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国粹派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亦道德亦政治”，鲜明地折射出来中国传统政治观与文化观交融互动的真实面向。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而且与古代中国的思维特征密切相关。当道德与政治实现关系对等和价值对称时也就意味着政治的即是道德的，道德的即是政治的。

　　主体性的确立与形上价值世界意义的彰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换言之，政治的建构和设想也就与文化的、伦理的、道德的醇化和光明步调一致。晚清国粹派政治文化观的孕育和茁壮正是在这样一重语境下。既是历史自身法则，又是时人主观力量；既是外源性的历史机缘的促动，又是内在性社会变革之需求。

　　

　　晚清国粹思潮最初起源于民族危机而引发的独立思考，而国粹派政治文化观的形成同样与民族危机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国粹思潮的兴起是民族危机直接性的产物，那么国粹派政治文化观的奠立则是其间接性作用的结果。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积习日久，顽疾颇深，既有政治体制的失调、政治措施的失效、政治运作的失序，又是文化的、伦理的、道德的沦丧和颠覆。国粹派政治文化观的提出不仅合理巧妙地以文化的促进解决了政治上的紊乱，同时又以政治的效力推动了文化的向前，从而形成了政治的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循环和双向促进。

　　

　　十九世纪中叶，传统的封建社会可谓是“日之将夕，风雨骤至”，晚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此起彼伏，屡禁不绝的农民起义的冲击，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身的重重矛盾，加之，西方列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干扰与侵略，尚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古老中国，可谓是生死存亡之秋，迫切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提到：“（中国）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但仍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处于新的历史转折点的中国，封建体制急速瓦解，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的过渡时期，与之相应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粹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的兴起，是回应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理性觉醒，是清末国粹派对民族危机背后的文化危机加以独特思考的结果。众所皆知，自几次对抗外来侵略战争败绩之后，在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的激荡之下，中国上至朝堂大臣，下至宿儒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皆意识到了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继而，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寄希望于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中汲取养分，寻求国家复兴良方。其始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兴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盛于康梁变法维新。

　　在这个过程中，晚清国粹派学者反思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主张学习西方，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本国国情的罔闻的错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的寄古学复兴的经验和效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案例，在中国掀起一场“国粹复兴”思潮。

　　

　　对于这一点，国粹派达成了高度共识，希冀以文化上的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命运的衰退，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契机挽民族厄运于际倒。晚清国粹派在面对种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往往充满着理性与感性的冲突。

　　诚言之，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时代环境下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和前瞻性，既表现出此一学派民族观念的觉醒，同时又以国粹激荡种性。所以说，作为存在活跃并发展在清朝末期的特殊团体，国粹派不仅贴近于近代主义民主革命的思维活动方式，同时也在不断推进民族主义革命的发展。

　　具体来讲，国粹派的存在是将民族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国粹派代表人物“倾其家产”，支撑《国粹学报》这一思想阵地长达七年之久。章太炎在东京虽“衣被三年不浣”，但从未停止国粹思想的宣扬。

　　

　　“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这种文化自信、爱国情感与历史使命感是对当时民族危机最有力的宣战，激励着他们将国粹派观念主张不断推向前进。

　　国粹派兴起和国粹派政治文化观传播的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对满清政府统治方式和满清政府的种族性的愤慨。国人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影响，“夷夏之辨”观念深入人心，国粹派团体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推尊和宣扬受到了传统族群观念的影响，排满情绪日炽。

　　换言之，国粹派思潮其实就是民族主义革命的文化表现，再加之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刺激使得这种种族性的观念再度萌发。1900 年前后满清朝廷濒临覆灭，中国被动挨打，致使当时国粹派有种性意识的汉人知识分子和爱国（汉族意义上的）人士，开始将满清入侵中原，阻断中国文化“血脉”传承与清末国家之衰败联系在一起，认为满清政府是引起民族危机的原动力和本质原因。

　　

　　不可否认，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有太多的因素是造成革命力量出现的可能原因。但当时带有一定狭隘性的民族主义观念肯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晚清国粹派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对传统的情有独钟，以及自幼便埋下的反清排满的种子。

　　晚清国粹派对传统的重塑和发展是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根本基调的，所以在国粹思想深层烙刻着对传统的奉行，对民族的坚守，民族的背后是以文化为特征的。反清排满的革命运动在晚清未曾间歇，只不过或大或小而已，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在整个有清一代，在民间、在学林就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清的学说和运动，只不过时至晚清，中外战争掠夺了人民生活和信仰依存的净土，整体社会日益衰亡，这就越发促使晚清时期反清情绪高涨，“华夷之辨”更为深入人心。

　　

　　江浙一带历来是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一带，历史就是那么地巧合，江浙一带也成为国粹派最先诞生、发展和成熟的阵地。可见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之故，而是证明“夷夏之辨”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在国粹派的精神世界和理论世界的重要性。

　　国粹派在反清排满运动中既是革命的主力军，又是受“夷夏之辨”影响最深的一个革命文化群体。当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各自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因此，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称国粹派是鼓吹排满运动最为激烈的一个派别。

　　从本质上讲，晚清国粹派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斗争性和反叛性，政治的“定于一”并不有利于这样一种革命思想的诞生。从以往历史上看，文化的多样和争鸣往往出现在政治的波动期，政权的独尊往往带来的是文化的统一和思想的桎梏，甚至于是思想的沉寂。

　　

　　国粹派政治文化观所内在具有的某种变革性是任何一个祥和宁静的政权平稳期所不能允诺的，清末政权统治力度的削弱为国粹派政治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机缘。当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亦可以说，这二者之间是相反相成、共同作用的。伴随着现实社会矛盾的逐渐加剧，变革的风雷响彻中华大地。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话语权在国内外势力眼中都是一落千丈，中国王朝的正统地位和核心地位的美梦在现实中逐渐别侵蚀，外来侵略分散了晚清政权大部分精力，沿岸城市的官员更是勾结外国人以谋取利益，整个政治局面就如同一盘散沙，清廷也很难有一人将整个政权重新聚拢。

　　所以，名存实亡可能是对当时那个腐朽，并正走向衰亡的晚清政权比较恰当的定义。尤其在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大环境下，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加速了其衰败的步伐。

　　

　　清朝政权统治力度随着外来侵略的不断加剧，仿佛逐渐淡化出政治中心，这时的晚清社会就如同一个充满机遇且适宜生长的“温床”，在清政府自顾不暇之际，为其他革命力量的诞生打开了一条“缝隙”。国粹派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空的“缝隙”中不断养成，发展，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国粹派政治文化亦随之应运而生。

　　如果说国粹派代表人物自幼所埋下的反清种子是主观因素的话，那么，这一历史性契机，必然是国粹派得以出现并且至关重要的客观因素。其在 20 世纪初期创建国学保存会，汇编《国粹学报》等等行为，都为其日后的发展和学说思想的宣传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同时，纵观清朝末期所形成的各种革命组织，所创办的各种各样的报刊学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社会组织的最终诉求都落在政治之上。可以说，在过去那个集权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更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若晚清政权在当时内忧外患之际可以抵住压力，将整个局面收缩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至少不会有这么多的革命党派从这条“缝隙”之中涌现出来。所以，晚清政权当时的处境是一种玩火自焚的状态，那么有志的爱国知识分子求索民族复兴之路径也就显得格外自然。

　　总之，清末政权统治力度弱化是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制度和军事力量的减弱，导致这一境遇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清朝政权的分化为昭示着近现代各个革命力量的出现以及新一段历史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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