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承认?清华附中从“育分”到“育人”的路子,并不适合你!
“综合素质评价”是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尤其是新课改语境下中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有研究者认为在新高考背景下,高校招生使用综合素质评价既是落实改革精神的主要体现,也是推进改革进程的现实需要。
近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王殿军校长在第六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上,介绍了清华附中近十年来关于综合素质评价的努力与尝试以及取得的成绩。王校长倡议更多的地区和学校,跟清华附中一起,把综合素质评价开展起来。
就综合素质评价的落实效果而言,清华附中无疑走在了前列。然而,如果我们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对综合素质评价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与学校)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恐怕结果并不乐观。
实际上,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对综合素质评价持大力推崇态度。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有关于综合素质评价(考查)的相关论述。此后的大量教育政策文件也在不断强调推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意义。
我们首先对这些政策文件及相关论述进行简单梳理。
表1 教育政策文件中对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论述
01
综合素质评价的整体实施效果究竟如何?
多位学者表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整体上不尽如人意。例如杨九诠教授指出:“(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以来,总体上不尽如人意。与中高考‘软挂钩’‘假挂钩’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评价实践中还存在着评价指标不完善、评价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诚信问题严重、应付现象明显、评价与教学脱节等问题。”
杨九诠 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编审
具体而言,“不尽如人意”包括中学和高校两个方面。
就综合素质评价在中学的实施效果①而言,王洪席表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学校中的实际开展情况并不容乐观,集中突击,走过场现象尤为严重。
不少校长、教师反映,一方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并没有成为学校以及教师工作中的日常性行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多是完成任务、应付式的结果,常常是到学年末或检查临近,简化程序,加班加点,匆忙赶制。
另一方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也缺乏规范化约束与保障,很多教师在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时都处于自发摸索阶段,也有不少教师甚至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本身都知之甚少。
周先进等人也表示许多教师认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家长评价和社区评价等因为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操作中的培训,致使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过程的可控制性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是致命性打击,表露出“可操作性”极差的窘境。
在调研教师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教师们普遍反应的问题是综合素质评价参考性弱,约束性弱,并且存在技术问题。
以下是笔者对三位经验教师访谈的分析结果。从三位教师的表达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出教师对综合素质评价的不满之情。
表2 调研中教师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反应
就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的实施效果而言,王洪席表示,从实施现状来看,部分高中学校存有走过场、“打太极”、消极应付的不良现象。根据对部分高中校长的访谈发现,高中学校之所以不愿意下大力气开展综合素质评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综合素质评价在高等院校招生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 “高校不用,我们又为什么而为”?
与之类似,张红霞调查发现,目前高校招生能力与主导录取权责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 大部分高校在具体执行落实综合素质评价问题上大多莫衷一是或一筹莫展, 并没有明确的使用思路或科学办法。
02
为什么国家大力倡导综合素质评价,却收效甚微?
原因在于,综合素质评价目前尚未与高考进行实质性对接。高考目前是中学与大学之间最为稳定的桥梁,因此,无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呼吁将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录取进行有效对接。
罗祖兵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罗祖兵教授在参与某省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样本校的建设工作时发现,其中有一样本校校长在全省性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汇报中就明确提出,“强烈建议将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录取联系起来”“只要它在高考中能占到一分的比重,学校就会认真对待”。
当两者脱节时,综合素质评价就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罗教授在调查中就发现了将综合素质评价“外包”的现象,即学校为了避免在综合素质评价网络平台上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的烦琐及其对正常教学的冲击,就将这一工作外包给某些公司或个人。
由此可见,如果不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综合素质评价最终必定会走向虚无。对此,研究者已有定论:“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综合素质评价并没有真正在中小学扎下根,以至名存实亡。 ”“如果不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纳入高一级学校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就无法开展起来。”
03
为什么综合素质评价一定要和高考挂钩才能发挥作用?
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高考是教育领域各方切身利益的交汇点,主要利益群体(或机构)包括(地方)教育部门、高校、中学、学生、家长、教师、校长等。
一方面,高考的职能是为高校选拔新生,但在重视考试的中国,其职能产生了巨大的效能,致使高考成为指挥棒,左右了中学乃至小学的教学。
另一方面,高考的功能超出了教育领域,对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甚至政治产生影响,以至于高考制度往往成为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的矛盾集合点 。
因此,如果综合素质评价能够真的与高考有效联结,则能够调动教育领域内外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
04
为什么综合素质评价出现“软挂钩”“假挂钩”的现象?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高考的目的加以考察。刘海峰教授指出,高考有两种目的(取向),追求公平和追求效率。高考中的公平是指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效率是指综合各方面因素 ,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
“效率派”认为,中国已到了一个不必刻意追求公平,而应注重效率的时候,高考制度应彻底改革。
“公平派”认为,公平选才是社会大众对高考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也是高考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精神之所在,公平竞争是高考制度的灵魂和根本,“多元录取”要注意保证录取的公平和公正,避免金钱和权力对招生录取的干扰。
刘海峰教授进一步指出:“目前高考的主体部分也还是首重公平”。追求效率是在公平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够达成的目标。
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整体教育生态而言,很难全面保障综合素质评价过程的公平性。因此,如果强行大面积推行综合素质评价,或将其与高考进行“强行挂钩”,则有可能出现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可能是普遍的)不公平,拉低整体评价(高考+综合素质评价)公平性的现象。
因此也就出现了当下综合素质评价在教育领域中产生的“心照不宣的暧昧”关系,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基于其在效率层面的优势,对其大加推崇。另一方面,学校在评价过程中应付了事,高校招生对其“不冷不热”。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互不干扰”。
罗祖兵教授指出:“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最大的问题是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是否具有高考成绩那样的公信力。”
05
保证综合素质评价公平性、公信力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笔者综合了多项相关研究,将能够保障综合素质评价公平实施的条件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中学阶段对学生的评价,高校对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评价。
过硬的评价素养:包括中学教师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的能力,高校对学生的直接评价
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中学评价过程的管理制度、流程、机制,高校评价的管理制度、流程、机制,以及诚信保障的相关机制
有效的评价手段:中学教师对学生进行有效评价的技术,它需要综合考虑结果的公平性、有效性,以及教师的可操作性
诚然,并非我国全部学校均不具备以上条件。少数学校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并收获了良好效果。
例如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即从2009年起就开始研究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经过十年的努力,学校研发了“基于行为记录大数据的K12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建设了一套逐渐完善的学校综评管理制度(包括运行制度与诚信管理制度)及评价体系(包括9个模块,46个纬度)。
清华附中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面取得的成绩印证了上述四项基本条件。实际上,清华附中的成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潜在条件,即在当下整体教育评价机制下清华附中在升学率方面有所保障。
诚如阎亚军教授所言:“传统名校十分清楚,政府、社会评价学校是否办得好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就是升学率,他们不能有半点闪失”。
上述情况是当前教育领域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必讳忌,而是应当共同探索更为恰适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方式。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旨在讨论综合素质评价在我国全面或大面积实施的困境。
对于一些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学校而言,其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发挥良好的引导、示范作用。清华附中显然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走在了前列。
综上所述,对于相当一部分学校而言,其难以同时满足上述四项保障公平性的基本条件,②进而难以保障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公平性,进而难以与目前以保障公平为首任,且作为利益集中点的高考相挂钩,进而无法激发教育领域的主要相关群体参与其中,进而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广、普遍(有效)实施。注释:①本文讨论的是综合素质评价的整体(或大面积)实施效果,而非针对个别学校。②笔者认为对于这部分学校而言,四个条件的满足需要借助有效的外部力量。因此准确而言是教育领域目前尚未给学校提供关于保障综合素质评价公平性的有效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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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进, 张睦楚. 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与“难为”[J]. 全球教育展望, 2014(7):101-111.
责编 | 赵矗
排版 | 虫子
配图 | 闫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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