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纪实｜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搏命重症高峰

　　编者按

　　2022年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强走访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发热门诊、重症医学科，记录医院危重症患者收治情况。

　　

　　

　　这个冬天，秦宇红已经一个多月没走出医院的大门了。

　　尽管大门之外，城市的日常生活秩序恢复了许多，街头重现车水马龙，而这位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急诊科主任，正在遭遇他从业20余年来最艰难的时刻。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眼见急诊就诊量不断打破记录，从日常的100余位，涨到四五百位，最多时640位，翻了五倍，120救护车也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急诊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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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来想都不敢想象的。这种量是超出我们的接诊能力。”12月30日，秦宇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政府说应收尽收，我们在努力做。”

　　一天中，除了睡觉，他几乎没时间闲下来，走得快或说话快时，都喘得厉害。智能手表上的监测显示，近来他的睡眠时间保持在5小时左右，夜里也常被科室里的电话叫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即便是坐下来时，整个人也疲惫不堪，但还在硬扛。

　　“肯定要扛下去，一定不能倒，不能当逃兵。”秦宇红说，“要倒肯定会倒在冲锋的路上，不会背对敌人。”

　　

　　这家三级医院的急诊科原本只要1个诊室，如今加开到3个，每天每个医生仍要接诊100多位病人，“根本忙不过来”。而有时排队等候的超过100人，病人常需要等四五个小时才能看上病，甚至因此吵闹、打架。

　　急诊科原本摆放着10张病床，用于急危重病人的抢救与留观，近来最多时塞到41张，“就硬塞，就在地上放个椅子（当床）。”?但现在，抢救室一点儿加床的空间都没了，呼吸机也用光了，“气管插管的病人有11个，还有六七个上无创呼吸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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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宇红这些天收到了许多求床电话，但他没办法。“我的硕士同学给我发短信，我不敢给他回，（他）跟我要床位，我真没有。”他无奈地说。

　　然而医院里并不只是缺床，在急诊室的氧气管道接口已全被占用，有时要两个病人共用一个氧气接口。医院紧急搬来的4个大氧气瓶与5个小氧气罐，“北大国际把尽可能的力量已经支援到急诊了，包括可移动的床、能调用的呼吸机、氧气罐。”

　　

　　其实在急诊室，很多东西都缺，但最缺的是人手。

　　感染潮来临后，病人越来越多，秦宇红和他手下的兵，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

　　“我们防护等级是最早降下来的，没办法，你要工作，所以急诊科最先全部感染。”秦宇红告诉记者，11月份，急诊科还设有“红区”，核酸阳性的病人在红区就诊，医护人员进入红区要穿防护服，但到12月份，“全变样了”，红区的病人多到溢了出来，抢救床不够用，医护人员开始忙不过来，穿着防护服工作受限，他们干脆脱下防护服，全力抢救病人。

　　12月6日，秦宇红也感染了，起初只是低烧，症状也轻，他没选择休息，带病继续干了10天。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有同事因感染而倒下。那时，其他科室的支援还没到，急诊科还靠自己的人手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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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发烧，或者你觉得身体行，就回来上班。”秦宇红说，到12月中旬，一线的医护人员几乎要倒光了，而前来就诊的病人只增不减。

　　12月16日，秦宇红不得不连续值了四个班，白班，夜班，白班，夜班，“40多个小时没睡觉”。17日，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浑身水肿、咳血等症状，嗓子也发不出声音。这个51岁的男人终于倒下了，但只休息了一天，又匆忙回到急诊室。

　　这位曾在2020年初带队支援过湖北的医生原以为，三年前的那段日子是他最艰难的时候，但没想到三年之后的现在，“比那时累三倍”。最近，秦宇红很累，心情也有些差，夜里也常常失眠。

　　为了救治更多的病人，急诊实行两班倒，白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夜班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往日里，一名医生可以管三个病人，但如今要管十个。一些前来支援的年轻医生被累得够呛，其他科室的科主任也亲自来值班支援，“两个班下来就受不了了，说‘这也太累了’。”

　　

　　很多感染后迅速返岗的医护人员，都觉察到身体状态赶不上感染前，有的一边咳嗽一边上班，有的忍痛带泪给患者输液。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室，一位39岁的医生有高血压、糖尿病，原本早就打了辞职报告，“一看疫情了，他就不走了”，感染后硬撑着上了两天班，又开始发烧，最后顶不住了。

　　这是秦宇红近来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在如此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医护人员倒下怎么办？“其实不可能长久，我也真是顶不住，我热爱这个工作，但我知道我的身体有极限。”只是面对眼前的疫情形势，他还不敢想太多，只是拼命干。

　　他在感染之后，身体状态也明显不如往日，甚至在带病工作多日后出现呼吸困难、咳血，他一直没去拍CT。“没敢，你要真成了新冠肺炎，肯定得休息了，撑着吧。”秦宇红说。

　　

　　“放开以后，很快发热门诊就顶不住了，大量（有症状的）患者涌过来。”秦宇红也觉得，“这有点儿超乎我们的想象。”后来，急诊很快调整就诊流程，接诊更多发热病人，缓解对发热门诊的冲击。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发热门诊主任荣义辉开始觉得不大对劲是医院出现医护人员感染时。他开始评估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染者情况，发现“跟我们原来看到的情况不是特别一致”。

　　“那个阶段，医院还在严防严控，我们每个人都在做抗原筛查，筛出来就隔离观察。只要筛出来的，都是有症状的。”荣义辉说，“后期放开了，果然是这样，事实上症状会比我们想的重。”荣义辉也在迎接发热门诊就诊高峰的第5天被奥密克戎撂倒了，“整个人骨头跟拆了一样”。

　　“这次北京市的疫情确确实实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还没有那么充分。”荣义辉说，12月19日，他在自己的科普直播中开始提醒观众，“这个东西需要警惕。”

　　而荣义辉出现症状的第一天，还在值夜班，第二天又开始做新病房规划。“那阵儿我觉得，无所谓，小车不倒尽管推呗。”荣义辉说，“到了中午，直接就被干翻在床上，两个小时嗓子就完全失声了，上吐下泻。”但他只休息了两天，就回来了。

　　那段时间，科室里15个人被撂倒了14个，“就堵抢眼的似的，上来一个干倒，再上来一个。”医院也迅速抽调其他科室的人前来补充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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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大概70%以上的人其实都是开药的，恐慌性就诊的。”荣义辉说，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很多医院连退烧药都没有了。“新十条”发布后，考虑到退烧药用量会激增，他所在的医院储备了正常情况下两个月的量，但很快就被抢光了，药房开始四处寻药。“我们也低估了老百姓囤药的能力。”

　　12月中下旬，发热门诊就诊量从200余位回落到100余位，“最近70%以上的，其实是老年患者，反复发烧拖了很久的，病情相对较重。”荣义辉告诉记者，也有部分年轻人看网络上渲染的“白肺现象”或心肌炎，前来就诊，“我们筛查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年轻人的白肺，也没有发现严重的心肌损伤，心肌受影响的有很少的一点点。”

　　

　　秦宇红同样表示，他所在的医院也曾做过相关预案，但目前奈玛特韦、阿兹夫定等药物仍然紧张，而药房在积极协调。“原来我们说，来个5米高的大浪就算了，结果来了个50米，甚至是500米的！我的妈呀，一下又把我们蒙里头了，完全出乎意料。”

　　而荣义辉觉得，虽然重症与肺炎的发生率不高，但由于感激基数太大，会造成绝对数量的增加。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力下降，但感染者基数庞大，重症绝对人数也不容忽视。”

　　

　　

　　12月27日，焦雅辉公开表示，“目前正在经历重症救治高峰的省份，重症床位的资源已经接近临界值，需要进一步来扩充重症床位的资源，或者是加快重症床位的周转。”

　　“现在连针插不进去，水都泼不进去，那床位都到极限了。只能等着，一个转走，一个再进。”秦宇红说，有的病情平稳后，就先转到其他病房，还有一些病情稳定的，原则上尚未达到出院标准的，但为了让更危重的病人及时住进来，现在可以先回家。

　　

　　

　　“当时武汉不就是这么弄的嘛。”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也有同样的感觉，“把别的病房都收重症肺炎，也可以，这个环境有，但是重症的人力资源没有。”

　　早在12月9日，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要对各专科ICU，按综合ICU的标准进行扩容改造与建设；对专科ICU的医务人员，进行综合ICU知识技能方面的训练和培训，确保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补充到重症医学专业队伍当中。

　　在北大国际医院的重症医学科ICU，放开之前收着八九个重症病人，如今重症病人数量已经增加到18人，其中超过50%是感染新冠后重症入院的。而科室尚有6张空闲的ICU床位，但护理人员并不够用。

　　“现在三班倒，我们27名护士，只能收到18个病人，就撑死了。”李刚告诉记者，“ICU的医疗安全、护理安全，跟人力资源是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的缺乏，跟ICU的病死率是密切相关的。”

　　在李刚看来，医疗资源的挤兑，对于重症医学科而言，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挤兑。

　　李刚告诉记者，重症医学科标准的床护比是1：3，即1张床配3名护士，但现在1名护士要看2张病床。尽管如此，ICU还在保障着非新冠感染者的重症救治工作，比如收治危重孕产妇、脑出血、心梗等病人。

　　ICU医护人员也因感染难以避免地出现减员的情况。“最多的时候只有一半人在这儿守着。”李刚说，“那还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工作。”在他看来，不少医护人员都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一心扑在临床上救治每一位危重症病人。

　　后来，医院从其他科室抽调来3名护士支援，但由于ICU救治经历不足，他们只能与其他护士搭班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呼吸机、吸痰、循环监测，她们都还不熟悉。”李刚觉得，ICU护理并不是谁都能干，除非呼吸科ICU的医护前来支援，但由于急诊重症病人接诊压力大，呼吸科ICU的医护人员在急诊支援。

　　“我们（急诊）的工作量已经比ICU大多了。”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说，“将近40个危重患者，上的呼吸机十七八台。我们自己的医生已经分身乏术。”

　　急诊告急后，医院陆续调来大内科的18名医生、60名护士支援，包括RICU（呼吸重症病房）、CCU（心内科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但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还是感觉到人手不足。

　　他带着急诊科的医生和从RICU、CCU调来的医生，管着近40位重症病人。“现在是超负荷。即使如此，还有好多老年人等着，进不去，很重。”秦宇红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最难过的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不能把所有该接的病人都接下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秦宇红估计，如今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中，仍有5%是重症病人。

　　

　　

　　有一部分情况是秦宇红担忧的，他也了解到，由于缺人，很多医院开始调配外科医生参与感染者的救治。“风险很大。医生是慢工出细活，个体化（治疗）很重要，而且每个人还有好多基础病，最好有个特别有经验的专家去查房。”

　　秦宇红想起，2020年在湖北支援时，医院一栋楼里放了400张病床，全住着新冠病人，“管床的，乱七八糟什么医生都有，这样管理起来，不能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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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也明白，“有问题也没办法。现在就是超越了医疗界的能力，只能牺牲一下。”而很多地方马上要面临着与北京同样的问题，各地也不可能再像当年湖北一样，从其他地方调集大量人手支援。

　　

　　秦宇红最近反而收到不少缺乏新冠重症病人救治经验的京外医生的求助。“他们现在经常打电话问我，这个病人该怎么治疗。”秦宇红告诉记者，“他们看着纸上的（诊疗方案），不一定会用。文字变成行动，不是容易的，有些指标，比如炎症风暴（那些医院）都监测不了。”

　　但对于这个3年前支援过湖北的医生来说，很多治疗经验在3年之后又派上了用场。

　　“上一回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没底，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行。”秦宇红说，“但这回，我有一定的认识，治疗方案也很有把握，按第九版（诊疗方案），我们甚至做得更细致，对重症的治疗效果也要好得多。”

　　

　　秦宇红也同样认为，防重症很重要，应该早点儿把“特效药”发给高危群体，“不能再拖拖拉拉”，同时还应当让社会减少与老年人的接触。

　　来源 | 中国青年报 记者李强

　　编辑&责编 | 公共关系部 王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