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解析战国秦汉时期官僚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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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曾将天下的万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

　　

　　从中能够看出，商处于最低的阶层。几乎所有的朝代对商人的带有偏见，官僚从事商业活动更是寥寥无几。

　　其实，在战国时期，官僚从商还是较为普遍的，从战国到秦汉，官僚经商最为繁盛的时期就是东汉。

　　战国秦汉时期之所以出现官僚经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益。

　　战国作为商业繁盛的时期，商人不仅在各诸侯国中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商人的经商行为也受到了国家的保护。

　　汉朝分为西汉，对官僚经商所采取的政策更是两个极端。

　　

　　西汉时期的汉武帝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将暴利的盐铁酒全部收归中央管理，商人不得经营。

　　因此，这个时期的商人几乎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但相反，东汉时期，官僚纷纷选择从商，而统治者对官僚从商也是支持的态度。

　　官僚从商一度使得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一大批的大商贾。商人与地主的势力不断扩大。

　　但官僚经商依然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东汉末年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现象尤为严重。

　　

　　出现官员与民争利的现象，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各地开始出现了起义。

　　官僚经商的发展背景

　　战国时期，有很多人拥有着多重身份，既是官僚、又是商人，其中最为有名的有范蠡、子贡以及白圭等。

　　他们不仅是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同时在商业上都小有成就。除此之外，最具政治头脑的要数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同时也极具政治头脑，在他的努力下，不仅从一个商人转为了秦国的相国，在嬴政即位后，甚至被尊称为仲父，一时间权倾朝野。

　　可谓是在商界、在政治界都是享有盛名之人。

　　除了吕不韦，齐国贵族孟尝君也是经商的著名人物，他主要是通过放债收息的方式获得经济收益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营高利贷。

　　

　　战国时期贵族有养门客的习惯，而孟尝君养门客的经费，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高利贷的收入。

　　战国时期官僚从商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所造就的，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也较为繁荣，社会上出现了质量高、数量多的商品，官僚的消费欲望不断增加。

　　当收入无法满足消费欲望时，便产生了经商的想法。

　　战国时期由于有了更多的官僚从事了商业活动，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时期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商人的分布愈来愈广，势力也不断增加。

　　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东方六国对商业采取宽松的商业政策。

　　从战国到西汉这一时间段内的官僚实际的经商人数其实并不多，主要的经营范围也相对有限。

　　

　　通过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很容易得出原因，无论是战国、还是西汉乃至整个古代社会，其实商人的地位始终是较低。

　　另一个原因在于官僚从商始终未能得到正统学派的认可，曾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对官僚贵族经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认为应该严格控制官员从商，对官僚从商行为应进行严加惩处。

　　从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开始，直到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是统治者实施的主要政策策略。

　　虽然商鞅主张变法，将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并未完全否认商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商鞅认识到商业是有一定的存在价值的，因而并未对其全盘否定。

　　秦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增强自身的兵力，最大程度保障士兵的作战能力。逐步提高耕战对百姓的吸引力。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从某种程度来说，对大商人也是一种保护。

　　真正将重农抑商政策发挥到极致的统治者是汉武帝。

　　在汉武帝时期，几乎所有的官僚经商现象一时间仿佛都销声匿迹了，商业得到了严格的控制。

　　汉武帝实行盐铁酒专卖的政策，使得西汉时期的大商贾不得不退出商业活动的主阵地。

　　而汉武帝之所以提出盐铁酒专卖，就是为了打击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抑制官僚经商。

　　

　　在这个政策下，大商贾几乎全部破产，再无力经营商业活动。

　　官僚经商之风盛行

　　由于汉武帝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已达到极致，所谓物极必反，在汉武帝之后，抑商政策出现了缓和。部分官僚开始经商。

　　例如，大臣霍光之子就做屠宰业的同时，也从事卖酒业。

　　到了西汉后期，官僚经商之风日渐盛行。王宫贵胄开始争相包揽生意。

　　汉哀帝时期，官僚经商无法抑制的情况下，抑商政策也就无法有效的推行下去。

　　汉元帝时期便取消了盐铁专卖制度，由商贾自由经营买卖。

　　

　　最终，汉昭帝选择开放政策，汉武帝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至此已不复存在。

　　西汉末年商贾云集，上层富商大贾比比皆是，加上官僚本身的优势，使其在商业中依然混得风生水起。

　　商人的活跃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情况，对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东汉的建立就是由于商人的支持，才建立起来的政权。

　　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商业起家，最终赢得了皇位。

　　皇帝本身就是从商人起家，东汉时期必然不再有抑商政策。甚至在后期，已经完全将重农抑商政策撇诸脑后，采取放任、保护的措施。

　　在此背景下，城市开始愈加繁荣，长安、邯郸以及洛阳等地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其中，洛阳在商业经济的支持下，甚至一度超过长安，成为东汉的政治与经济中心。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业的繁荣确实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除了洛阳，成都也成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城市，丝织业迅速崛起，丝织品甚至远销西域获得了西域各国的喜爱。

　　成都也出现了商贾云集、罗肆巨千的盛况。

　　可以说东汉的整个财富是相对集中的，其原因在于商贾自身就是官僚贵族，不仅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还拥有着巨大的财富。

　　甚至在后期，不是官僚的商贾也能够以买官的方式，跻身于官僚之中。

　　那么，东汉时期的商业发展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呢？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一度曾高于当地农民的十倍还多。

　　

　　但当时发大财的商贾依然是大商贾、官僚商贾，对于一般的经商者来说依然无法掌握真正的话语权。

　　官僚获得商品经营权后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主要用于消费，满足奢靡生活的方面，对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并不强烈。

　　当满足生活消费后，往往选择经营高利贷和扩张土地上，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官僚经商主要是依靠自身的特权获得较大的经营范围，经营规模也必然越来越大，进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也就越高。

　　而对于普通商人来说，则无法接触，也没有权力经营暴利的商品。当普通商人无法获得经营许可权时，往往会另辟蹊径。

　　

　　那么普通商人究竟会选择何种方式获得商品的经营权呢？

　　普通商人开始贿赂官僚，与官僚勾结，企图从市场中分得蛋糕。

　　当官商勾结现象愈演愈烈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将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加速了吏治的腐败。

　　西汉后期政治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宦官当权的问题。

　　将暴利的商品经营权几乎都收入囊中，普通商人若想要获取经营权，可谓难上加难。

　　从战国起直到秦汉，官僚主动出面经营商业的行为相对较少，主要由信任的人代为管理。

　　在此过程中，官僚为保证谋利的商品能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打压普通商人外，甚至会罔顾国家法律，只为获得最高的经济收益。

　　

　　在商业无节制的发展中，统治者未能对商业行为做出有效的约束，官僚经商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官僚身居高位，拿着朝廷的俸禄，而另一面则借助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而百姓自然争不过官僚。

　　由于受到长期的剥削，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官僚越富，百姓就越苦。为生活下去，百姓不得不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甚至铤而走险去犯罪。加大了社会的成本。

　　官僚经商对后世的朝代中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例如，在宋朝，由于过度重视经济发展、统治者甚至积极鼓励百姓经商，

　　尽管经济一度到达顶峰，但却在军队战斗能力方面缺乏重视程度，使其从朝代建立之初就一直受到外敌的侵扰，最终走向了亡国的道路。

　　而明清时期官僚经商也较为盛行，对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