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变法运动为何只坚持百天就失败了？它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光绪推行变法新政，引起后党官僚极度恐慌和不安。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拼死反对新政，挑唆慈禧太后阻挠和破坏新政改革。慈禧为了巩固其权力和地位，从新政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削弱帝党势力，并控制用人权和军权，以防不测。

　　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即光绪发布变法诏令后的第4 天，慈禧太后迫令光绪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上谕"：

　　第一个"上谕"，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职务，驱逐回籍，借以孤立光绪。第二个“上谕”，规定新授任二品以上的官员，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以堵塞光绪帝破格任用维新人士的渠道。第三个"上谕"，任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以控制京津和华北地区的兵权。

　　

　　慈禧太后还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为了严密监视光绪帝的活动，慈禧太后在宫廷内布满了爪牙，出入宫门的人一律受检查。可见，新政刚开始，后党集团就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斧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

　　光绪帝对后党的进攻也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月4日），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侍郎许应骅等6名尚书、侍郎全部革职，并奖励敢于上书言事的王照。二十日（5日），赏加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4人四品卿衔，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二十二日（7日），又下令将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

　　

　　顽固派更加惶骇，立山率领内务府数十人以及太监李莲英，跪在慈禧太后脚下失声痛哭，攻击光绪，并恳求皇太后临朝“训政"，新旧两派的斗争已达高潮。荣禄加紧调兵，京津地区盛传八月间慈禧太后拟在偕光绪帝前往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掉光绪。

　　顽固派策动政变的风声日益紧迫，光绪帝一筹莫展。康有为急向光绪提出三策：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部，收回军权，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帅；第二，改元为维新元年，断发易服，以表示变法的决心；第三，迁都上海，以摆脱后党的包围。

　　乍看起来这三策气势猛烈，其实是空言无补，根本无法行得通。可见，康有为一介书生，仅仅依靠一个空头皇帝，根本没有力量对付由顽固派的政客、军阀等实权人物所组成的阴谋集团。

　　

　　直到此时，康有为才意识到非有武力不足以解救危局。于是，他想起了曾经加入过强学会、在小站练新军的袁世凯，认为袁世凯握有重兵，“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康有为自以为得计，便专折向光绪帝作了推荐。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两次参加科举，未能考中，一怒之下投笔从戎，投靠准军将领吴长庆麾下，后随军到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年），受李鸿章赏识，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调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拥有一支7000多人的新式武装，属荣禄统辖。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一日（9月16 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次日再次召见，面谕袁世凯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互不掣肘。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心向后党，自忖“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便立即去拜谒荣禄、刚毅、王文韶，旨在谋求后党宽谅。

　　

　　其实，当袁世凯进京陛见时，后党即采取紧急防范措施调聂士成军5000人到天津陈家沟一带布防，切断北京与小站之间的通道，以防不测。

　　光绪帝感到大难临头，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命杨锐带出密诏给康有为。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敛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杨锐读后惊惶失措，竟将密诏扣压4天后才交给林旭。

　　光绪帝等了几天不见康有为复命，心急如焚。八月二日（17日），再次给康有为一密诏，交林旭带出。密诏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助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三日（18日），林旭把两道密诏一齐交给了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在南海会馆共商对策。他们读了密诏抱头痛哭，但谁也想不出办法以挽救危局。最后还是决定由谭嗣同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围颐和园，以兵劫持慈禧太后。

　　袁世凯当即表示对光绪帝忠诚不渝，并说："杀荣禄乃一狗耳。"并假惺惺地提出诛杀荣禄的方案。五日（20日），袁世凯赶回天津，当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遂向慈禧太后告变。慈禧太后怒气冲天，于六日（21日）晨将光绪帝囚禁在南海瀛台，她再次临朝“训政”。

　　从此，光绪这位积极施行新政以发愤为雄、委用维新志士以革除冗官弊政、行西法以求振作的大清帝国的年轻皇帝，在极端痛苦中默默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慈禧太后立即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自即日起由皇太后"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

　　

　　康有为在英国公使馆的帮助下，于五日（20日）逃至塘沽，次日乘船往香港避难。梁启超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由天津乘日舰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并坚决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十三日（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临刑不惧，面对旧党的屠刀吟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悲壮的诗句。

　　顽固派把支持变法的张荫桓等帝党官僚遣戍新疆，将陈宝箴、江标等人革职永不叙用。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均被废弃。接着，一切旧制也随之复辟，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这场改良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单薄，远不是封建势力的对手。他们虽然广泛地进行了变法维新的舆论动员，但所争取到的有力支持者甚少，除了不掌握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帝党官僚外别无势力。

　　改良派所宣传的变法理论和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开议会、行立宪以及三权分立等政治目标，只限于使人耳目一新、眼界开阔、思想解放等方面，而真正能够接受和支持这些新事物的人则为数甚少，出现了曲高和寡的冷清局面，就连康有为也逐渐有所认识。

　　他在百日维新期间主动降低了调门。例如他在《日本变政记》的按语中多次强调开议会的重要性，同时却又宣称当时的中国只能“以君权雷厉风行”，而开国会“尚非其时也”。事实上，脱离现实，仅仅依靠少数人的政治改革，不管改革家有多么精心的设计方案，到头来总是难免碰壁和破产。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戊戌变法运动充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朝气，表达了这一新兴阶级的政治追求。他们在国难当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挺身而出，单枪匹马地掀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意志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亦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变法维新运动积极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努力追求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唤起了近代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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