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美国专业汉学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8世纪以来，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汉学家们纷纷前往中国，通过实地考察，精心搜集资料，积累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的较为系统的著作。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对汉学的研究变得更为主动也更为热门，从而逐渐转变了最初从欧洲传来的中国印象。

　　

　　然而，不难发现早期的美国汉学研究比较分散，主要是以汉学家们的个体活动为主，尚未形成完备的研究组织与研究体系。

　　与此同时，受特定时空下地理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早期汉学研究也仅仅止于对中国社会较为表面的观察和记载，因而还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严谨的汉学。美国专业汉学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蓄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筹备工作。

　　

　　首先是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学术事业的长期发展需要有必备的组织机构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保障。1842年，由裨治文、卫三畏等早期传教士与美国政府的外交官顾盛、伯驾等人一同组织建立起了美国东方学会，这也是美国首个关于东方问题的研究机构。

　　

　　秉持着传布东方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办会宗旨，学会于次年开始出版《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并在该杂志上刊登大量有关东方语言、文化、历史方面的文章。为了更广泛地进行研究，该学会随后又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书》等杂志，并组建成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等。

　　值得一提的是，该学会始终将汉学作为其主要的研究范畴，并主张利用文献学和考古学等方法带动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因此可以看出，美国东方学会的成立为推动专业汉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对美国之后的汉学研究影响深远。

　　

　　其次是研究课程的设立与推广。19世纪中后期，美国愈发注重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各个高校里纷纷开设了汉学课程，并设立汉学讲座教授。这一举措也标志着美国的专业汉学走向成型，并开始进入学院化时代。

　　1876年，耶鲁大学率先开设汉语教学课程，并邀请卫三畏担任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学教授，在他的主持下，还在美国建成了首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学院式汉学研究时代的来临，而卫三畏也得以成为美国由传教士汉学阶段向学院汉学过渡转型中的代表。

　　

　　继耶鲁大学之后，哈佛大学于1879年也设立了中文讲座教授，同时聘请中国教师戈鲲化开设中文课程，并以此揭开美国各知名大学竞相开设中文课程的序幕。

　　18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了英国汉学家傅兰雅担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也设立丁龙讲座，这也是哥伦比亚大学首个汉语讲座。由此可见，无论是美国大学内专门设置中国研究的教职岗位，还是汉学汉语课程的开设都意味着此时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走上专业化的道路。

　　

　　进入到20世纪后，美国的汉学研究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在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1928年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这项合作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

　　该学社的本部设在哈佛大学，并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设为其研究的主要领域，与此同时还增设了充沛的学社基金与独立的出版机构助力其发展。

　　

　　毋庸置疑的是，该学社的成立对推动美国与中国的汉学研究，加强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最后是研究方法的开拓与创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发展，并逐渐推广影响至学术研究当中，其中自然科学中所用的观察、实验的方法最能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得以体现。

　　这一时期，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兰克史学方法的影响相当大，实证的方法几乎是当时历史学垄断地位的方法，无疑也深深影响汉学的发展。德国的汉学也经历了由业余地记录汉学向严谨的学术汉学的发展过程。”

　　

　　因而在一批德裔的汉学家们来到美国之后，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范式，更是推动了美国专业汉学研究的形成，使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主题。

　　1902年，德国汉学家夏德应邀赴美任教，并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在中国从事汉学教育和中国研究长达15年之久，他的学术成果与课程内容无疑为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德裔汉学大家便是劳费尔，劳费尔的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他一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下200种。劳费尔更有着严谨而刻苦的治学态度，他不仅能听书读写流利的中文，而且还自学了满、日、藏文以及其他众多亚洲国家与地区的语言。

　　

　　在治学方法方面，受过欧洲正宗汉学研究训练的他，在研究中充分体现了欧洲考证汉学的特点，即注重通过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并注重采用微观的、实证的方法为当时美国本土所孕育的较为浅薄的汉学研究开辟出了欧洲式的深度与广度，推动了该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组织机构的完备为美国专业汉学的形成提供了沃土，而研究人员的完善则为美国汉学的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在这期间，这些来自中国或是欧洲的学者用扎实而深厚的理论学识和严谨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汉学研究的范式。

　　综合而言，完善的研究机构、丰富的研究课程、专业的研究人员成为了当时美国汉学研究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作用不断推动着美国在日后发展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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