。如果地位被视为“位置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那么地位竞争的确是零和性的。当地位被看成一种“俱乐部式的物品”(club goods)时,地位竞争不具有零和性质。其次,地位的稀缺性有时被夸大。由于高地位通常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人们有时需要在地位与其它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并非总是寻求地位“最大化”。最后,国家及其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着与信号和认知相关的许多困境。从战略上讲,各国有动机掩饰其真实意图。从政治上讲,领导人通常面临多重观众,地位信号在传递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入偏见。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由于认知偏差和动机性推理等因素的存在,国家之间有时会误解或误判对方的意图。
该表格根据作者文中的表格绘制
对中印持久冲突的传统解释
中印边界纠纷具有复杂的背景,两国对边界划定具有不同偏好。两国对现状的本质和起源缺乏共识。双方谈判立场相距甚远。利益冲突模型可以解释中印持久边界纠纷的核心,未解决的领土争端通常会形成持久的对抗。安全困境也可以解释中印竞争的其它方面。例如,安全困境可以解释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印度对西藏的政策以及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此外,民族主义、国内政治等因素也值得注意。总之,利益冲突和安全困境都非引发中印紧张关系的唯一根源。
地位竞争与中印竞争
实现大国地位一直是印度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当前印度的政治领导人已经把提升印度地位视为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追求国际地位也是中国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目标。几十年来,中国和印度一直在争夺国际地位。两国在冷战初期争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地位。冷战结束后,印度对国际地位的渴望与其被接纳的程度之间存在差距。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而言更稳固。作为一个更为强大的大国,中国对印度国际地位追求的态度有些半心半意。当印度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国与中国交往时,印度精英通常抱怨中国倾向于仅将印度视为一个南亚区域国家。在全球层面,印度渴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加入各种国际机构,但中国在接纳印度的大国抱负的某些方面持模糊态度。
在地区层面,印度和中国经常在南亚争夺地位。印度对任何域外大国在南亚的存在都很敏感,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是防御性的。但总的来说,中国对此既不认同,也不承认。很少有中国分析人士能够深刻理解印度对中国在南亚或印度洋的存在保持高度敏感。印度将自身视为印度洋的主要大国、印度洋地区天然的领导者,并且将中国加强与印度邻国关系的任何尝试都视为一种威胁。印度一直将不丹视为其保护国。随着中国开始改善与不丹的关系,印度对中国与这个被称为“隐士王国”的国家的直接往来感到不安。通过在洞朗开展军事干预,印度暗示自己是该地区的领导大国。因此,这场对峙不仅仅是关于领土问题,与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息息相关。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多重担忧,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削弱印度在南亚长期的主导地位。
均势政治不仅具有安全影响,还部分地反映了中印地位竞争。双方都担心对方的包围可能不断扩大。印度认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是一种均势行为,抱怨中巴关系反映了中国的地位均衡策略。而中国将印度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增强与日美两国关系的战略调整视为印度试图在该地区构建潜在的“反华俱乐部”。
地位困境与中印竞争
地位困境意味着地位的竞争性被夸大,地位目标的兼容性被低估。中印两国的地位政治在多个领域都是竞争性的,但在某些方面,地位的竞争性质被夸大了。
尽管在多个方面存在紧张关系,从长远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地位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曾对中印关系寄予厚望,希望两国合作推动亚洲崛起。目前中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印度崛起的战略动机。实际上,印度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多极世界偏好是一致的。同时,印度在成为大国的道路上也需要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不幸的是,对彼此意图的误解和沟通障碍导致双边关系紧张。许多印度人抱怨中国对印度的关切无动于衷,还认为中国不愿承认印度日益上升的地位。这种看法与中国外交政策界的主流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印度过度强调双边关系中的零和竞争而忽视了中国提升双边关系的努力。中印双方似乎都对对方的意图和行为感到担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误解和不确定性造成的。
精英和民众有时都高估了世界政治中地位的竞争性质。地位并不总是一种稀缺资源。与权力竞争不同的是,中国和印度可能有更多的空间来调和彼此的地位目标。例如,中印两国在各种多边平台上开展合作。即使中国和印度都在联合国内努力争取国际地位,它们的一些目标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此外,崛起国并非总是寻求更高的地位。多数研究假定崛起国总是追求高地位,但事实上,中印两国有时出于理念和工具价值的原因,需要强调自身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因此两国的地位目标并不总是相互竞争。
在国际关系中,误解可能有多种来源,包括认知错误、动机推理、政治障碍等。权力不对称和动机性推理是中印关系中误解的两个主要来源。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称,正是这种不对称使印度对中国的行为过度敏感,也使中国有时忽略了印度的关切。这也给印度在面对中国挑战时提供了捍卫自身地位的额外动机,因此印度有时会过度反应。中印两国均对对方存在误解。印度和中国似乎都认为对方的行动比实际情况更连贯、更消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印度精英往往夸大中国行为的竞争性和连贯性,特别是,当中国的一些政策可能是受意外因素驱动时,许多印度人将中国的每一次行动都解读为中国零和思维和有意算计的结果。中国对印度的行为和意图也存在误解。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精英倾向于从大国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印度,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印度的行动力和自主性。尽管印度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但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倾向于认为,印美伙伴关系反映了莫迪对抗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
基于历史记忆和国内政治的动机性推理可能会加深两国间的误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信息的评估会受到个人动机的影响,而非客观地评估。将其应用到国际关系中,国家并不总是直接应对国际威胁或机遇。由于中国和印度都有后殖民意识形态,受害者心态强化了两国在领土争端中博弈的立场。此外,1962年的边界战争深刻地塑造了印度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和对华政策。这场战争破坏了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领导地位,冲突也塑造了印度的威胁感知、军事规划和对中国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对中国的看法通常比中国对印度的看法更消极和更具竞争性。
结论
利益冲突、安全困境、地位诉求等多重因素影响了中印竞争。地位政治塑造了中印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地位政治远比我们通常的认识要复杂。与安全困境类似,地位困境假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防御目的,但由于误解和错误认识,国家的行动对彼此来说可能显得更具威胁。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地位困境对世界政治具有广泛意义。政治领导人需要谨慎管理竞争关系,避免陷入到意外的冲突之中。
参考文献
[1]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Dilemma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 Paul, Larson, and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18–119.
词汇积累
动机性推理
Motivated?reasoning
地位不匹配
Status discrepancy
位置性商品
Positional goods
译者:任怡静,国政学人编译成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研究兴趣为经济外交、中国外交等。
校对 |?蒲晓宇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杨璐蔓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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