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坏种，他是碰到困难痛苦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作者：马宇平

　　林美芳有一个秘密：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经历了休学、复学、复学失败，现在持续请假在家。除了母亲和丈夫，她无法向其他人启齿“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

　　她的生活进入另一种规律：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时间久了，药末弥散在缝隙中。上班途上，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

　　能让她不孤单的是七八个家长微信群，几乎每个群都是满员。和她一样，群友都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孩子，从初中生到大学生。孩子们失眠、悲伤、易怒或在手臂上划下一条条伤痕，承受着恶心、手抖、嗜睡、长胖等不同的药物副作用。

　　医学界尚不能给出青少年抑郁症的明确诱因。抑郁症的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心理测评量表的结果作为参考，医生的“听诊器”是眼睛、耳朵和嘴——依靠经验观察、倾听和交流。

　　诊室门口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裴双义5年前注意到这个趋势。去年，他所在的科室门诊诊疗了8000多名学生，住院治疗的有近600名。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学生是四大重点防治群体之一，把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

　　抑郁症检出只是第一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反复的病情、疾病污名化带来的影响和社会功能恢复的困难，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对的一道道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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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开学第二个月，儿子陈恒告诉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学了，每天在教室里听不进去，头晕头痛，很难受。他想在家自学，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林美芳没好气的说：“好不容易考进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上？我脸都会被你丢光的！”

　　母子俩达成的“协议”是，在他实在不舒服的时候，林美芳帮他请假，“半天半天地请”。没多久，林美芳被请去学校，她对面坐着4位“特别严格”的老师。她们帮她分析孩子的情况，并重申年级组规定“每个月只能请两天假”，尴尬窘迫的场景至今仍让她难受。她坦言，那时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有点软弱的妈妈。

　　林美芳观察到儿子陈恒高中入学后，每天6点多出门，公交地铁1小时，赶在7点15分前到校。晚上6点多回到家，一脸疲惫地吃完饭就去睡觉，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作业，直到天亮。儿子不满意自己处在中游的成绩，要全力向前赶超。双休日，儿子要求请家教补课，并告诉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她试探性地问儿子。“要的。”陈恒回答。培养孩子她没计较过钱，心理医生上门辅导，900元两个小时，她决定有效的话就持续到高三。

　　陈恒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绪也越来越低。他形容“静坐的时候心跳也会非常快，像刚刚结束长跑，但是不会气喘”，夜里很难入睡又很早醒来，精神非常疲惫，曾经担任校棒球队主力的他对运动也没了兴趣。在医院检查一圈儿，“跟器官器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关系”。最终，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陈恒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事实上，心理和情绪上的异常可以牵引出躯体症状，裴双义和同事们在接诊时看到过不少，医学上称之为“躯体化障碍”。来就诊的青少年，有的头痛、背痛，有的频繁腹泻，临上学就失眠、手心冒汗、恶心呕吐……治疗的经历也类似——验血、做核磁，在内科、中医科辗转，有的“在儿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们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家庭条件好的几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病例上大都写着“情绪低落，生活兴趣减退”“重度抑郁，伴有自残行为”“中度抑郁复发，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发现了一段时间，而且学习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厉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学，已经回到家庭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裴双义说，“在学校里，他们大脑的可接受性已经很低了，基本上就是睡觉或者发呆。”

　　18岁的抑郁症患者Kalir回忆，发病时就想整天呆在床上，只有小猫陪着她。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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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人解释清楚“抑郁症是一种病”，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父母，也很难与孩子共情。

　　陈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对方嘲笑他，他便不再提起，觉得母亲编造“孩子心脏不好”作为自己不上学的理由更合适。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抑郁症”的诊断，那更像是因为软弱、不坚强生的病，他一度会向“躁狂症”的方向伪装。

　　在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15层的病房里，住着40多位受心境障碍困扰的青少年，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郁。其中有从省重点高中休学过来的学霸，也有老师家长眼中的“异类”——厌学、吸烟、酗酒、仇亲、沉迷网络、有暴力行为。在医护人员眼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聪明、敏感”。

　　大多数孩子手臂上留着自我伤害的痕迹，伤痕密集的，像红色的蜘蛛网。裴双义接诊时，都会先检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非自杀性自残。他认为，当孩子已经很难向别人诉说痛苦时，会选择划伤自己，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产生内啡肽缓解自己的焦虑。“搜刀”是护士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总有孩子想通过外卖或是快递把刀片运进住院区。

　　康复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闭病区，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长陪护，孩子们穿着蓝绿色的病号服，手上戴着黑色定位手环。出院时手环才会被护士用工具摘下。有孩子在网上买了吸铁石，破解出打开手环的办法，并且找到医院的监控死角，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翻墙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时候，他闷闷地说，自己只是想回家了。

　　病房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孩子的尖叫，可能只是家长的某句话激怒了他；有追着母亲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训孩子的父亲。需要暂时约束冷静时，身高一米九几的保安会进病房帮忙。

　　抑郁症患者社群“渡过”的咨询师邹峰见过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邹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认真很努力，事业很成功”的父亲逼急了。不管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怎么解释，这位父亲坚持认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听话，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自己的底线，抑郁症不过是为逃避学习找的理由，“他根本没病”。

　　邹峰义愤填膺，忍不住回怼道，“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坏种，不是天生懒、不求上进的，他是碰到困难了、痛苦了，才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他天生是一个坏种，那也是遗传了你。”

　　遇到来咨询的父母，邹峰常说的是，他就是太努力、太懂事才会生病的，孩子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都已经抑郁了，不想活了，在自己伤害自己了。他只是生病了，不是变坏了。“家长一定要理解到这个程度，孩子才会觉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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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有的母亲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控制欲太强了，指使、监督得太多。孩子告诉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宁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婴幼儿时期，因为早产，孩子睡了6个月保温箱，从小没有安全感；有的对家庭进行剖析，夫妻俩感情破裂离异，女儿从不与父亲亲近，怕那样做会伤害妈妈，长大后，在交友特别是异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难；有的经历过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还有的猜测是儿子换到新的学习环境，一时间接受不了成绩的落差，于是病了。

　　陈恒一度认为“爱这种东西很虚无”。童年时，他觉得母亲不喜欢自己，一直想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他根据自己“观察”得出的结论：比如上小学时，母亲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必须在学校自习到5点，再自己回家，爷爷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拦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记带到学校了，母亲给他送去，但是弄坏了；有一个暑假，他没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时也很难受”。

　　这些细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记了。她记得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告诉她孩子总比别人慢半拍，别的小朋友排好队了，她儿子还在收拾书包，终于收拾好走到队尾，哗啦一声，书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了。她带儿子去私立医院测过智商、情商值，也检查过是否有自闭症。孩子有时不听话，又特别犟，她脾气暴躁，会忍不住打骂孩子。

　　林美芳知道儿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过许多弯路。她想给儿子道歉，但话刚说到“以前妈妈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来”，儿子便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没有没有。”

　　“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本身就不易，特别是家里之前没有这种环境和基础的。”裴双义在诊室见过孩子呵斥母亲，让她“滚出去”；有父亲敲不开孩子的门，担心孩子在房间做傻事，从室外的阳台上爬进了孩子的房间；还有母亲揽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责任，一直跟孩子说对不起，你生病是妈妈造成的。复诊时，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症状，总在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或者说哪句话又说错了，又引起女儿的反感了，导致她的病复发了。

　　“我们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最关注的还是家庭。”裴双义认为，“孩子病了，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但家庭原因只占一部分。”

　　但裴双义和同事们几乎不在孩子面前数落父母的不是，他们觉得那样对父母不公平，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修复和孩子的康复。

　　他给家长的“通用”指导是，与孩子相处时，一定要从家长说变成孩子说，家长认真听，不要轻易去评判。

　　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曹新毅认为，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与生活环境、科技的进步、孩子的学业压力都有关系。“孩子参加中考，职高与普高录取比例1:1。有多少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这种出路？家长给孩子排满了课外班，孩子连出去跑一跑的时间都没有。”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约9.4%的12-17岁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发作。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医生刘华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儿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为12.1%，瑞典为11.4%。

　　有家长对孩子童年时的经历不以为意，说“实在是给这病找原因”。孩子过于追求完美主义，达不到目标会失落，进入情绪的恶性循环。但在邹峰看来，大多数完美主义是从小培养的。有的家长在孩子两三岁时开始训练，“你不听话不认真，妈妈就不要你了，不喜欢你了”。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妈妈不要我了”意味着“我就要死了”。“所以这些孩子对不完美的恐惧跟对死亡的恐惧是一样的。”

　　“我儿子得这个病，其实一半的错误在我这里。”林美芳说，“包括我们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教育方式全部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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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触发了生病开关的那件事”。

　　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件具体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绪一直积攒，恰好那个时候好多事情一起发生了。”

　　陈恒曾被送进当地一家戒网瘾学校，理由是他昼夜颠倒地玩游戏，眼神发直，脾气暴躁，打碎过家里的窗户，还殴打了母亲。

　　戒网瘾学校只是破坏陈恒与母亲信任的开端，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只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那一年他过得提心吊胆，很怕惹父母不开心，他的成绩也前所未有地好。第二年暑假，陈恒的母亲以他不努力学习为由，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网戒所，一直待到开学才回来。

　　“我觉得可能是曾经受过的伤害太大了，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跟学校的关系，还有对自我认知，就这样一种迷茫的感觉，然后‘腿’就断掉了。”陈恒告诉记者，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精神骨折”。

　　在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门诊，副主任医师盛利霞表示，就诊的70%-80%被家长认为是手机成瘾的孩子，最后都被诊断是抑郁状态，沉迷手机是孩子缓解抑郁症相关症状的行为表现。

　　陈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但打游戏能让我跟别人有连接，能跟别人交流”。

　　两年里，接触了上百个患病的孩子后，邹峰觉得，吸烟、打游戏、文身，某种意义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家长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也焦虑，那么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就会粗暴地禁止，但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没了。”

　　曹新毅观察到，还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没有来医院，而是被送去了国学书院或者戒除网瘾学校等。“学《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很好，但你有病要先治病。”曹新毅说，“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预后效果会更好。”

　　2020年4月9日，呼和浩特第26中学学生在情绪宣泄室击打“充气人偶”。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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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程长了，家长对不同药物针对的症状、使用剂量烂熟于心，他们相信“久病成良医”，试图控制孩子的“用药”。

　　家长焦虑的是，药物和心理咨询并没有让孩子立竿见影地好起来，甚至病情时有反复。群里的妈妈们开始读一些心理学、与孩子沟通方面的书，尝试“动物疗法”——照料宠物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热情，减少负面情绪。

　　林美芳建议儿子养一只猫。陈恒欣然接受，猫很粘他，生病时，“喂猫以及起床看看小猫在干嘛”成了他起床的动力。一次和父亲激烈地争吵后，陈恒离家出走。母亲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张猫咪的照片，“家里还有小猫等你回家。”

　　猫成了陈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觉到小猫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赖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猫不会评判我。”陈恒说。

　　没有什么“疗法”是万能的。有群友说，给孩子养了一只狗，现在感觉狗也抑郁了。

　　微信群里热闹爱发言的总是那么几个。沉寂下去不外乎几个理由：孩子痊愈了，孩子康复进入瓶颈期，孩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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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双义见过很多中断学业的孩子，初三和高中学生最多。有的经过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加上孩子与家庭关系、周边环境的改变，能够恢复到不错的状态。

　　“也需要老师和同学给他们一些支持，抑郁症只是心灵的一个感冒，是暂时的情况，会好起来的。”他希望学校能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

　　4月，裴双义所在的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将对浙江省内1万名学生做心理筛查，这是实现“医教结合”的尝试。住院区有孩子的病情是学校做心理量表筛查时发现的，被心理老师建议来医院检查，“心理老师就是历史老师”。

　　去医院就诊前，陈恒曾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支持。他有些失望，“老师不太专业”。

　　面对不同的患者，医生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处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会介入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裴双义说，“父母要陪伴、倾听和支持，不挑衅、不激惹，父母双方的意见要一致，协助孩子就医。”

　　他建议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少评判，别讲大道理，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另外，允许孩子在家里，适当地表达一些烦躁和愤怒的情绪。

　　“但是比如说孩子已经建立了情感屏障，拒绝家长靠近了，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家长不能说，我都已经改了，你怎么还不好，我都道歉了，你要我怎样？”邹峰反问道，“那不是新的伤害吗？”

　　“做60分的家长就好了，在养育孩子上，100分等于0分。”邹峰认为，在康复期，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陈恒希望那些“健康的人”能理解，和抑郁症患者相处不必小心翼翼。“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易碎品，把他们当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你和正常人交流，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林美芳记得，一次就诊中，医生问她，孩子有什么优点？她说没有，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而现今，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

　　她逐渐向儿子靠拢。他喜欢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欢。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听到孩子的笑声，她高兴，“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林美芳、陈恒为化名）

　　编　　辑丨张　楠

　　校　　对丨高淑雅

　　校　　审丨张　铭、李逸燃

　　值班编委丨张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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