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阴山地区的人口构成十分复杂，各族人分别具有哪些特征？

　　元代阴山地区的人口构成十分复杂，各族人分别具有哪些特征？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为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元代阴山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其人口构成状况也十分复杂，除常驻此地的汉族人、蒙古族人，汪古部族人之外，还有其他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因文化传播、经济交流等原因迁移至阴山地区，其人口构成状况如下。

　　汉族和蒙古族是阴山地区的主体民族，在阴山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他们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元朝特有的，在辽金时代也是如此。

　　

　　1251年，元宪宗继位后，忽必烈总领漠南事务，驻帐于兴和路一带的金莲川，并且召集了汉地儒士为其出谋划策，“金莲川幕府”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起来，元宪宗四年（1254年），忽必烈“复立抚州”，并且派了中原汉地的官员前去治理，这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了金莲川幕府人员的聚集地，这也是蒙元统治下大量汉族官员迁入阴山地区的开始。

　　而存于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朝学碑》也记载了一些汉族官员的名字，同时在最后也留下了三名汉族工匠的名字，可见元代的民族构成与现在接近。

　　蒙古族也是阴山地区的主体民族，广大的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阴山地区经营着畜牧业。汪古部是阴山地区的主要部族，在蒙元时期，汪古部属于元朝的驸马家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与蒙古族联姻。

　　

　　《元史·诸公主表》中提到，元朝的皇室公主嫁与汪古部为妻者大约有十六人，因此汪古部内也有许多蒙古族人居住生活。蒙古族在地方政权中一般担任着重要的职位，比如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

　　在《大成至圣文宣王朝学碑》中，出现了集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赤奚喇佴”这样的蒙古族名字，而位于今呼和浩特市的《丰州甸城道路碑》中，出现了“丰州知州奥鲁”等蒙古官员的姓名，可知在当地拥有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人口。

　　汪古部人的族源，目前说法不一，但蒙元时期的汪古部却是由各民族融合而成的部族，这一点是被学术界公认的。

　　阴山汪古家族是对阴山地区影响最大的部族，汪古部原属金朝，蒙古帝国时期，汪古部带领部民“举部来归”，这一举动为蒙古族统一北方做出了巨大贡献。汪古部人的民族来源及构成十分复杂，早在元代之前，汪古部就已经生活在阴山地区，关于汪古部的族源问题，历来史学界都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周清澍认为，汪古部主要是由曾经生活在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的遗裔组成，他们的语言是突厥语，曾经长期生活在漠北草原一带；盖山林对汪古部的族源看法有四点：第一、汪古部属于突厥族；第二、汪古部是蒙古族，但是关于这一点，学界普遍认知是：汪古部一开始并非蒙古族，是后来融入蒙古族的民族。

　　第三、汪古部来自于西部羌族，因为对其所称呼的“白达达”，原本是对河西羌族一个部落的称呼，后来迁徙到河套地区阴山附近。

　　第四、汪古部是由若干小部落组成的部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汪古部内部也具有本民族的一些特点；白玉冬通过对汪古部家系的研究，认为汪古部有从西域迁入内地的可能性。在阴山地区，汪古部主要有四个家系：其一为天德军丰州汪古。

　　天德军丰州汪古长期生活在大青山，也是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最为密切的家族，但同时也是家族渊源最为复杂的一支家系，盖山林根据其习俗和语言考察后，可知德川丰州汪古出自于突厥系。

　　

　　其二是居住在净州天山的马氏汪古，关于马氏汪古，史料记载：“出于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盖已莫知所从来矣。

　　金兵略地陕右，尽室迁辽东，因家焉！太宗尝出猎，恍惚间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所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

　　花门是唐代对回纥的一种别称，有可能马氏汪古是居住在新疆突厥诸族的维吾尔族，后来迁徙到阴山境内。其三是位云中塞上赵式汪古，《元史》中有载：“其先居云中塞上。”云中指汉朝时期的云中郡，在今托克托县。其四便是位于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的耶律式汪古。

　　据考证，这一家族很可能是耶律楚才的至交好友，并且属于来自新疆的东胡系统。汪古部的地位举足轻重，元廷对汪古部在政治、经济上、联姻等各种方式来巩固关系，汪古部的社会地位相比较于其他民族更高。

　　

　　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统治者就给予了他们优越的社会资源，以此来维护漠南草原的统治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草原的安定，并对其领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为当地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元朝建立之后，蒙元政府与汪古部的交往主要是以联姻为主，并且是世世代代连续不断的通婚，汪古部是元廷最主要的驸马家族之一，通过联姻这样的手段，使得汪古部与蒙元朝廷形成了利益相关的共同体。

　　尽管是以政治利益为前提，但蒙古族和汪古部这两个民族的交往带来的却是阴山汪古部一带久违的安定和平，为边疆地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由于蒙古族人口数量较少，元朝政府不论是征战还是治理国家，都不得不依靠色目人来协助管理。元朝之前，一些来自西域的人民会因为经商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原。色目，本意为“各色名目”，是指从西域甚至是欧洲来华的各族人民的统称。

　　

　　在蒙古帝国时期，蒙古军队在征战之时会大量掠夺被俘虏的人民作为奴隶，也会征用被占领区的军队协同作战，同时，在蒙元四等人制度之下，色目人处在第二等，蒙元统治者相比于汉族，对色目人更为信任，地方执掌大权的政务官达鲁花赤也有许多色目人来担任，他们会通过经商或者出任官职去往全国各地。

　　比如，阴山地区有大量的回族人口，并且他们多从事商业。《马克·波罗行纪》中曾经记载，在今阴山地区的土默特旗一带，有“偶像教徒及回教徒不少。”这里的回教徒无疑指的就是回族。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礼部尚书瞻思就是回族，他的先祖生活在大食，后来其祖父“东迁至丰州”，在阴山地区长期生活，逐渐变为回族。不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景教遗存能体现色目人在阴山地区生活过的证据。

　　

　　基督教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关于景教，《唐会要》曾经有过相关的记载：“波斯僧阿罗本，远将轻教，来献上京宜行天下所司。即与义宁坊建寺一座”。

　　景教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蒙元之际，景教又逐渐在北方草原上传播开来。在蒙古草原，信仰景教的部落只有汪古部留存了下来，因而在汪古部的领地中发现的景教遗址最多，从中可以看出汪古部同来自西域的聂斯托里派交往之密切。陈垣认为：“元代与欧洲之通史，西籍之言纂详。”

　　蒙古族三次西征，将所占领地的部落及其属民带回中原，在这些投降部落中的人群里，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如康里、阿速、钦察等部落的居民都是如此。由于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

　　因此，基督教徒也可以受到礼遇，这使得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北方草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元代的基督教在草原上留下了许多的遗迹，汪古部的活动区域发现了大量聂斯托里派的遗迹。

　　

　　如在1927年一名丹麦旅行者在百灵庙附近发现了阿苏木古城，不过它并没有描述这一区域具体在哪里。后来经过调查得知，阿苏木古城的建筑具有佛教、萨珊和伊斯兰风格的特点。

　　由此可见，阴山汪古部与中亚人交往之频繁。同时，《耶律公神道碑》也是研究阴山地区景教遗存的重要考古资料，它在1956年被英国人马定发现，位于四子王旗梁耶律陵园。盖山林在其所作《阴山汪古》中，对其内容作了进一步考释，认为这块碑文的主人有可能是耶律于成，虽然是耶律家族，但他并不是契丹王室的后裔。

　　总的来说，据考证，这块碑文的主人其族源可能是从西域来的回鹘人，此家族在辽金元三代都位居高职，他本人还是耶律楚才的至交好友。死者生前是景教徒，而且有可能是汪古部首领的女婿，这是西域人来到阴山地区任职的又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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