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数至上还是素质教育？技术变革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仍面临这个难题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2期，原文标题《“我们已经到了大变化的前夜”》

数字技术时代，一场变革已在校园悄然萌发。

主笔/徐菁菁

摸着石头过河

2017年，郭洪生从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教育督导室调动到葫芦垡中学担任校长。学校有初中3个年级，20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原葫芦垡乡8个自然村的孩子。到校一摸底，郭洪生觉得压力大得很：每年小升初入校，全区排队，葫芦垡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倒数一二。在校三年，他们的中考成绩能够达到房山区的中上游水平，可是代价巨大，“咱们形容就是时间加汗水加泪水”。怎么能让老师、孩子们减减负，又能在成绩上再进一步，校长一筹莫展。幸运的是，很快，郭洪生觉得自己遇到了“脱贫攻坚”的“救命稻草”。北京师范大学的“智慧学伴”项目要在房山区落地。这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老师、孩子和家长可以在手机和电脑上登录客户端，获得教学资源，完成测评。郭洪生请求区教委一定将葫芦垡中学列入10所试点校。“我和他们说：我不怕你们不爱听，我们总说摸着石头过河，以前前期也做过很多工作，可是摸着摸着都沉下去了。这一回我一定要摸着石头上岸，做出点名堂来。”

葫芦垡中学成了试点，但怎么用这套新东西，到底能不能有效果，老师们心里没底，积极性不高。郭洪生想了个办法，他把副校长、工会主席、教务主任都动员起来，大家重上讲台，一试究竟。一个月以后，由教务主任亲自上示范课。

郭洪生爱好历史，兼职当起了初一的历史老师。备课的时候他一有疑惑，就在平台上找资源，琢磨那些北京市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的视频，向他们学习。有些视频不直接讲知识，陈述观点有理有据，比他讲得精彩，又更直观，他就直接拿到课堂上播放，或者推送给孩子们，让他们回家用手机、电脑自学。从前，全班孩子做同一份作业，现在，他通过平台，给每个学生推送不同水平的检测题。每次大小考试，从每个学生到每个班级、年级，平台都会给出大数据诊断分析，清楚显示孩子们学科素养的短板在哪儿。

郭洪生没有食言。刚接手这一届初一的时候，全区36所学校综合测评，葫芦垡位列倒数第三，半年以后孩子们到了第十，一年以后是全区第八。这样的大飞跃，在第二年新入学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复制。郭洪生最大的感慨是老师们变得自信了。自从陆续有人获得全区教学大奖之后，他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逼着”老师们追求专业进步了。

葫芦垡中学的故事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缩影。互联网、大数据这些技术与手机、电脑这些终端已经在进入和改变着我们传统的课堂。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授、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方海光告诉我两个数据：中国中小学互联网的接入率已经超过96%，多媒体教室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3%。“从技术手段的普及程度来说，中国在亚洲处于引领地位。国家也已经开始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

说起自己研究了20年的教育技术领域，方海光很感慨：“一批批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站起来，又倒下，这是一辈子的事业，但是技术会把从前的一切颠覆。”这20年，他有三次感受到了这种颠覆性。第一次是因为移动终端的变革。1999年，摩托罗拉推出了第一部智能手机，2000年，微软推出了首款平板电脑。方海光感到非常兴奋，他意识到，和从前五花八门的学习机不同，这样的终端设备能够集合所有资源，在课堂进行各种普世应用。“当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个终端，传统的教学模式就被打破了。以前老师讲的内容可以通过终端学习，内容不再来自于老师，老师就不再是从前的老师。”第二次冲击是在2016年。业内人士把2016年称作教育领域的大数据元年。“当终端使用到一定程度，我们对于收集和分析数据就有了经验。比如大家都在看一个视频课程的内容，数据可以显示，这个视频的哪个部分大多数人都看得比较慢，需要反复看，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困难的知识点。教师可以根据数据来评估成果，制定下一步的教学。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对于教学的完善是颠覆性的。”第三次冲击就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教育，有些东西它能够比老师做得更出色。老师们开始需要和人工智能合作去服务学生。”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给不了一个准确的答案。但学者们普遍相信，未来的教育将完全不同于今天：在技术的帮助下，它是个性化的，充分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学习将无处不在，随时发生。

这些年，大量IT企业涌入教育软件的研发领域，投资者的热情之高常常令方海光都感到匪夷所思，招架不住，人们都在谈论技术颠覆教育，但不得不承认，在教育的大本营——学校里，即使一些技术已经在用于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成绩，可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组织方式依然还是我们熟悉的样子，并没有发生普遍的实质变化。未来将至，但尚未到来。

“在‘抵制’技术影响方面，教育算得上最顽固的一个垂直领域。以前，我们觉得医疗也很顽固，但现在，远程5G手术、计算机诊断、机器人精细工作都已经实现，医疗大踏步地往前走了。”方海光说，“教育和医疗的‘顽固’在于它们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经验。在这样的领域，革命性的变化并不能完全依赖技术进步发起和实现。第二，教育和医疗都不容失败。教育是走不了回头路的，任何决策都将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医学还有小白鼠，教育没有。”

最后一公里

学校教育对于技术革命的审慎态度体现在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上：手机、电脑到底要不要进校园？怎么用？显然，从技术角度看，终端的配备是关键，没有终端，很多应用无法实现。方海光告诉我，2017年底教育部制定《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曾经让专家们测算，给全国中小学生每人普及一个终端需要花多少钱。数据提交到财政部，结论是国家财政无法支持。然而钱是一方面问题，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争议。大家都认可，终端需要使用也需要管控，但管控到什么程度，怎么管，没有统一的意见。技术变革真的落实到教育实践中，远比想象复杂得多。

刘彦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西山学校校长。2012年，她刚到这所学校时，学生手里的iPad就是她面对的第一个课题。2008年，人大附中决定开办这所新学校，校长刘彭芝给它的定位是做人大附中的试验田和未来学校。“我们很明确，改革一定要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关。”刘彦说，“说起未来学校、未来教育，专家们各有各的观点，但有一点共识是存在的：未来的教育行为一定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发生的，教育的空间更加泛在、随时、自主。学习配备会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2010年，西山学校做了一个领先于全国的尝试，除了在教学中配备苹果电脑，他们拿出初中的两个班，以数学学科为突破口，开展“1对1”教学，给每个学生配备了一台iPad，与教学过程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自由使用。试验进行到2012年，这批学生进入初三，即将面临中考。当分数这条硬性指标无法回避的时候，家长们强烈质疑了学校的改革。“冲击非常激烈，针锋相对，用我们后来的话说，试验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刘彭芝校长从人大附中抽调了一批老师到西山学校做调研，刘彦正是在这个时候，以救火队员的身份来到学校的。

调研显示，iPad确实给学校带来了全面的冲击。除了孩子们难以胜任中考的要求，老师们也很困惑。参与试验的老师不知道教学目标是什么，到底应该追求分数还是素质教育，没有参与其中的老师则游离于改革之外，大家的认识混乱，充满了冲突。

“我们听取了家长和学校的意见和诉求，做了基本的判断。”刘彦回忆，“首先，我们不能回避的是孩子们要参加中考，要跟全区全市的孩子竞争，他们需要在这场考试当中获取应有的支持。第二，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勇敢的探索和实践，我们要不要叫停？最后的共识是：改革试验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平衡。我们和家长说，互联网这东西谁都不能回避。它和我们各行各业，和我们的个人生活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在学校里把孩子们和这些新技术剥离开、割裂开，却指望他们将来到社会上再去学习、使用，那就为时已晚。我们肯定要摸着石头过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清楚，技术的使用是否真的在为教育服务，它究竟能够实现哪些传统教学无法实现的东西。”

西山学校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整，结果是2015年，“1对1”项目得以在全校全面展开。孩子在入学的时候被组织在一起开会，讨论大家愿不愿意使用平板电脑，要怎么用。讨论出来的共识做成协议，每个人都要参与到一场隆重的签约仪式中。“我们总说孩子们没有自控力，其实成年人也没有。我们允许他们犯错误。从坚持遵守契约一天变成坚持两天，就是进步，从一星期变成两星期，他就非常的牛，他能一直坚持下去那就不得了了。”

刘彦看到了技术带来的变化。“传统课堂上，老师做一对一的问答，一个班40个学生，能够提问8个孩子已经是很大的量。那么还有32个孩子的情况你是不知道的。使用终端设备我们可以让40个孩子都来回答问题，把他们的想法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老师不仅能够迅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会被激发出来，他们会关心：你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会和我的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质疑的思想被激发了。他们会说：老师，您看我们仨的答案都跟您不一样，会不会是您错了？”

刘彦说，她这一代人是数字时代的移民和难民，或许永远不能理解数字技术为什么会成为孩子们的图腾。对于这些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她常说一句话：“我很崇拜他们。”“他们对技术天然地无师自通，那种潜能是你没法想象的。像我这样的‘70后’，面对新技术、新设备，畏手畏脚不敢碰、不敢摸。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小心别弄坏了，弄坏了打你屁股’，现在的孩子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他们就是很勇敢。”在西山学校，孩子们会自己去寻找与学科相关的软件做开发，甚至自己去研发绘画小工具、音乐小工具这样的APP，“这种探索的意识、冲动以及行动力尤为可贵”。刘彦注意到，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明确想法，会选择计算机、平面设计之类的创意型专业。

“我们已经到了大变化即将发生的前夜。”不久前，方海光到各所学校进行考察，感觉到一种内在的动力正在产生。“首先，教师的编制不再是传统的铁饭碗。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大量从学校中挖人才。教师跳槽的频率明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工作压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他们的教学受到各种社会教育资源的直接挑战，老师们已经有了危机感。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现在的新高考不再只有文理科两种考试，它有12种组合方案，从前的集中化、标准化教学行不通了，教学安排必须得适应每个学生的不同状况。另一方面，评价标准越来越强调学生成长过程的考察：每一个学期，孩子们学习了哪些课程，完成了什么作品。现在，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看的是学生过去三年的整体情况，这也是美国常青藤大学采用的选拔标准，是国际上的趋势。”要应对这些挑战，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数字技术的解决方案。一个例子是，清华附中给每个孩子建立了数字档案，记录下他们在校期间的全部表现和成果。他们的方案可能会在全北京推广。

“革命性的变化正在发生”，只不过还是星星之火，“不同的学校在做不同的尝试”。探索充满挑战。方海光告诉我，国际上普遍承认两个鸿沟的存在。简单来说，“第一个鸿沟是你使用还是不使用技术。生活在技术环境里的孩子，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第二个鸿沟则在于如何使用技术。让孩子们观看一个动画片，这属于被动使用，而让孩子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寻求技术手段的帮助，是主动使用。这两种使用方法同样在能力的提升上存在巨大差异”。方海光注意到，有的学校认为，学生配备了平板电脑就意味着技术到位，但事实上，课堂依然重复着过去老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技术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开办了专门针对老师的研修班，讲授技术条件下教育理念的发展，以及如何在技术条件下设计和组织教学。但对于老师们来说，一个“最后一公里”的困惑始终存在。“我们的培训和真正的实践始终是有距离的，实际教学中面临的问题细碎而复杂。”方海光说，“这最后的一公里道路只能靠我们的老师们自己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