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首次摆脱慈禧控制的节点，百日维新变法的颁布有何作用？

　　光绪十三年（1887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名义上得以亲政，但仍由慈禧太后“训政”。两年后慈禧撤帘归政，实权仍归慈禧把持，光绪帝只是傀儡而已，他"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栗而已。虽亲政不敢自主"。

　　但他眼看列强步步紧逼，朝野上下要求变革和抵御外侮的呼声日益高涨，深受触动而图治之心日益急切。聚集在他身边的几位官僚也极力赞成改革、刷新政治，而力主朝廷有所振作。

　　其中对光绪帝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老师、近臣翁同龢。光绪十五年（1889年）翁同龢把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进呈光绪帝阅读，并劝他留心洋务和支持改革。

　　

　　光绪帝从十七年（1891年）起开始学英文，希望对西学西政有较多的了解。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和翁同龢等人力主抗战，并颁布抗日自卫诏书，激励将士奋力杀敌，报效国家，遂与主和的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发生激烈的冲突。

　　甲午战争惨败的结局使光绪帝蒙受到难以忍受的耻辱与刺激。他痛感国事危艰，危亡在即，“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因此对甲午战后竞言自强之术和呼吁变法维新的言论深以为然。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1895年6月），他读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深受启发，认为书中所陈自强雪耻和富国强兵之策可取，遂使这位血气方刚但又长期受压抑的年轻皇帝决心实行改革，并于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屡颁改革性质的诏令，如编练新军、兴学堂、设译书局、设报馆、办理矿务、开设纱厂和置经济特科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新变法运动铺路架桥，创造了条件。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月（1897年11月、12月），德国、俄国分别占领胶州湾和旅顺港，激起中国人民反瓜分斗争的巨大浪潮。康有为连忙从广东赶到北京，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五书》），痛陈国难深重，瓜分大祸在即，如不立刻变法以图自救，恐怕连皇帝及其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康有为还提出变法三策：1.仿照俄国、日本确定变法、改革的大政方针，这是上策；2.挑选有才能的官吏制订变法的方案和步骤，次第实行，这是中策；3.命令各省督抚各自根据当地情况自行新政，守旧不变者斥之，这是下策。

　　

　　“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这份上书又被扣押未进呈，但其内容已在北京广为传抄，津、沪的报纸也将全文发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光绪帝知道了这份上书的内容，拟召见康有为，但被奕诉所阻，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光绪帝只好指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接见康有为，代为问话。

　　康有为侃侃而谈变法的必要性，并着重陈述仿效日本变法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他说：“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逮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并说明他已编写了《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记》，可供采鉴。

　　翁同龢将问话的情况向光绪帝作了报告，光绪帝令康有为拟折详奏，并将《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记》呈进。

　　

　　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成奏折进呈光绪，这就是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通奏折除了强调必须变法改革的道理之外，还比较具体地提出实行变法的三项措施：

　　1.“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即要光绪帝召集群臣宣誓变法。2.“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即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和破格选拔人才。3.“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即设立推行新政的领导机构。在制度局下设立法律局、矿务局、度支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共12局；地方设民政局督办新政事宜。

　　这些内容标明这通奏折实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运动的政治纲领。它反映出改良派要求政权开放和广开言路、给资产阶级提供参与政权的机会的热切愿望，并精心设计了更新政权体制及其组织形式的具体方案。

　　

　　是年二月和三月，康有为先后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记》，光绪帝读后深为明治天皇变法的决心和成效所鼓舞，坚定了他依靠康有为等改良派效法日本推行变法新政的决心。

　　当康有为创建的保国会受到顽固派攻击时，光绪帝理直气壮地为保国会撑腰，打击顽固派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当时，御史文悌弹劾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说"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军机大臣刚毅亦扬言要查究保国会，光绪帝则义正词严地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并将文悌革职。

　　虽然保国会在顽固势力接连打击恫吓下停止了活动，但是光绪帝依靠康有为等改良派推行新政变法的行动更为坚决了。

　　

　　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诉病逝，变法的阻力减少了。康有为乘机催促翁同龢提请光绪帝当机立断，实行变法。

　　二十三日（6月11 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所提出的变法建议，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颁布国是诏书这天起，至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变法为止，光绪帝的变法活动共进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是光绪维新事业的光辉顶峰，也是他急剧失败的转折点。"国是诏书"宣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且有开特科、裁冗兵、改革武科制度、兴办大小学堂等革新图强之举，但因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现在起，“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虽然这份诏书并未鲜明地提出革新政治制度等根本大计，但它号召官绅士庶"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已在实际上起了广泛动员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亡的积极作用。光绪这位无权的皇帝鼓足勇气迈出如此大的步伐，实属难得。

　　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康有为陈述的变法原因、步骤和具体建议，光绪帝均表赞同。康有为乘便诘问光绪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以目院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康有为也深感光绪“碍于西后，无如何”。光绪帝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以专折奏事足矣”。

　　这样既保留了旧臣的名位和俸禄，减少阻挠变法的阻力；又可将新政之事委诸于维新人士。光绪帝深以为然。他本想委康有为以重任，又深恐慈禧太后反对，只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在百日维新期间，共颁布了二三百件变法上谕，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各省、府、州、县设立农会；各省设商务局；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取消满洲贵族生活待遇的特权，许其自谋生计。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地方商务。

　　2.政治方面：准许创办报纸和上书言事，给予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改革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力行保甲、团练，编练海陆军，各省军队改练洋操，使用洋枪，并统一制度。筹设武备学堂。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提倡西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这些新政的内容，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都是十分有利的。它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在这些诏令中，只字未提改良派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连改良派呼请的“废漕运”、“栽厘金”的建议也未采纳。可见，百日维新没有触动清朝统治基础，其改革是很不彻底的。新政遭到顽固派的抵制和破坏，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都未能切实推行。因此，变法的诏令大都变成了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