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经济史学系举办第二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中国金融业创新博士生学术会议

　　2022年8月25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举办了第二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中国金融业创新博士生学术会议，会议邀请了多位经济、金融史学领域的优秀学者进行了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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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的讨论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主持。

　　

　　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汇报的题目是《史前文明摇篮的长久影响》，研究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差异可以往历史追溯多久，史前的发展格局对于预测解释后来中国历史上的地区差异有没有帮助。他结合一些考古成果如先秦城邑空间分布、诸子百家创始人空间分布等介绍了选题背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初步形成于距今近五千年前，并至少持续到19世纪洋务运动之前。之后，陈志武详细介绍了研究的文献背景、历史背景和计量结果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他认为史前发展的影响能够持续的表面原因是一些地区即使阶段性衰落，也能很快恢复；但深层次原因是七个大型古城邑面对外敌入侵的威胁能够较早地建立人工屏障和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从而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与贫富差异，并较早进入文明化的轨道。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汇报的题目是《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与中国西部金融现代化》，介绍了其专著《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与变迁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她介绍了研究背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金融格局是以上海为中心，辐射东部—中部。战争破坏了这一金融网，因此全面抗战以后需要重建金融网。随后，刘志英梳理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在西南西北的大后方重构金融网的过程。金融网构建的制度基础是统制经济，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总处）是金融网的指挥中枢，骨干架构是国家银行，辅助机构是商业银行、合作金库、保险机构。最后，她总结了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特点，本质上是中国金融力量在日本侵华战争打击下的抵抗与重组，路径上是在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体系上是摆脱了外资控制的多元化的华资金融体系，影响上具有现实与长远的多重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陵合汇报的题目是《铁路、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他指出，在教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帝国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并不清晰。实际上，列宁在其著作中强调了铁路在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但是，需要进一步地厘清技术和金融是如何结合的。铁路建设是构建非正式帝国（半殖民地）的工具，铁路同时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功能，而不仅仅工具。对于中国来讲，近代铁路技术具有异根性，列强利用铁路控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特征。美国在近代早期中国铁路建设领域中始终是个失败者，背后的原因是金融机构缺乏政府支持、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得到扩展。但是，抗战及战后，其运用其出口信用制度将铁路技术与资本输出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铁路规划与建设的高度干预。剖析美国对华铁路渗透的特殊历程和特殊方式，可以阐发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更为本质的内涵和特殊演进轨迹。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燕红忠汇报的内容是《投资者保护、政府债务违约与公债市场发展——基于1932年公债整理的研究》。政府的财政资源来源包括税收、公债发行和货币发行。在近代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曾经面临债务融资和货币发行的抉择，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燕红忠介绍了文献背景，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梳理了近代中国公债市场的发展与特点，并介绍了1932年公债整理的相关情况。随后，他介绍了实证策略和数据说明、回归估计结果、稳健性检验。文章的结论是，在公债市场的最初发展中，政府信誉比债权法规条款更为重要，对公债市场乃至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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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的讨论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主持。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康金莉汇报的题目是《民国前期华北县乡钱票发行与流通研究（1912-1936）——基于制度、市场与基层治理视角》，对华北钱票市场的流通状况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制度上的分析。本文基于民间实物收藏、民国地方志、政府统计等文献资料，从市场供需、金融缺位以及基层货币治理角度，对民国前期华北县乡钱票流通态势演变，与正规金融制度关系、县乡政府与社会管理机构角色转变等方面做系统梳理。康金莉梳理了私票流通的两个阶段，1912-1924年是完全竞争发行，1925-1936年国民政府加强私票管理。背后的原因是民国前期正规货币制度供给不足，以及集镇经济、农村钱庄业迅速发展，导致钱票长期存在，但它并非一种完整独立的纸币制度，而始终作为正规货币制度之外围与附庸而存在，因此随正规货币制度发展而渐居次要地位。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日旭汇报的题目是《中西文化交汇下中国近代融资方式变迁》，研究内容是近代中国融资方式的变迁。西方文化的引入，对传统中国的影响一方面是打破了以宗族为核心的人格化的交往方式，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另一方面是引入了现代企业并引起融资方式的转变。传统企业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方式相对单一、资金来源面狭窄、融资无法规保障以及融资的双向性；现代融资渠道包含中国特色，可以在政府与市场间进行转换，由企业章程保障到政府层面的制度保障，且具有高而稳定的利益保障机制。这种变迁对当前非法集资的现象与融资困境的启示是，国家对企业融资方式进行清理，但并没有相应形成一套适合中国传统与现代交融背景下的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贺力平汇报的题目是《从国际比较角度看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银行业》。他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弗里德曼和萨金特等人对中国的货币史进行争论，其中一个焦点问题是：1933-1935年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出现银行危机？贺力平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判断银行危机发生的几个指标是银行数目的变动、银行资本金额的变动、银行存款金额的变动。他从史料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贺力平认为，从指标上说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发生常规意义上的银行危机；“银根紧缩”的不寻常形势为国民政府推进国有化和法币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国民政府虽掌握“金融术”，但不重视规则建设；法币改革本身不是后来超级通胀的原因，中央银行制度缺少规则约束才是问题所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汇报的题目是《思想、制度、绩效——华洋义赈会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度移植考察》。本文分析了华洋义赈会开办农村贷款这一金融业务的思想渊源、制度安排和经济绩效，探讨同样采用德国雷发巽式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华洋义赈会出现“中农化”现象的原因。最后的结论是，与城市信用合作社体现了小生产者的联合，亦即“合众弱为一强”不同，农村信用社合作社，更多体现了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之间的联合的“贫富相恤”模式，即通过“强弱联手”的无限连带责任建立信用，通过道德教育（如勤奋、节俭、戒烟、戒毒、储蓄等）和科学教育（如识字、科学种田等）增强信用，使流入都市的资金回归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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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的讨论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康金莉主持。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刘杰从对政府公债风险的认知、规避以及制度设计三个方面，讨论了民国时期华资银行业如何规避对政府债券投资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他指出，从北洋政府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华资银行对于政府债券的投资额度较高，并设立了专门的证券投资部门来获取债券投资信息。为了降低公债风险，华资银行选择搭建了基金担保制度和管理制度，以关税、盐税为主要担保，另外，银行还建立了相关的债权管理组织，如公债局和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这些制度设计是华资银行在面对市场和政治的双重风险时，为进一步降低风险所做出的尝试。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荣琴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币统一于人民币的历程，探讨了人民币统一前晋察冀边去的货币现状，以及边币统一于人民币的必要性、历程、影响以及经验启示。在人民币统一之前，晋察冀边去的金融异常复杂。但随着边币信用的提高，晋察冀边区开始对法币及其他币种采取禁用和限制的政策。随着晋察冀并入到华北解放区，各区虽已经相连，但货币仍不统一，严重影响了货币对于财政支持作用的发挥，亟待统一货币以破解财政危机。边币统一于人民币的过程大致分为酝酿阶段、预备实施阶段和正式实施阶段。货币统一后，促进了解放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了解放区经济恢复与发展，为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有效保障，充分展现了红色金融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盼成研究了近代在华外商与买办之间的契约选择。具体而言，是从私人商业角度对买办呈现多重身份现象的契约结构的经济机制探究。在梳理相关历史与制度背景基础上分析了买办私人商业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构建了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模型结果显示，随着买办担保能力重要性的提高，外商允许买办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可能性在提高，这是激励买办在担保能力上投入的间接激励方式；当在华外商在本土开展业务所需要的担保能力的重要性很低时，本职工作与私人商业活动之间的互补性并不一定导致外商允许买办从事私人商业活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应焕强以盛宣怀与晚清币制改革为切入点，探讨了晚清的货币金融改革的历程。他指出，在币制改革过程中，盛宣怀等人首先听取了外国专家建议，敲定了与外国金融机构的金银兑换比率，随后逐步整顿中央财政、兴办银行、限制地方大员操弄铸币并进一步扶植矿产业。虽然晚清的中央财政体制最终还是走向了崩塌，但是晚清币制改革还是为后来国民政府推行一些财经改革提供了很多可行的方案。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马长伟分析了近代北四行的竞合关系。他指出，竞合是一种二元矛盾的关系。从竞合理论的角度出发，北四行联营是以契约为基础建立的竞合关系，采取合作行为的条件是预期的合作收益大于各自的竞争收益。北四行既积极联营又合作竞争，因此在这种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企业主的投机行为往往导致合作的信任度与竞争的功利性目的不匹配，无法带来共赢的合作竞争，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最后，马长伟提出，政府应通过整合资源，加强资源共享，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政府行为来促进企业有效竞争，为企业搭建良性竞合关系的制度环境，提供适时有效的监管，以实现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

　　在评论环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平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袁为鹏教授对本阶段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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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的讨论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贺力平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潘晓霞以《近代中国金融的非常与日常》为题，对中国近代金融风潮进行了探讨。她指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每隔数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风潮。从这种金融风潮发生的频率上看，这种非常态的金融风潮，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常态。另外，金融风潮也是经济发展和金融运作越来越复杂化的结果。每次风潮对于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影响也是不尽一致的。因此，对于金融风潮的研究，不仅要从政府的政策、制度入手，还应从民众心理和社会的反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何佩霖就民国时期邮政储蓄业务对工商业企业的发展影响进行了研究。通过近代邮政储金业务开通的这一准自然实验，提出邮政储金局所作为一种储蓄投资转换机制，能够发挥开源的作用，进而促进当地工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它与当地的新式银行形成了一种互补合作的关系，进而提升了这种储蓄投资机制的转换效率和质量，缓解工商业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转型。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徐志浩就《民国统一公债的价格异象——对冲恶性通货膨胀》这一题目进行了探讨。他指出，1936年统一公债的发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财政改革措施。1946-194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统一公债的价格锚定物价指数，呈指数化上涨。而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投资者的 “多倍还本” 信念所支撑的，即货币改革之后国民政府将以多倍还本的方式清偿以法币计价的统一公债。另外，在金圆券货币改革以前，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对上海公债和其他金融市场造成显著影响。最后，国民政府并没有让公债随着恶性通胀变为废纸，而是背书了公债的价格泡沫，让金融市场上的极端信念和价格异象在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可以发生并且得以维持。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张跃就《通货膨胀、信用管理和商业银行的经营》这一题目，利用1936-1942年的物价指数与货币发行的季度数据，对全面抗日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物价上涨是法币增加的格兰杰因果，法币增加不是物价上涨的格兰杰因果。物资不足及在此基础上引致的投机盛行是造成全面抗战前期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物价上涨又是引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国民政府超发货币的主要诱因。另外，为了平抑价格、最大化铸币税收益，国民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了繁琐且严厉的信用管制。各项管制使商业银行的业务严重受限、成本增加。为了生存与发展，商业银行采取种种措施逃避政府管制，并充分利用政策漏洞，进行各类投资兼投机活动，但最终还是无力扭转日益式微的趋势。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世慧就《19世纪前中期京城钱铺破产问题》进行了探究。他指出，随着商业贸易繁荣和货币需求提高，19世纪前中期京城钱铺开始大规模签发私票；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钱铺破产问题大规模爆发，严重冲击社会秩序。为应对钱铺破产问题，清政府从市场准入限制、加强债权追缴及提高破产者量刑等方面进行监管。他总结道，清政府视钱铺破产为诓骗，明确了各方监管和赔偿责任，试图以严刑峻法威慑提高债权的清偿力度；但清政府对金融风险客观性认识存在不足，缺乏常态活动下的金融业务监管，对破产后清理程序也缺少制度性安排。此外，张世慧还对同时期中英双方对破产法律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存在不同出发点。

　　在评论环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朱荫贵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兰日旭教授对本阶段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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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阶段的讨论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留彦以《商品本位与信用本位的选择——金融市场视角下的法币改革》为题目，比较了法币改革前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他发现，与银本位相比法币制度下的短期利率更低且更平稳，并且随着法币改革长期名义利率没有提高，反而大幅下降。赵留彦并没有发现法币制度下长期通货膨胀预期提高的证据，表明当时的投资者并不认为政府推行法币改革的目的在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他还认为，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信用货币优于商品货币，从稳定长期通胀预期角度来看管理得当的信用货币也并不逊色于商品货币。

　　牛津大学经济与社会历史研究中心及万灵学院教授马德斌以《思想变迁与中日近代化比较》为题目，通过观念变化这一角度，对中日现代化分歧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意识形态的差异是理解历史和现代分歧的关键之一。德川时期日本虽然引进了中国新儒学的思想意识，但其更为分权的封建体制为其明治维新时期的政府与意识形态转型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中国由于高度集权化的大一统政治体系，对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形成巨大阻力。此外，马德斌指出应区分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文化相似或相同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表现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经济变革或现代化往往需要意识形态上的变化，而不是文化上的变革。他通过中日近代化比较的案例，说明了意识形态对于了解整个国家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最后，周建波进行总结发言，他基于中外比较的视角，强调了在研究过程中应具有国际视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本届博士生论坛至此圆满结束。

　　供稿：经济史学系

　　美编：初夏

　　原标题：《北大经院经济史学系举办第二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中国金融业创新博士生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