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年谱、传记中不曾记载的那些事儿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这是根据早年胡适与好友许怡荪通信编定的。细读这些信，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胡适的“新”史料。所谓新，就是之前胡适年谱、传记和有关回忆中不曾记载、说明和明确的。

　　 

　　    留美前大醉，丢了钱，赔上胃

　　 

　　    胡适喜欢喝酒，也能喝酒。早年在上海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竟至在一个雨夜，大醉的胡适在回去的路上同巡捕打了起来，结果被抓进了巡捕房，好在得知他是老师，又交了五块钱罚款才被放出来。留美回来后，由于应酬太多，夫人江冬秀为了节制胡适喝酒，特意打造了一枚刻有“戒”的戒指给胡适戴着，以让胡适在朋友们闹酒时作为抵挡之物。比如他在1931年元月份去青岛时，梁实秋和闻一多一帮朋友请他喝酒，“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1931年1月27日日记）。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回忆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读这本通信集，有关通信记载着，胡适留美前一晚，大家为了庆贺，也是为了给他饯行，宴请了他。他不仅喝多了，而且丢了赴美的一些生活费。甚至让胡适到美国后一直怀疑对身体造成了许多伤害。当年10月29日，他在给许怡荪的信中说：“弟今春之醉，受病甚深，去国之前一日，又大醉不省人事者一昼夜，心中甚惧秋深必大病，故遇有小病，亦异常留意，天涯客子，自宜尔也”。12月初七的信中说：“顷得友人书，知弟去国前一日所失之英洋百余元已存在电车公司待领；弟已有信往取，即令交上海舍本家，令其寄舍间以为家用”。

　　 

　　    为此，许怡荪提出了自己的告诫：“即如尊先大人之行谊，至今父老言之，犹足令人兴起。故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非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致为习俗所靡，而趾美前徽，允为名父之子也。（庚戌冬月十七日）”胡适也听从了朋友的告诫，辛亥二月初七的信中作了决绝的回应，“别后已不复饮酒，此节想能永永守之；近又戒绝纸烟，不食已数日矣，后此永保勿复濡染：此皆足下‘祓除旧习’也，故敢以闻三万里外故人，所可明白宣示者，惟有此耿耿之心耳。”

　　 

　　    谁首倡并实践标点符号使用

　　 

　　    胡适应是我国现代标点符号使用推广及规范化建设的首倡者与实践者。留学归国不久，就在报章公开撰文《论无文字符号之害》，同时推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组织出版新式标点的中国古代经典白话小说，建立与普及全社会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与遵循。

　　 

　　    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开始注意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建设与使用问题了。1914年7月29日，胡适在札记中说：“我所作日记札记，向无体例，拟自今以后，凡吾作文所用句读符号，须有一定体例”，并列出了一些释例。1915年七八月份，胡适用了三昼夜为《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约一万字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在8月2日的札记中，胡适记道：“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之兴到之作也”，并表示自己“后此文中当用此制”。胡适于札记中摘出了此文纲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号概论、句读论和文字之符号。胡适分适用横排与竖排两种，拟出了“住”“豆”“分”“冒”“问”“诧”“括”“引”“不尽”“线”十种符号。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胡适写出此文后，立即将之寄给了许怡荪。同时给许的信也开始使用自己主张的标点符号。他怕许误会，在1915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个说明：“近颇以为‘句读’为文字之必要，吾国人士作文不用句读……其弊甚大。夫无句读符号，则文字不易普及：（一）词旨不能必达，（二）又无以见文法之结构关系，（三）故发愿提倡采用文字符号十余种……半年以来，无论作文，作札记，或作书，长至万言，短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号句读。”1916年3月，许怡荪致信胡适，请他为刚逝世的共同的好友胡绍庭作传。胡适于传中公开使用了标点符号，“此传用五种符号句读：。也，，也，《》也，——也，〉也”，“望嘱印者用之”。胡适应该是现代标点符号规范化建立、使用的首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与国民党关系不好吗

　　 

　　    在我们的印象中，胡适似乎与早期国民党人并没有什么交往，回国后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不太好。陈炯明叛变时，胡适竟然同情陈；上世纪20年代末，在《新月》杂志上，胡适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质疑性文章，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有关观点进行猛烈批评。

　　 

　　    但在给许贻荪的信中，胡适给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予充分肯定。1913年11月30日，胡适这样说：“孙中山出亡，吾极为不平；此公真有可崇拜处，即有瑕疵，不能掩其大德也。”之后，他甚至有两次与黄兴的配合。1916年4月7日的信中说：“留日学界对外宣言书，至今尚未能登载，以其冗长，非大加芟荑不能宣布。而此间报界恶习，二十四小时外之消息即不作新闻看，故云贵檄文传来时，黄克强坚嘱适译之，译后亦不能登报，后适自寄与所素识之一家报社（The New-YorkEveningPost,March9）（《纽约晚邮报》3月9日），始得登出，可见其难也。”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随之，护国运动兴起。蔡锷等人首先树起了护国的大旗。12月25日，云南宣告独立，并发表宣言,表示“义不从贼”，“并檄四方声罪致讨”。27日，云南护国军发表讨袁布告。从这封信看，胡适紧密配合黄兴，按照黄兴要求，对这些布告进行了翻译，在困难情况下，主动想办法将这些布告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宣传了出去。黄兴那时在美国为护国军募捐，胡适的作为无疑会对黄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1916年4月12日的信中说：“国事似大有望，今日浙江又反正矣。惟政府近欲以财力吓民党，昨日电传‘有美国LeeandHiggin?sonCo.(Bodton)借二千万巨款已付百万’，后适往见克强，为拟一电至波士顿沮之，今晨见报，始知此消息不确，盖政府虚张声势以欺国人，望以此意告民党中人勿受其愚。此间资本家当此纷乱之际决不敢以巨款为儿戏……今袁政府岌岌欲倒，无美国政府之后援，决不敢遽投巨资也。惟防患于未然，亦不可少之事，倘能得孙中山作一宣言书电此邦大报载之，尤可弭患于将来耳”。这里的胡适显得更加主动，当得知美国有资本家借钱资助袁世凯，立即跑去找黄兴，代拟一个电报加以阻止；当得知这个消息是假的，是袁政府用来吓阻国民党时，胡适立即写信给国内，要他们转告国民党人，不要被袁世凯玩的这些把戏所欺骗，同时建议要孙中山作一宣言书发美国大报发表，以防止有美国资本家在袁政府的劝诱下真的对袁政府进行资助。这里可以看出，胡适不仅有着一番良苦用心，而且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护国运动中。要知道，胡适此时正在紧张地进行博士论文的谋划和白话文学观的探讨。

　　 

　　    博士考试

　　 

　　    胡适的博士考试与博士学位是今天胡适研究的一大争论焦点，也是关于胡适先生的一大悬案。两种猜测：一种是“大修通过”，1919年杜威来中国，看到学生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于1927年才补授的博士学位；一种是小修，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颁授学位。

　　 

　　    通信中，也有关于博士考试的内容。1917年4月11日信中说：“博士论文半月内已可脱稿。其已成之诸篇（第二篇孔门之名学，第三篇墨家之名学）已交大学哲学科阅看。全书共四篇。首篇为绪论，颇多修正之处，故已成而未写定。末篇论庄荀法家三派之名学，尚未完全脱稿也”；“博士考试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得失已不关心，因论文已成，心事已了，考试已非所重也。然考试当不甚难，仅有三小时之大考（面试，不用笔述），所问者大略皆无纤细之难题耳”；“试后略有所拼当（无论结果如何），七月初即可离美，七月底可抵上海”。5月23日，考试过后的第二天，胡适给许怡荪写了封快信，“昨日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留学生涯，至此作一小结束。知关锦注，故先以奉闻。拟六月二十一日放洋，约七月十日可到上海。”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层意思：一、胡适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早已送交审阅，如果是“大修”，为什么这些教授们不早把修改意见告诉胡适，非要等考试时再为难学生呢？二、考试无论结果怎么样，教授们都会给你提一些修改意见，但这些都不是胡适所关心的了；三、胡适对考试充满着自信，根据有些学者的考证，面试六位教授，只有夏德一位对汉学略懂，既然如此，这些人更不可能去提一些纤细之难题。

　　 

　　    所以，我赞同后者的观点，即由于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颁授学位。

　　 

　　    为什么要写《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对胡适这篇博士论文，也有人认为，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不去写西方哲学，反而写中国哲学，这是胡适在投机取巧。

　　 

　　    信中，我们看出，胡适一度想把论文定在“国际伦理学”，但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回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来。

　　 

　　    胡适为什么要把博士论文定在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面，应该有这样的渊源：一、是他还没出国留学就萌生的志愿。在北上预备庚款考试时，“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弟此次无论取与不取，南归时必购《十三经注疏》用心读之”，于是他赴美留学时，真的带了千三百卷传统典籍；二、是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话语强权面前流失的深沉忧虑。“吾国固有之文明将日就消灭，而入口之货生吞活剥，不合吾民族精神，十年后但存一非驴非马之文明，思之大可惧也”（1913年6月14日）；“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1916年1月25日）；“若哲学政治则非自著不可，不能用舶来货也（舶来之入口货不能适用，今日非著书不可）”（1914年）；三，是许怡荪的激励。“祖国多艰，正需有心人出而支柱，霖雨舟楫，岂异人任哉？愿益励风规，以图宏济艰难，则不仅故人与有荣施，实中国苍生无穷之福也”（1913年11月3日），应该将中国哲学“绍介于西人”，“尊著《中国周秦儒学之反应》，将以沟通东西民族之思想，以足下学识融贯新旧，自能独具手眼，是固余之所从也”（1916年3月13日）；四、是他终生的一大期许。“适已决计十年内不入政界。此时政客已多，而学者太少，故自誓以著一良善完全之‘中国哲学史’为十年事业。倘能有所成就，则终身竟作学者事业。”（胡适1917年4月11日）

　　 

　　    哪一天去江村“相亲”

　　 

　　    胡适与江冬秀是1904年由双方母亲包办订的婚，然而直到1917年8月份，胡适留学回来才到江村“见”上江冬秀一面。

　　 

　　    到底是8月份哪一天呢？

　　 

　　    所有胡适年谱、传记以及有关回忆中均没作精确交待。

　　 

　　    胡适与许怡荪信中明确说明了时间，也简约说明了原由与过程。

　　 

　　    胡适“七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初七日去岳家看‘夫人’的病，婚期暂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此事已不容再缓。此次亲去岳家，正欲先安大家之心耳。”

　　 

　　    这个“七月十二日”是农历还是公历呢。上一封信日期标的是“八月六日。六月十九日”。查年历表，1917年的农历六月十九日正是公历8月6日。因此，这个七月十二日只能是农历，此信中的“初七日”也是农历七月初七。此天对应的是公历8月24日。

　　 

　　    胡适选择了农历的一个好日子，七巧节。

　　 

　　    在8月6日的信中，胡适说：“适不久将往江村一行，先图与聘妻一见，此亦是开风气之一种。”看来往江村见江冬秀，应是胡适的主动。但结合“七月十二日”的信，虽然江冬秀和江家人非常想见胡适，想要胡适去江村一趟，胡适也主动，但在当时的风气下，要去江村，要见“聘妻”一面，恐怕还得找一个在社会上说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江冬秀身体不适，胡适前去看望。

　　 

　　    原来曾说，胡适去的那天，江冬秀躲在闺房中不出来，还把床帐放下，仅让胡适进去朦胧照了一面。据说胡适很生气，因为那时天毕竟还很热，从上庄到江村还得走过崎岖的山道，翻过还有些高的杨桃岭。——如果说是“病”，去有理由，躲在房中不出来也算说得过去。但胡适毕竟知道底细，生气也是应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