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行走的百科全书”

　　　　文海南日报记者?杨道

　　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他的一生，几乎揽尽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他是报界先驱，曾创办《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他曾是清华大学的国学导师，该校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源于其讲演时引用的《易经》；他是一位天才学者，被誉为“行走的百科全书”；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写书总字数达1400多万字，被后人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他还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曾成功缔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俊彦”的家族传奇。他轰轰烈烈地爱着他的祖国，他的一生，是报效祖国的一生。他是第一个在文章里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的人。

　　一代舆论巨子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三岁时，祖父梁维清开始教他识字，主要以《四书》为启蒙读物。祖父让他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并经世致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祖父的教育对梁启超的影响甚深，他一生深具爱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极富社会责任与仁爱之心，他谨守祖父开创的家风，既在道德上严格自律，又不忘记社会责任。他从小就有意识地维护他出生的村庄的安宁，他侍奉卧病在床的父亲近二十年，关心家族中学子们的学业。1885年，12岁的梁启超参加科举，中了秀才，一鸣惊人。五年后，再考，又中了举人。1890年春，他奔赴北京参加会试，结识康有为，一见如故，对康十分钦佩，“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师从康有为，是他政治生涯极为重要的一个章节。

　　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迅速动员各省，上折拒和议，掀起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在“公车上书”中，他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梁启超后来称这次事件是“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大举”。

　　“公车上书”的第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并担任主笔。他像一个浑身充满能量的斗士，在积极为变法维新作舆论准备。而此时他所著写的《变法通议》等文思想明快，开一代之文风，对全国思想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97年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举国激愤，梁启超与康有为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只有维新变法，方能挽救民族危亡！

　　第二年的6月，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他和老师康有为一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了《万国公报》。其间，他撰写了一系列如挟风雷的文章，“举国趋之，如饮狂泉”。靠着一支笔，他成为了一代舆论巨子，激荡士林。连洋务派大员、晚清名臣张之洞也不禁掀髯颔首。

　　然而，维新百日，变法最终失败了。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重建宣传阵地，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大声呐喊：“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新的阵地上，他撰写发表了一批内容新颖、思想新锐的文章。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让25岁的梁启超成为政坛一颗最亮丽的新星，并在后来的岁月中，在各方面爆发了更大的能量，成为一颗永发光芒的恒星。

　　“过渡时代”的意义坐标

　　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五年之后的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被迫辞职，梁启超也递交辞呈，决意退出政坛，从此将精力投入学术、教育事业，与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国学门“四大导师”。他把这个时期称为“过渡时代”。在这“过渡时代”的近代中国，梁启超在思想、学术、教育等领域均介入历史的肌理，成为“过渡时代”难得的意义坐标。

　　梁启超深深影响了“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给予他们无数的启发。

　　有评论家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和梁启超的“新民说”其实一脉相承，甚至路径都有些相似。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抬高到了启发民智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鲁迅也是要以文艺（文学和美术）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在他自己，也主要是靠小说。

　　梁启超提出“俗语文学”，并把小说提到救国救民的高度。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把小说拔得太高，但梁启超自己确实在身体力行，他写了“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尽管只有五回，但由此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新文学”取得了丰富的实绩和成就。

　　其间，梁启超开始着手承办中国公学，同时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在梁启超的领导下，讲学社先后请来杜威、罗素、泰戈尔等一众哲学大家。

　　梁启超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东西否定过甚，国学相比西方先进的科学，自有其特别的长处，这也正是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

　　1922年，他完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部名著，几年后又陆续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等课程。他讲“儒家哲学”，单是笔记，就编成了约5万字的《儒家哲学》一书。他有肾病，在协和医院动手术期间，仍抱病继续写作《中国文化史》。该书涉猎范围极广，分3部，共29篇，但凡关中国文化之一切事，皆包罗其中。

　　事实上，梁启超一直在示范我们，做一个开放的中国人，发扬我族文化的光荣，对全世界人类和文化，作点我们的贡献。

　　使用词语

　　“中华民族”第一人

　　梁启超先生一生爱国、救国、报国，他维新变法、救国图存的精神让后人敬仰，他优良的家风教育，也一直是后世传扬的典范。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他所著的《少年中国说》，跨越时间的齿轮，穿过悠悠岁月和历史的山河，成为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之塔。

　　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而对于这个词语，他大概也是阐释得最好的人之一。在给子女的信中，他除了“人格修养”，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学问事业”。

　　梁启超教育孩子有着极为稳定的心绪，和当今父母们的焦虑大异其趣，他常常对孩子们说，“求学不可太急”，当孩子英文考试不及格时，他会努力劝导孩子不要着急，而不是发怒谩骂。他教育孩子们做学问不必太求猛进，就像装罐头，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而是要“优游涵饮，使自得之”——他说这是“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

　　梁启超说自己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且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入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一侧肾坏死，决定手术切除，而协和医院的医生却误切了另一侧好肾。术后发现，诗人徐志摩愤慨地主张起诉，并在报上批判此事。但梁启超决定不抗议，他认为中国人能学西医，已经是大进步，能在人身上开刀而人不死，已了不得，于是，他回应了亲友们的愤慨：“吾何为抗议哉！”实际上，他是顾虑当时西医本被大多数人怀疑，若抗议起来，国人更要因噎废食。在如此得失和死生面前，梁启超表现得如此淡然，可见其人格之境。然而，因为这误切的肾，此后的两年，他反复出入协和医院，但身体再难康复。加之其不曾停笔，著述不止，1929年1月19日，这位中国思想界的巨子，溘然长逝，终年56岁。

　　人物档案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