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是有价值观的” 冯仑回顾台湾“支教”

　　冯仑

　　“我赞成适度的体罚，不叫摧残。”冯仑说。在台北给小学生讲授胡适《我的母亲》，他课堂上讲到了“体罚”。这段内容并未出现在浙江卫视的播出版中。

　　企业家冯仑去过40多次台湾，大多因为工作。受文化节目《同一堂课》邀请，他第一次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去台湾教三天语文课。

　　支教的小学位于台湾新北的鼻头角，那里依山傍海，是太平洋和东海的分界点，属于台湾的“偏远小学”，全校只有十几个学生。让冯仑意外的是，“偏远小学”的教育质量与台北的小学相差不多。除了语文数学等主课，孩子们每周还有音乐、美术、科学和园艺课程。

　　冯仑1977年参加高考，当时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这个题目看着平淡，确实挺难写的。”冯仑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我写了一篇爬泰山，怎么到了泰安，爬山过程中的体会、观察，最后结尾还写得挺正能量。过去讲登泰山（而小天下）。”

　　那年冯仑考得不错，成为了77级大学生。祖父和父亲都办教育，他的语文学习也始于家庭。他至今推崇那种旧式教学法——“讲解、背诵、练习”。“我发现在台湾他们写作文很差，平时不练习。”冯仑觉得这与时代有关，“我们那个时候可读的东西少，一件事反复读；现在读太多了，每件事都读得不深入。手机看完了（以为）什么都知道，就能对付聊天。”

　　在台湾，冯老师教给孩子们的，是胡适的回忆散文《我的母亲》。课堂不局限于教室，为了让小学生体会父母的辛劳，冯仑让他们学习制作当地小吃石花冻，去景区九份叫卖挣钱，然后用挣来的钱给母亲买礼物。

　　2018年6月30日，冯仑在北京回忆这段支教经历，与南方周末记者谈起他理想中的语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