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作为海归博士，我想说说待遇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川】

　　“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指出优秀的本土人才待遇不如普通海归，是我国高校人材培养体制中的通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为什么关于“海归”的讨论会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为什么近十几年来，对“海归派”的质疑之声不断？“海归博士”与“本土博士”相比，到底还是否存在优势？在待遇方面，优秀的本土人才与海归博士应是怎样的关系？

　　作为一名曾经留学日本的文科海归博士，笔者想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博士毕业（资料图/清华大学官网）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归派”

　　据笔者所知，在日本社会是不存在对应中文“海归”的专有名词的。在薪资水平上，从欧美拿到学位回到日本的归国群体，也并不会享受到与本土毕业生的差别待遇。

　　“海归博士”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社会标记出来，反映出这一群体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海归博士”如今成为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这一现象本身也反映出中国独特的社会心态。

　　笔者试图将“海归博士”扩大到“海归派”这个所指范围更大的概念上开始我们的讨论。

　　校园招聘热衷于“海归身份”，而不少批评者则称其“崇洋媚外”。这场“海归派肯定论”与“海归派否定论”的“土洋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至今仍未有效弥合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意识在当下的投射，其历史根源可以直接上溯至对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具体展开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谱系及其流变的历史梳理，只根据所持观点和立场，将处于分裂状态的历史意识归纳为“洋务运动否定论”与“洋务运动肯定论”之间的分裂。

　　其中，持否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选择的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道路，阻碍民族资本的成长，其本质不过是“买办”。

　　在他们看来，由被支配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以及由农民战争推进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基本历史线索，就是与革命相联系的群众斗争。在研究领域，中国的研究者也应该用又红又专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不是拜倒在西方理论或研究成果的话语霸权之下。

　　顺着这个逻辑下去，他们反对出国留学，因为留学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洋务运动否定论”甚嚣尘上，此时的中国也较长时期地中断了留学生的海外派遣。

　　与上述持否定论者不同，持肯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先驱，是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力量。

　　他们将由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共同参与的生产斗争所引起的“生产力”的上升，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定义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指出农民战争和“土”的革命只起到了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在研究领域，他们提倡吸收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研究成果，甚至是价值观和思考范式。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展开了对洋务运动的再评价，“洋务运动肯定论”直接转化为“海归派肯定论”。从1978年开始直至80年代中期，为了缩小与欧美诸国的经济差距、培养高等人材，中国重新实施了留学生的大量派遣政策，现代中国的第一波留学潮随之兴起。

　　

　　1978年12月2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专门接见52名留美人员（资料图）

　　这一时期的留学，基本属于国费留学。只有通过了严格选拔考试的学生精英，才能获得留学资格。这些留学生在学成回国后，在国家安排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波留学潮。此时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成绩优秀的学生已经有可能获得海外的奖学金。于是，充分利用海外奖学金、努力在海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自费留学生开始涌现。这些留学生将最尖端的技术带回国内，在国内的劳动市场上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获得了超出一般市场价位的高报酬。

　　至此，“海归”成为了高学力、高收入的精英阶层的代名词，然而交织在其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历史记忆并未褪去。学成归国者，既承载着国人对海外生活的好奇、对摆脱社会治理困境的追寻、对改变现状的盼望，同时也裹挟着国人对被国外势力和思想观念支配的恐惧、不安和提防，这正是中国社会一百年来“救亡图存”的话语与“现代化”的话语相互争战的延续。

　　中国一方面承认自身“现代化”不够，一方面又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与自豪。两重话语的张力和冲突，赋予了留学生和学成归国者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意涵，并为他们贴上了“海归派”这样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