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的来龙去脉

栏目:素质教育  时间:202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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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西部素质教育》杂志第13期专家论坛栏目

黄全愈:世界一流大学的奠基,素质教育!"人口大国"变为"人才大国"的转基因,素质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国民;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明天--中华民族崛起的脊梁,素质教育!转发拙文《素质教育的来龙去脉》,再抛砖引玉……

都是《素质教育在美国》惹的“祸”

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徐小平在博客中说,他们曾为怎么翻译“素质教育”颇伤脑经。其同事张妮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她的一位教授在中美教育研究中有特殊地位,也为中国教育部的教育改革提供咨询。他的特殊价值在于对中国教育各种名词的精准翻译,使得美国人能理解那些中国独有的教育名词,进而理解中国教育。然而,这位教授不知何为“素质教育”?试图把“素质教育”译为“qualityeducation for general public”。这个翻译显然不得要领!徐小平说:“我很少用‘素质教育’这个词,每次不得不用时,也都带着痛苦和内疚——因为……我实在无法理解‘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意思?”

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家长、学生都曾饶有兴味地问过美国教师、家长、同学,关于美国的“素质教育”问题。美国人均一头雾水,不知问的啥!更惊惑不解的是国人:美国不是在实施素质教育吗?为何竟然不知素质教育为何物?

恐怕,这都是《素质教育在美国》惹的“祸”。

解铃还得系铃人--而我,“‘素质教育’在美国”的始作俑者,如何“解铃”?

2010年某日,秘书通知:校长办公室电话,一中国教育局长下午来访……

教育局长,一般访客。我们是州立大学,惊动校长,一定与州里有关。果然,是“友好省(湖北)教育代表团”成员,由当地学区督导(相当于国内教育局长)陪同。

国内访客,要么盲目自大(以为中国基础教育世界第一),要么有点不自信。此客人不卑不亢,不怎么说话……突然问一句:“您怎么看美国的素质教育?”

我一愣,哈哈大笑:“……严格地说,美国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

他打断我:“您说美国没有‘素质教育’?”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

我说:“这个话题非常有趣!美国有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但不用这个名字。如果你跟美国人提‘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有人也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她,但许多人可能不知所云。不信,你试问这位学区督导……”

他看看学区督导,给我摊开几张中文报纸:“这不是说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

我一看,乐了!这不是2000年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上发的几个整版文章吗?

同事指着上面的照片:“看看,这人是谁?”

他看看我,看看照片……突然眼睛微微泛光!

我点点头:“岁月是把杀猪刀。”

“素质教育”曾是有名无实的概念。

有人评价:“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反对者:绝对言过其实!

支持者:没有黄全愈的系列丛书,国人恐怕根本不理解素质教育为何物!

我: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据说,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素质教育”的提法。但何为“素质教育”?国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概念就是定义,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有人说,当时“素质教育”留在人们(包括教育工作者)脑海里--仅此四个字眼而已,其余都还滞留在文件的字里行间。2000年,北京四中刘长铭副校长跟我说:关于素质教育,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2001年,台州师范的张教授告诉我:关于素质教育,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

当然,也有人以为:课后唱唱歌、跳跳舞就是素质教育。

还有教育学院的院长、中小学校长跟我辩论:应试是不是素质?如然,应试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让人啼笑皆非。

鉴于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及改革教育之需要,有人(至于谁?至今是悬案!据孙云晓说,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曾以为是柳斌提的,但他否认)提出一个与“应试教育”相对应的概念“素质教育”。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如何实践“素质教育”?还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摸着石头过河”。

我也“摸着石头”跨洋过海--攻读博士,研究教育理论。

后来,我积近二十年的观察、比较、研究、分析,写了本书《跨文化之教育远足》,内容正是颠覆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为教育的真谛正名--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素质教育”;于是,我“洋为中用”地给这本书取了个中国名字《素质教育在美国》。

从此,有名无实的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生动、可操作、可实施、活灵活现、神形兼备的实质:激发创新、解放个性、尊重人性、鼓励独立、勇于质疑、敢于求异、善于发现、促发科研、学以致用、植根社会、孕育领导、强健体魄……

当时,有人把书送给有关领导。据送书的人说,陈至立部长签了俩字:收到。柳斌先生四个字:颇有启发!

据编辑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发到第二篇《孩子能不能搞研究》(前一篇《创造性能不能教》,后一篇《孩子毕竟是孩子吗》),教育部一副部长来电话,要了20份报纸。

关于“孩子能不能搞研究”的问题,国人争论不休。华中科技大一教授义正辞严地坚称:没夯实厚重的基础前,绝不能搞研究……。然而,把汉语的“研究生” (大学本科毕业后,到高校或研究机构深造、做研究的学生) 意译成英文,哈佛的师生均不知所云:为什么非要等大学毕业后,才能做研究?

那年,人们仍跟我争辩:应试教育好!

我说:考试仅为检测教学的手段之一,但当这个之一的“手段”变成了整个教育为之团团转的唯一“目的”,教育的本质是否已被颠倒?

沉默俄顷,听众又群情激奋……

我只好说:建议计生委允许生两胎,一个搞应试教育,一个搞素质教育。20年后,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

想辩及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

但次年,对素质教育人们已将信将疑,逐步消化……基本无人再质疑其真谛。

其实,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是我“张冠李戴”的。也有人说,素质教育从“有名无实”到“名符其实”,是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贡献。

最近,有人质疑:素质教育没有哲学基础。

国人喜欢名正言顺,啥事都要有个“理”。

霍顿(国际足联讲师,前国足主教练)有没有理论?在中国,人人首肯,因为他理论起来头头是道。但米卢有无理论?国人摇头。米卢的训练,就像美国中小学课堂那样小儿科,毫无章法。13亿人看不清米卢的道道,连他的助手和队员也一头雾水,以为他只会玩、闹,沽名钓誉而已。可悲呀,自“骗子”离去,中国与世界杯越来越远。闹不清怎么输,可怜!弄不明怎么赢,可笑更可悲!

前人曾说:愚钝者对已成功的事还看不明白,睿智者事情还没露苗头已看到结果。不能跟俗人商量创始,只能与他们庆贺成功。

我不敢揣度,米卢从中国既狼狈而去又满载而归时,是否亦此心态?

我也曾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没基础,但钻进去二十多年,越研究越深不见底。其实,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即大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有趣的是,美国不用“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但如只给“素质”“教育”这两个单词,不少美国人也能像山寨版“杜威”一样,将教育的本质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

素质教育的尴尬

有人说,我那本关于“素质教育”的书能成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是“时势造英雄”;其实是中华民族在强烈地呼唤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时势成就了我的研究。《素》书出版时,素质教育已在中国提倡了很多年,但争来论去,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慢说普罗大众,就是引领教育的厅长、局长、校长们也难说出子丑寅卯。一教育厅长跟我说:“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但忒搞笑的是,反对者在为反对而反对,因为根本找不到着力点;推介者有劲无处使,也是找不到着力点。因为它就是个空洞的口号,没理论、无内容。而你的书正好在这个时候,很直观、生动、理性、深刻、系统地回答了国人的种种困惑……”

写作《素》书时,我有两个“设计”:一是以父亲的视角来写素质教育,以便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使“素质教育”更具亲和力及溶解度。由于我同时又研究教育理论,把多年的困惑和思考“悄悄地”融入日常的观察和教育实例中,以期“举重若轻”,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产生震撼的效果。二是以教师为主要读者群。这两个“设计”,产生了一个“意外”:家长冒了出来!我无法统计读者中到底家长多还是老师多?但家长的热情似比老师高,至少没发现对拙作咬牙切齿的家长,然而有公开扬言要“砍”我的老师,并且是在南宁--我的故乡。我对转达这个“砍”的家长淡淡一笑:姑且看作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侃”吧,不然就真没“素质”了。

接着,我为热情的家长写了《素质教育在家庭》,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解答读者林林种种、五花八门的关于“素质教育”的问题。许多读者说:素质教育太令人向往了!可惜高考卡在那儿,不敢搞呀……

携教育部第49道“减负令”的声势,我的《“玩”的教育在美国》出版了。许多读者说:把“玩”提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说得很深刻!可惜高考卡在那儿,不敢玩呀……

《生存教育在美国》出版后,许多读者说:从未意识到“生存教育”几乎可理解为“素质教育”。难怪说杜威的“教育就是生活”是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可是,哼哼也好,唧唧也罢(我们也深知:没有成绩,过不了今天;只有成绩,过不了明天),因高考卡在那儿,我们不得不首先在应试教育中生存,至于将来能不能适应社会,只能当顾头不顾尾的鸵鸟了……

《天赋教育在美国》出版后,许多读者说:哎呀!天赋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但高考把中国人的众多天赋扼杀得只剩考试能力了……

许多读者在书店拿着《“高考”在美国》翻来翻去,犹豫再三最后又放下了,他们说:看了半天,美国“高考”就是给接受素质教育的“学生”开绿灯,对应试教育的“考生”亮红灯,红灯都亮了,书也别买了……

这些“素质教育”系列丛书,从“创造性能不能教”到“孩子需要领导素质吗”;从“批判性阅读”到“学习性研究”;从“能不能用左手写字”到“解决问题比发现问题重要吗”;从“玩,是孩子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到“玩具,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工具”;从“在同龄人中学会生存”到“家长参加‘童子军’”;从“三合一(高考+高中成绩+综合素质)录取标准”到“多元文化校园的核裂变”……既涵盖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等方面的内涵,也外延了“素质教育”的踉跄步履。

2003年12月,潍坊一高中校长在报告会上宣称:“您的素质教育理念已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

全场静悄悄……

我有点忐忑。

现在,已无人再跟我争辩“素质教育”的问题,国人已坦然,甚至欣然接受了“素质教育”。

但高考这个“瓶颈”卡住了素质教育。

《光明日报》2006年11月5日的长篇报道《黄全愈:教育的“修桶匠”》写道:“……在北京地坛公园书市,《“高考”在美国》仅售出寥寥数本。散场时,散落在地上的宣传材料随风飞舞,一派萧索。”

不迈过高考这道坎,素质教育与中国渐行渐远……

再来个20年,还是素质教育

早在1998年前,斯坦福大学的教育长、大学二把手马林科维奇博士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亚洲大学(特别提及中国)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

十多年后,在2010年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20年。”

斯坦福大学的领导们是否患数字“失忆症”?十多年过去了,还说再需要“20年”。更恐怖的是,他还说:慢则50年……

又是一本算了几个“20年”都算不清的糊涂账!

1976年,文革刚结束,中美两国决定派教育考察团互访。经过观察对比,双方代表团都曾做出同样的预言:“再经过20年的教育,中国的科技将远远把美国甩在后面!”预言的对错,暂且不论。十分有趣的是:这里说的也是20年!

中国人说的“三岁看老”,“百年树人”,显然是夸张的文学描述。作为科学论述,为什么斯坦福前后两位校领导都以“20年”说事?若然不是信口开河,这“20年”的依据从何而来?

这里有两种算法:第一种,学前3-4年,再加上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共约20年。

另一种算法:据说,德国宪法明文规定,不允许教授6岁前的孩子任何学科知识。虽然美国宪法没有这个规定,但美国文化也不提倡6岁前的孩子学习任何学科知识。所以,西方国家一般把义务教育定为12年,即小学6年、初中2年、高中4年。加上大学4年,一共是16年,再加上研究生教育,大致20年。

因为这个“20年”,我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流学生从哪里来》。主旨是与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商榷: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或者说,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什么条件?而中国最难实现的条件又是什么?如果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必须具备四个一流:一流设施、一流管理、一流师资、一流学生;那么,中国最大的困难是“培养出一流学生”。因为中国可以通过举国体制在财力上向北大清华倾斜若干年,并进行世界范围的“重奖之下出勇夫”的人才招揽,完全可能在十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实现前三个“一流”。至于“一流学生”,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从K-12(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就开始扎扎实实地推行素质教育,否则北大清华不可能获得一流生源。没有一流生源,北大清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可能在4年内培养出一流大学生,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研究生。换言之,一栋建筑能起多高,取决于它的基础有多牢固,而不是它的屋顶有多尖。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搬”不来的,必须自己经年累月地去夯实、去奠定。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举国体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前三个一流”,如果我们也用举国体制在100间高中里专门为北大清华培养生源,北大清华能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生?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高中生的成长模式已基本定型,此时才开始实施素质教育,已鞭长莫及,难以大器晚成。那么,不选高中,而选K-12的100所完小和完中呢?让我们来分析我的“三脚架理论”。先请看下图:

(抱歉,无法贴图)

许多人认为,教育是三位一体的,即教育包括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所谓“三位一体”是指这“三位”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相辅相成而为“一体”。

但我认为,教育是四位一体的,包括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请看下图:

(抱歉,无法贴图)

这个“四位一体”是个立体结构:首先是“三点成一面”;然后,再在这个面上凸现一个“点”:类似照相机的“三脚架”。因此,这个“四位一体”的理论,我叫作“三脚架理论”。这“三个脚”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再由这三个脚支撑起一个“中心”――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素质教育的起点,也是素质教育的归宿。因此,素质教育的四位一体应该一体到“自我教育”上,即三个支撑点的教育应围绕自我教育来设计、来开展。既然素质教育的起点是人,归宿也是人,这个“人”就是素质教育的终极受体。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或是社会教育) 起不起作用?起什么作用?有什么效果?都反应在教育的终极受体上。

既然是“四位一体”,许多时候“四位”难以截然分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可以说,支撑教育受体的三个“点”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如果只在为北大清华提供生源的100所完小和完中里实施素质教育,但学生们接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与素质教育完全对峙、冲突的应试教育,这种“闭门造车”的结果不言而喻。

前几年,Miami大学女足教练曾叫我在中国帮招收一两个女足运动员。为此,还给孙雯打过电话。他们以为,中国女足仍所向披靡。其实,美国女足的人口达500万,而中国还不到1000人。中国实行举国体制,把少数人集中起来踢球;美国走“群众路线”,到处都是女孩儿踢球。“脱离群众”的中国女足已陷危局。同理,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给北大清华输送一流生源,中国必须从基础着手,花二三十年,彻底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创造性、批判思维、质疑精神、探索意识、实践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这就是所谓的“最快20年”。换句话说,真的动了基础教育,就是“20年”,否则50年,甚至更长,更久……

2010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全愈教育文集》,有人质疑:“素质教育”都喊了几十年了,是否换个新提法?许多国人喜新厌旧,“喜”的不是新理念、新思想,而是喜欢换口号、改名字,什么“优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等等;其实,改来改去,不管换什么名字,归根结蒂,我们所追求的教育本质必须是关于“人”的教育——发掘人的素质,把“人”培养成“人才”的教育。在西方有一种说法: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谁能先崛起于世界?取决于谁能在20年内把“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大国”!形势严峻,中国别无选择,只有推行素质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素质,才能把“人口压力”变成“人才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素质教育能救中国。

有人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兴“慕课”,讲“走班”……素质教育已无方寸之地。君不见,数据也好,慕课也罢,都是为人服务的工具或形式。归根到底,人为本!正如《光明日报》(2014年9月2日)刊发的拙文《从走课制里“走”出什么》回答的:“解放个性”、“重视人性”、“培养独立性”!“走班”是个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砥砺独立性的艰难心路历程。说到底,这不都是教育要培养的“素质”吗?

素质教育的起点是人,归宿还是人;因此,“素质教育”是中华民族的永恒话题。

中国的“教育复兴”,只能是素质教育

有人主张,中国也像欧洲一样来场“文艺复兴”。所谓“复兴”就是再生。“再”是一而再的“再”,原来有的,才能“再”,才能“复”;原来就没有,怎么“再”?怎么复?当然,这可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原始的素质教育雏形,中国曾经有过,是可以失而复得、可以再生的。

我们曾经有过最朴实、最本真的“教书育人”的崇高教育目的。孔子根本没给过他的三千子弟或72贤人A-、B+、C或F……可惜,科举制度产生后,“教书育人”的教育本质逐渐被以选拔为目的之科举制度颠覆了。

早在公元前数百年,我们就实施了“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三条腊肉”是学费、办学基金)……可惜,“现代科举”——高考的选拔功能,使得各级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被划为“重点”和“非重点”,学生也被分进“重点班”或“非重点班”。显然,这种“选拔”和“淘汰”的功能,摧残了义务教育的“有教无类”的平等原则。

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因材施教”,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多元智能”的理论基础。因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因此施教时要“因材”。这不恰恰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的“施教”根本原则吗?可惜,应试教育使得“因材施教”衍变为因“考”施教的以末为本的教育。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生动、深邃的教育哲学,曾经惠及无数莘莘学子……可惜,别人已“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a man a fish and you alleviatehis present hunger; teach a man to fish and you help alleviate his hunger for alifetime. ”(给人一条鱼,你减轻了他眼前的饥饿;教人捕鱼,你解除了他终身的饥饿)。如今,别人在耐心地培养孩子的钓鱼能力;我们却急功近利地、缘木求鱼地、填鸭式地强行喂“鱼”。

我们总是对“四大发明”津津乐道;其实,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制度创造,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更彰显了教育在政治上的潜力。可惜,被这种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没有反思制度的异化,而是去强化这种制度的异化,使得手段(考试)变异为(教育)目的。例如,高考受益者应该反思高考的异化,而不是去强化它。在科举被西方借到文官考核制度中去打破世袭后,我们却成为分数的奴隶、考试的附庸。“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把今天的教育异化为“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的教学为考试服务的本末倒置的教育。

……

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教育,不是当今发达国家在“否定之否定”的再生后推行的教育哲学、教学原则、招生政策吗?

邓小平说: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如果中国来个“教育复兴”,不是素质教育,还能是什么?!

素质教育是从根本上发掘人的素质,育化人的素质,升华人的素质……当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大国”之时,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日!

素质教育,撑起中华民族崛起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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