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新著《大学精义》序言和跋

　　序 言

　　著书意在“明道”，以发扬先哲，而嘉惠来学。

　　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回忆道：“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今日追思，殊可惜矣。”陈寅恪幼时就能读古代大学才能读的相当艰深的《中庸》，而且“即铭刻于胸臆”。读书中多有疑难之处，因为对国学虔敬之心而“不敢冒味谒见”高人鸿儒。一旦有机会聆听大师教诲，就“默而识之”，对其中微言大义十分珍惜。真可谓将国学学习态度，掌握核心意义的重要，聆听大师的心灵感动，海绵吸水般如饥似渴的求学需求，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值得诸君深加体味。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陈澹然《寤言》）意思是不能为国家进行长远谋划，一时的聪明也是短视而微不足道的；不能从全体大局角度去谋划，即使治理好小片区域也是片面而微不足道的。

　　就此而言，在读大哲思想时，应注意考量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考察其怎样进行思想“还原”？在知识学的“人文积层”中解决了什么难题？深入解决到何种程度？其理论有何盲视？应如何评价？如果将人类思想的进展比作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要进一层弄清楚他们属于思想学术中的哪个环？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试图打开这一思想链条上的结？问题意识对学习经典至为重要，带着问题去发现更大的深层问题集丛和根蔓，而不是被浩如烟海的文献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旨趣，更不轻易相信任何所谓问题解决的答案。在我看来，思考是一种生命的磨砺，应在艰难磨砺中找到所向披靡的思想利剑，而不是将学术和经典看作一种“自我佛系”的饰物。

　　如何进入儒家之“经”，体认和深究隐含其中的各类问题域？在我看来，阅读经典意在聆听，务必避免停留在经典表面，而必须深入经典内核。为避免阅读走上学问歧路，有几种判若霄壤的读书形式，颇需注意。我不赞成那种摇头晃脑不理解的死记硬背，不推荐只看译文在字面意义上打滑，局限于粗浅古文翻译而躺平阅读。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说苑·建本》）如果只知道王者贵在看“天”，就去看天，确乎表面而浅薄！管仲告诉我们，“君人者以百姓为天”，这是多么高迈深刻的思想表达！

　　本书不屑于时下流行的将原文注释加以简单化理解，或将原文简单题解译注而直奔主题的解法，更不屑于以文句摘录方式挑易读句子泛讲而避重就轻。反对将《大学》经典解说成世俗心灵鸡汤，不赞成随便加以引申讲成浅薄的世俗故事段子。

　　本书关注经典字词句之间的重要阐释框架，进而深入探讨字与字、句与句、段与段、段与全文之间的微言大义，从而理解文本，字面意，字内意，引申义。正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所说：“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力求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客观虔敬，更深入地了解国学经典著作者诚善之心，从而全面准确理解经典之内核、经典之历史语境、经典与其他经典之“互文本”关系。换言之，要了解哲人思想必得了解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思想论战交锋，以及“道”的前后传承、发展、重释的诸种关系。犹如孟子之问：“读其书，不知其，可乎？”（《孟·万章下》）

　　在此特别需要说明，本书对曾参《大学》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呈现辩驳的“具体研究方法”，以及对其发展演变加以学术考辨研究的“三项基本原则”如次：

　　一，注重每章由“小学”——甲骨文篆书文字学入手对关键词加以解析，寻绎词语本真意义之所在，为解经做奠基性工作。强调研究《大学》文本应逐字逐句“细读解经”，不避重就轻浮光掠影，而是努力解答其中疑点、难点、焦点问题。强调阐释经典的本意，不回避其间的文意矛盾或者语境误读，不在难解交织问题上作和稀泥的“乡愿”。

　　二，经过文字学考辩明晰关键词本义引申义后，进而从历代思想家对范畴名物考订的历史论述中展开对范畴意义的辨析，通过文献学梳理臻达会通群经后，绝不随意解经而是“以经解经”，从学术史知行合一角度展开《大学》精神的践行对话，最后归纳出思想史上光彩夺目《大学》之思想精义。

　　三，本书采用精神现象学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力求将曾参《大学》思想高度深度和阔度展示出来，在历朝历代思想家论战、考辨、批判中，通过“二十四史”中真实历史例证的剖析，揭示出《大学》思想的普世意义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在我看来，讲演和写作是精神呈现的两种不同方式，国学讲述和孤独著述是自我心灵与古代圣贤的对话，也期待与读者的目光相遇。随着中国文化阐释创新和文化价值重建，整个世界的思想文化精神生态重建必将到来。正惟此，中国经典思想当成为世界性思想！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意思是，仁指的是人之心灵，义指的是人走之路。放弃正道不走，丧失了善良本性而不知道去寻觅，可悲！学问之道没有别的，是找回来那丧失了的善心罢了。

　　诚哉斯言！是为序。

　　

　　跋

　　学术开悟是生命升华之一瞬，而瞬间即永恒。

　　时光无情流逝，人类个体始终无法摆脱“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宿命。“逝者如斯”的伤痛是过去的未来，现在的过去，未来的现在之本心深层纠缠。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告永远不会过时。

　　最深刻的人生体悟都是致命的，而致命的学术体悟也让历史再三回味而铭刻之。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经典名著中我看到一种深刻而震撼的学术人生——思想家们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发出庄严而悲天悯人的天地之问，皆深深印在潜心研读国学经典者的心中。

　　人类是有记忆的灵魂，学术人生从来不是为清福而设。相反，写作是对青春的谋杀，是短暂生命的塑形领悟和依依不舍地离去瓦解。真正的深度写作是“慎独”式写作，是精神高度凝绝后彻底孤独的人生事故。君不见，孔子晚岁编撰《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而垂垂老矣；颜回40岁书未著而后墓木成拱；曾参早年鲁钝笃实而用一生勤奋著述《大学》《孝经》《曾子》终成圣哲；子思传承祖父孔子思想写出《中庸》而青史留名；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求书写“求放心”的著作。其他如：头悬梁的孙敬、锥刺股的苏秦、凿壁偷光的匡衡、囊萤光的车胤、映雪刻苦的孙康、负薪读书的朱买臣、书挂牛角的李密，将读书写作的灵肉搏斗和精神挣扎入木三分地展示出来。与古人深度对话的精神历险经验转化为对未来的警觉与珍视，凝聚成对经典敬畏和人性关爱升华的动力，这才是对学术生命的最大庇护和意义。

　　每个时代都必得从思想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中吸取思想精华。故学问需要在童心慧眼中审视古代源头、治学诸法、当代问题、未来镜像。在千年血与火的尘凡中，铸就了学者之生命砥砺与人文悲悯：从一生奔走呼告“仁爱仁政”的孔子，至“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曾参，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孟子，再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均以我血写我心，以我身行我事，践行学者之“天下之公器”。然而，他们换来的却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悲情，以及路途维艰壮志难酬的一生落寞。在绵绵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学术中人能够叩问历史、解答奥秘？这种叩问和解答，又有几许成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天命”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大人”指德高望重的思想圣贤或学术大家。朱熹《朱子家训》说：“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警戒于此，我从四十多年前始做学问到如今，不改初心始终对经典怀有敬畏之心虔诚之意，始终心怀感恩和学术珍惜。而不是像如今学术圈一些人用轻慢调笑、居高临下，“文革”习气解构经典……

　　听听历代圣哲的喟叹。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曾子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呜呼，沧海一粟，个人微乎其微，即使伟人也逃不脱“逝者如斯”的生命代谢。帝王非万人景仰无以铭记其伟业，无以展示其大功告成之万丈豪情，往往建碑勒铭表彰为其功业立下赫赫功勋者，已证其后人视之为明君，供千古之鉴戒与江山共存。人类个体思想著述面对“三不朽”首肯的，大抵只是个别人的阳光定律，大多数著述被漠然无视甚至淘汰出局，其出生即死亡。时代反理论、淡化理论、轻视大道，重视精致的利己主义甚嚣尘上。深感无力回天，从事教学大半生当尽力而为，坚守学术素心之纯粹，不为某些人短视而影响自己长远学术计划。

　　陈寅恪曾经道出“教书”口语化与“著书”书面语之二难处境：“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 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如新发现之材料，则尚多阙疑之处，对人高谈阔论，亦于心不安。且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可见鲜活的口语讲授与严谨的学术著述有时真有顾此失彼之忧。

　　王国维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为从全球化角度重新审视国学，用了一段时间研究现代西方学术语境，并出版多部西学研究著作。同时沉下心来研究国学经典“四书”近三十年。二十五年前在海外任客座教授多年，给外国学生开设《中国思想与〈大学〉〈中庸〉》《中国文化与〈论语〉思想》《中国美学与〈孟子〉大美》等课程，并撰写长篇书稿分别刊登在国外刊物上。回国后受邀在中央电视台讲授《国学大讲堂：〈大学〉〈中庸〉》23集，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们常年开设《中国经典：〈大学〉〈中庸〉》《〈大学〉〈中庸〉与东方美学》等课程，已出版研究《大学》《中庸》专著三部。2019年受邀为喜马拉雅听众播出听讲“教书版”《精讲〈大学〉〈中庸〉》，开播后点击百万人以上。其后潜心撰著出版学术性“著书版”《大学精义》《中庸精义》二书，后将陆续出版《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二书，最终形成二百万言的四卷本《四书精义》，以此了结长久萦绕的学术夙愿。

　　是为跋。

　　2022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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