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失业“动态清零”，what？how？

　　主要结论：

　　1.2020年—2023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与应届毕业生数量之差分别为-249万、-220万、-449万、-582万，也就是说这些年累计有1500余万新毕业生当年没有找到工作，当然不排除相当部分经过一段延迟最终解决了就业问题。

　　2.最近三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减少了11.9%，去年企业注销率大致为10%，这意味着大致于10%的在职员工遇到裁员或失业困境，这部分青年人约2500万左右。

　　3.此外，疫情以来还有1400余万青年农民工因失业返乡，三年累计产生的青年（16-40岁）失业人员约5400万，当然其中相当部分以后又实现了再就业或灵活就业。

　　4.随着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规模进一步增加，到2025年我国应届毕业生规模将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总数达到近2000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总体讲，今后到2030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5.当前就业难，主要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遇到波折造成的，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通道，离开发展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谈就业，目前是行不通的。

　　6.就业乃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最真实晴雨表，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GDP增长，都不能视为有效的增长。?

　　

　　一、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第一次是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产生的就业危机。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努力之下，我国国民经济多个领域开展整顿，逐渐纠正一些过去“左”的做法，下乡知青开始有机会返城。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个百分点，这明显与大家实际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来，社会就业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国际劳动组织界定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 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 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

　　三、美国如何统计失业率与非农就业数据

　　5月美国就业数据的不同指标间分歧较大：一方面，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达33.9万人，大超前值与预期，与低于预期的初请失业金人数较为一致，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紧；另一方面，失业率上升至3.7%，为2022年10月以来最高，时薪增速也低于预期，又展现出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偏冷的一面。

　　为何非农就业数据与失业率相背离？最主要的原因是家庭调查（CPS）与企业调查（CES）的背离，主要原因是统计范围差异和员工在行业间跳槽。美国劳动部发布的数据中，失业率来自于对于家庭的电话问卷调查，而新增非农就业则来自于对企业所发放工资单的调查，两种数据的统计范围和方式都有差别。家庭调查的范围更广，包含了企业调查中所不包含的农业相关就业、自雇人士、家族企业中未获报酬的家族成员、管家保姆等家庭工作者、无薪休假的员工。企业调查则重复统计了在不同雇主处打多份工的人。

　　针对以上项目进行调整之后，通过家庭调查数据估算的非农就业人数约为15.4 万人，较 4 月增长了 39.4 万人，与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的数据较为一致。调整项中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5 月自雇人士和无薪休假人员的环比减少，以及兼职人数的增多。

　　四、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我们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在2013年之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总体上是新增就业人数大于应届生总数，比如，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数是1204万，而当年各类毕业生总数为829万，这意味着，不仅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13年—2019年之间，应届生毕业规模和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都在增加，不过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岗位数量和毕业生规模都在1300万左右，初次就业市场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同时，大约有10%的企业在职员工失业，这部分16-40岁青年在职人员约2500万左右。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则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500万青年失业人员的话，意味着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的青年失业人员，那么失业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如果能够基本应付的话，到2030年以后，随着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减弱。

　　五、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

　　这两年的国企和政府录用新毕业生方面是很有限的，2022年国企招录应届生76万人，国考和省考估计共招录应届生10万人左右，累计加起来仅相当于应届生岗位需求的5%。长期看，国企和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持续减少的，任由国企和政府规模扩张，必将带来机构臃肿、低效亏损等问题，所以，不可能指望通过让青年进入“体制”，来解决就业问题。

　　去支持乡村振兴？但是农村经济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相当于10个华为的营业收入规模，或3个中石油、7个半京东，所以，农村顶多能安置一两百万高学历青年人就业。并且全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是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环顾全球，那些就业问题做的很糟的阿根廷、委内瑞拉、突尼斯、约旦、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失业率陡增往往不是因为人口增长所致，而是在于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从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国就业趋势有以下三点规律。

　　第一，从所有制上讲，就业增量基本系民营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由于国企集中于重资产型产业，对就业拉动作用较低，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企可以带来185万就业，而民企可以达到636万。

　　第二，从行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量系由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近十年我国新增就业增量集中数字经济整个产业链领域，数字经济一共为我国创造了2亿个左右就业岗位，现在年轻人最青睐的10个就业领域，8个与数字经济相关。中国能够突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波的工业化（智能化为主要方向）和城市化（服务业为主要方向），完全是因为赶上了数字经济兴起的机遇，否则很可能会跟当年拉美或苏联一样陷入停滞。

　　第三，从产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主要是服务业带来的。从2010年我国初步实现工业化以后，第二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就逐渐下降，从2010年至202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68%，但是就业人口反而比顶峰期减少了1500万，最近十年，社会就业容量的增加了近1亿，这完全是服务业发展带来的。（来源：财经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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