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老妇在白公馆展厅指着一张照片痛哭：晓轩，我来看你了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歌乐山麓，素有“渝西第一峰，山城绿宝石”的美誉，是个青山叠翠，烟云舒卷的世外桃园，然而这里却因为民国党反动派当年在这里的杀戮，添上了沉重悲痛的色彩。

　　臭名昭著的白公馆，本是四川军阀白驹豢养小妾的私宅，后被军统重金买下，成了国民党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

　　

　　抗日名将黄显声将军、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都曾被关押于此，小小的白公馆里最多时曾关押了200多名革命志士。

　　1949年11月27日，就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前夕，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竟然丧心病狂地对关押在白公馆的爱国人士进行了大屠杀，大部分革命志士罹难。

　　“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口“活棺材”成了刺痛中华儿女的记忆。

　　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上世纪50年代，政府还原修缮了白公馆监狱，并向公众开放，从此，白公馆里作为著名的革命遗迹，吸纳了众多五湖四海慕名而来的游客。

　　1981年的一天，白公馆如往常般游客云集，可大家都自觉保持肃静，怀着无比虔诚和沉重的心情，瞻仰革命先烈的遗物，追忆那段抗争和鲜血染成的红色岁月。

　　在肃静的氛围中，却有一位老妇人站在一张烈士照片前痛哭了起来，有热心游客上前去询问安慰，可老人却依然无法停止哭泣。

　　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自打向公众开放以来，不乏当年遇难先烈的亲友来缅怀，动情之时伤心泪流也是常有的，工作人员也都司空见惯，可是眼前的老人这么大年纪，哭的又这么悲痛欲绝，工作人员害怕出个好歹，也都赶忙来规劝。

　　只听老人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着：“晓轩啊，我来看你了……”

　　

　　工作人员对白公馆监狱中牺牲的烈士很熟悉，听到老人喊着“晓轩”的名字，就明白她是来悼念“许晓轩”的，果不其然，老人站的地方正是当年关押许晓轩的牢房，老人面前正是许晓轩烈士的照片。

　　许晓轩就是经典革命小说《红岩》中主角许云峰的主要原型之一，当年白公馆监狱难友们的主心骨，一名坚贞不屈的优秀共产党员。

　　在工作人员的耐心询问下，众人知晓了老妇人的身份，原来她就是许晓轩烈士的遗孀姜绮华。

　　对于姜绮华这个名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乃至熟悉那段过往的人们都不陌生，红岩纪念馆里，珍藏了一封许晓轩烈士遇害前写给妻子姜绮华的信，1965年姜绮华将信捐给了红岩纪念馆。

　　在信中，许晓轩写道：

　　七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受苦的时间也很长了，我实在对你不起，让你苦痛了这么久，就是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安慰你……

　　在会府生活时，你让我帮你读书，而我总是马马虎虎地拖着，结果打断了你的兴头，你也就松下来了……

　　请你少记挂我，多关心孩子，把希望多放在孩子身上。少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因为我是身不由己的人……

　　如果有机会，我决定要回来的。如果你愿意又不怕劳苦，机会又许可的话，我们一同到外边走走也不错啊！

　　

　　没有革命必胜的大气磅礴、没有百死不悔的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都是被迫离家多年对妻儿的惦念，忏悔没能教妻子读书，嘱咐她照顾好孩子，憧憬着革命胜利后与家人团结，一起奔向幸福和远方。

　　这个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的英雄，用最朴实的话语述说着对家庭的温情，侠骨柔情让人动容。

　　许晓轩以身报国、献身革命的红岩精神也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他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许晓轩，1916年出生在江苏省江都县仙女镇的一户贫苦人家，11岁那年，父亲病逝，留下孤儿寡母艰难求生。

　　许晓轩被迫辍学，在当地一家钱庄里当起了小伙计，在这时，许晓轩结识了镇上电信局的员工陈世德，陈世德是一名见过世面的老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压到了仙女镇后，他组织当地青年办起了读书会，向青年讲授进步思想，还亲自教后生们学习英语。

　　在陈世德的影响下，许晓轩接触到了进步的革命思想，心中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向往。

　　1935年，许晓轩19岁，许母觉得儿子已经长大了，总闲在家里读书也不是事，看他总是上街参加活动也担心他走上歪路发生危险，便给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对方正是18岁的姜绮华。

　　

　　思想进步的许晓轩对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是有些抵触心理的，不过他是个孝子，感念母亲独自拉扯自己的艰辛，不想让她难过便应承下来了，很快许晓轩就将从未谋面的姜绮华娶进了门。

　　令许晓轩欣喜的是，姜绮华小时候家境优渥，也曾上学启蒙，与许晓轩有许多共同话题，对于许晓轩参加革命运动也十分肯定，而且姜绮华性情温和、待人宽厚，许晓轩觉得这就是他心中的理想伴侣，两人惺惺相惜，感情和睦，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成家之后，许晓轩在哥哥许瘦峰的帮助下，进入无锡公益铁厂当了会计，姜绮华负责照顾家里。

　　许晓轩工作的无锡公益铁厂是民族资本家荣德生创办的，一所拥有纺织机械和面粉加工机械的制造厂，规模之大堪称是当时民营机械厂中的龙头企业。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大企业中，年纪轻轻的许晓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凭借超高的办事效率、老练沉稳的办事风格，赢得了领导的青睐，成了工厂的财务负责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前线战况激烈，兵工器材和手榴弹等武器缺口很大，国民政府的兵工署想让许晓轩所在的工厂承接前线军需制品的订单，可因种种原因，保证生产的资金迟迟没有到位。

　　工人们产生了消极情绪，时为财务会计的许晓轩积极奔走劝说，宣传抗日理念，动员工人们为抗日前线制造军工武器。

　　

　　迫于局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工厂决定迁到武汉，许晓轩也随工厂到了武汉，在武汉，许晓轩组织工友们以“无锡抗日后援队”的名义，积极参加救亡图存、驰援前线的活动。

　　就在许晓轩这些爱国青年壮志满满想要将敌人阻拦在武汉之外时，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弃城而逃，命令各部放弃武汉继续“转进”。

　　1939年初许晓轩和工人们费尽心力，将工厂的机器设备、生产资料搬到了重庆。

　　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百姓流离，许晓轩对腐朽的国民政府和懦弱的国民党军队彻底彻底失望了。

　　这时他通过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的介绍，结识了青年职业互助会的领导杨修范。

　　所谓的青年职业互助会是在我党的领导下，组织有志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社会团体。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走上街头演讲、歌唱、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让许晓轩深受感动，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

　　从此，许晓轩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的时间都去参加互助会的活动，诚恳的待人态度、饱满的工作热情感染了很多人，杨修范对这个年轻人很是欣赏，当年5月，经过党组织考察批准，许晓轩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为了便于革命工作的展开，许晓轩经常转换职业，先后任职于复兴铁工厂、重庆国民政府创办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

　　

　　到了1939年冬，民国党反动派撕掉了伪善的面具，掀起了反共高潮，大肆羁押迫害共产党员。

　　为了掩护身份，便于革命活动安全进行，许晓轩经过人介绍，在中华职业教育社重庆总社谋得了一份会计的工作。

　　除此之外，许晓轩还在沙坪坝开了一间青年书店，向他见过的每一位青年，推荐分享爱国书籍、宣传革命思想，鼓励有志青年自强不息、积极抗日，他的三妹许永清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也走上革命道路。

　　1939年5月的时候，地下党川东特委青委创办了进步期刊《青年生活》，许晓轩担任编委，负责印刷发行工作，在此期间许晓轩撰写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文稿。

　　《青年生活》有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吸纳了许多有生力量，可惜不久之后因为时局动荡、敌特嚣张被迫停刊了。

　　入党以后，许晓轩不仅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中，还省吃俭用，将所有收入都用在了革命活动中。

　　而他家中经常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令家人更难过的是，他第一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生病住院，许晓轩都忙于工作无暇陪伴，直到孩子去世，他都没能去见最后一面。

　　许晓轩的母亲非常生气地埋怨他：“你一点不管家里的事情，简直不要这个家了……”

　　

　　许晓轩难掩悲痛地告诉母亲：“我不是不想管家里的事情，更不会不要家，可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民族灾难深重，我们必须得先救国，有国才有家啊……”

　　母亲不明白儿子口中的国家大义，只觉得这儿子是疯魔了。

　　姜绮华也听不懂丈夫救亡图存的革命思想，不同于许母，她从不阻拦、也不抱怨，因为她了解丈夫高贵的品格，知道他做的事情一定是好的、是对的，自己无需明白，帮他照料好家里就可以了。

　　得到妻子的支持，许晓轩心中有了些许宽慰，更是一心扑在了事业上，1940年春，许晓轩因工作表现优异，被组织提拔为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

　　宣传部的工作势必要深入群众中去，许晓轩终日奔波于工厂、学校等地，组织人民群众参加爱国运动，相较于之前的工作，暴露的风险激增。

　　许晓轩却从不畏惧，在白色恐怖弥漫的环境下，乐观地与反动派斗智斗勇，谁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还是伸向了许晓轩……

　　1940年4月，许晓轩去大溪沟兵工厂开会时，遭叛徒泄密，行踪暴露，许晓轩被埋伏在那的特务秘密抓捕。

　　当时重庆经常有革命志士神秘失踪，所以当同志们发现许晓轩失踪后，便猜到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鬼。

　　许晓轩哥哥许瘦峰出面，托关系打探了半个月，才得到许晓轩被特务关在望龙门特别监狱的确切消息。

　　

　　当时许晓轩与姜绮华的女儿许德馨才八个月，因为营养跟不上，姜绮华身体一直恢复得不好，许瘦峰等人就有意瞒着她。

　　可姜绮华还是敏锐地发现了端倪，追问之下得知了丈夫入狱的事情，她虽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妇道人家，可也知道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的人都没好果子吃，急火攻心之下患了严重的肺病，常常咳得五脏六腑都要蹦出来了，整整三年，姜绮华都只能无助的躺在床上。

　　患病期间，她几度想要自杀，可自己走了女儿怎么办？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她甚至想带女儿一起死，可她想着丈夫要是活着回来了，自己和女儿不在了，他该多难过，她得给丈夫一个活下去的念想。

　　姜绮华告诉自己得挺住，靠着这个念头，她挨过了一个又一个被病痛折磨的夜晚。

　　许晓轩刚被捕的时候，还能通过同志们的帮助，与家人通信。

　　许晓轩在给家人的信中，每次都会写道：“我生活得很好，身体也很好，切莫记挂我。只要革命事业进展得好，反动派很快就会释放我们。”以此来安慰家人、劝勉同志们。

　　当得知亲朋正在想办法营救他，而特务开出的释放条件是“承认自己的罪行”，许晓轩在一包香烟薄纸的背面用铅笔写了四个字“宁关不屈”，设法将其送到了亲友手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张见证了许晓轩革命精神的纸条后来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珍藏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中。

　　

　　狱中的斗争日益激烈，许晓轩大概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让哥哥转告妻子，“自己可能出不来了，让她早为自己做打算，这辈子是自己对不住她。但是女儿必须要送到老友处接受教育。”

　　在对家人最后的嘱托中，他念念不忘的仍是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

　　1941年10月，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等革命志士被押送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家人就再未能收到他的只言片语。

　　到达息烽营的那刻，许晓轩切身地领悟到了什么叫“人间地狱”，反动派为了迫害革命人士也是煞费苦心选了这个地方。

　　监狱三面环山，剩下的那面布满了高压电网，起伏的山坡上筑有三道高墙，墙外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碉堡，每个碉堡里都藏着特务时时刻刻监视着监狱的动静。

　　小小的息烽集中营外，最多时竟驻扎了一万五千多的国民党特务，想要越狱难如登天。

　　当时监狱里实行“监狱生产化”，犯人都被安排参加劳作，来赚取生活所需之物，许晓轩起初被分到了印刷厂木刻部。

　　监狱主任周养浩见许晓轩字刻得不错，便让他在监舍外那两颗核桃树上分别刻上“忠党爱国”“先忧后乐”的字样。

　　许晓轩很快就在一棵核桃树上工整地刻上了“先忧后乐”四个大字，等到要刻“忠党爱国”四个字的时候，他却“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周养浩见状，也不便再让他刻字。

　　

　　如今刻有“先忧后乐”的核桃树依旧挺立在息烽营监狱的旧址上，向后人彰显着当年的革命志士是怎样的铁血丹心、斗志昂扬。

　　面对漫长且艰难的牢狱生活，许晓轩一直保持着这种斗志，不断强大自我，帮助难友，一同在狱中发展革命事业，与反动派周旋到底。

　　当时狱中一位叫文泽的难友，不满特务将难友当成奴隶一般斥责打骂，公开与特务叫板，拒绝参加劳动，被激怒的特务将他打到昏迷还不肯罢手。

　　许晓轩忍无可忍，和特务理论起来：“你们还有人性吗？下手这么狠毒，干脆把我们都枪毙了好了！”

　　特务们面面相觑，他们清楚这些“政治犯”，连徐恩曾都不能说杀就杀，就别说他们这些小喽喽了，便悻悻的罢手了。

　　后来许晓轩找机会和文泽谈心，告诉他：“坚持斗争是对的，但要注意策略。如今我们处在敌人的利齿之下，在不能一击毙命的时候，就要学会隐忍，要讲究斗争的艺术。”

　　许晓轩的斗争艺术大概可以归结为不争一时之快、不逞一时之勇，要寻求实现自我目标，而敌人却无可奈何的方式。

　　在狱中，除了必须参加的劳动，其余时间许晓轩都是自修外语，许晓轩用闲散时间自学了三年，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以及常用的俄语对话。

　　

　　许晓轩如此用功学习外语可不仅是为了充实自我，更重要的是要用外语交流情报。

　　息烽营监狱中关押了许多像黄显声、罗世文这样会俄语的难友，许晓轩掌握了俄语，就不怕特务们监听，可以正大光明地传递消息了。

　　在许晓轩的号召下，难友中间掀起了一波学习外语的热潮，连年幼的“小萝卜头”都熟练地掌握了俄语。

　　许晓轩带着一众难友在息烽营监狱中乐观地与反动派斗智斗勇四年之后，终于等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许晓轩等人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发现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他们不但没有释放“政治犯”，反而在背地里秘密杀人、转移。

　　截止到1946年7月，包括许晓轩在内的72名“案情重大的政治犯”又被押回了白公馆。

　　许晓轩清楚反动派铁了心要内战，狱中形势比从前更加严峻了，出于斗争需要，难友们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推选威望极高的许晓轩为党支部书记。

　　为了让难友们及时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情况，许晓轩筹划着办起了监狱版《挺进报》。

　　当时黄显声将军手里有一份报纸，由“小萝卜头”趁着上课的机会偷偷带给《挺进报》的主编陈然，陈然用铅笔将有关解放战争的消息写到香烟纸上，誊抄多份，再借着小萝卜头或者放风的时候分发，在难友中间传阅。

　　

　　虽然每期只有“淮海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等几句话，但足以让难友们看到胜利的希望，拥有坚持斗争的勇气。

　　为了保险起见，许晓轩让陈然取消刊头“挺进报”字样，必须用仿宋体字誊写报纸，并号召大家都学习仿宋字体，这样即使被敌人发现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事实证明，许晓轩的未雨绸缪很有必要，狱中一位难友在阅读《挺进报》时不慎被大特务杨进兴发现了，杨进兴看到共产党的报纸居然办到了监狱里，暴跳如雷，随即毒打这位难友，逼问报纸是哪来的，谁写的。

　　宣灏不肯就范，一口咬定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杨进兴一边大骂“你当我是傻子啊？”一边挥舞着皮鞭更用力的抽打。

　　就在这时，住在楼下牢房的许晓轩大声吼道：“那纸条是我写的，有本事冲我来！”

　　杨进兴气冲冲地下楼，看到“充好汉”的是许晓轩，气得都快炸了，因为他知道许晓轩是这群“政治犯”的主心骨，一个“大刺头”很不好惹。

　　杨进兴将许晓轩押到了看守长陆景清的办公室，陆景清让他写字，比对字体。

　　因为早有准备，他不慌不忙地用仿宋体写了一行字，特务们看着和纸条上的字挺像的，也就信了。

　　

　　陆景清逼问他消息从何而来，如何分发的，许晓轩坚称是自己趁着放风的时候溜进办公室看得，誊抄分发都是他自己干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特务们怕事情闹大了，吃不了兜着走，这事也就被摁下来了，只是许晓轩作为主犯，被特务们戴上手铐脚镣，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里，整整一个星期，不准放风，每天只给一碗盐水。

　　当难友们欣喜于解放战争捷报频频传来，胜利就在眼前时，却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监狱中有一些难友被特务们带走提审，却再没有回来，许晓轩知道反动派这是狗急跳墙，开始对难友们痛下杀手。

　　反动派释放“政治犯”是不可能的，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开始策划越狱。集体越狱是不可能的了，那就走一个算一个，逃出去一个就有将狱中消息传回党组织的希望，难友们就有获救的希望。

　　许晓轩和党支部成员商议后，认为韩子栋是最合适的越狱人选，因为长期以来，韩子栋都在装疯卖傻，特务们都以为他被打傻了，不怎么防备他，有时出去买东西还叫他帮着抗。

　　计划敲定，许晓轩和难友们竭尽所能帮韩子栋攒了些吃食，东拼西凑做了件衣服。临行前，韩子栋画了一张白公馆附近的简易地图交给许晓轩，方便之后再组织越狱。

　　许晓轩一遍又一遍嘱咐韩子栋：“出去之后就要想办法乔装，莫让人看出端倪。认准一个方向，朝山多的地方跑，容易隐藏！脱险之后，尽快找到党组织汇报狱中情况……”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不负众望逃出了白公馆监狱，辗转找到了党组织，协助党组织准备营救狱中难友。

　　在等待组织营救的时间里，许晓轩又策划了多次越狱，可惜韩子栋逃跑后，敌人看管得更严，都没能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一二七”惨案，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被关押的300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

　　特务将许晓轩带走执行枪决时，许晓轩将身上的棉衣留给了难友，郑重说道：“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

　　他挺胸昂头走到了刑场，用轻蔑的目光扫视着特务们，高声说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了，人民就要审判你们了！”

　　随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而后倒在了血泊里。

　　三天之后，重庆解放，新中国迎来了真正的光明，而许晓轩等烈士却牺牲在了黎明的曙光前。

　　党组织派人收敛死难烈士遗体时，发现许晓轩烈士的双手仍然被手铐紧紧锁着。

　　得知许晓轩牺牲的消息，妻子姜绮华瞬间崩溃，导致旧病复发，连到重庆认领丈夫的遗体都没办法去。

　　

　　重庆成了她的梦魇，家人不敢对她提重庆两个字，更不敢提到有关许晓轩的东西，每次提及，她都悲痛欲绝。

　　直到1981年，已经60多岁的姜绮华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她不知道哪一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后，她才来到重庆白公馆，那个一直关押许晓轩，并带走许晓轩生命的地方。

　　当她哭着说：“晓轩，我来看你了。”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是啊，革命取得了胜利，曾经无比黑暗的白公馆已经被革命先烈驱散，谨以此文缅怀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是你们为我们驱散黎明前的黑暗，带给我们无限的光明，让我们可以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