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应试教育的船，做素质教育的事”

　　

　　温儒敏 1946年生于广东紫金县，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等职。受聘于教育部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担任“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

　　

　　温儒敏认为，高中语文统编新教材有改进的空间，但总的方向还是好的。

　　9月的一个午后，阳光还很炽烈，石阶下铺满大片绿绿的鸢尾。温儒敏背对客厅窗户坐着，与整整一面墙壁的藏书斜身相对。阳光跳进来，满头白发被染上金色的光晕。

　　他身形不算高大，说话慢悠悠的，眼神柔和，很难想到，这就是媒体报道中那个善于批判反思、言辞犀利的温儒敏。

　　温儒敏批判最多的，是当下部分群体阅读状况：“现在语文教学最大的弊病就是不读书”“老师不读书，怎么可能教好语文？”

　　另一个经常伴随温儒敏出现的高频词汇就是“新教材”。从2012年起，温儒敏受聘于教育部，担任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屡屡因为教材的风吹草动，被推上风口浪尖。

　　实际上，除了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有更多身份：教师、学者、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还有曾经的北大中文系主任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但温儒敏最看重的，还是教师这个职业。自从1981年留在北大任教后，他钟情于讲台30余年，至今仍在高校教学一线。“作为学者，我是相对自由的。”

　　在北大“21楼”时期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已在基层工作8年的温儒敏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他决定试一试。

　　命运从此易轨。一年后，温儒敏到北大中文系报道，成了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师从中国现代文学泰斗王瑶；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温儒敏留在北大任教，成为一名高校教师。这一留，就是三十年。

　　1982年，他带着妻子住进21楼103室。“21楼”位于燕园南门的教工宿舍区，全是筒子楼，灰色，砖木结构。

　　温儒敏的这一间10平方米左右。对门是曹文轩，楼上是钱理群，同为21楼邻居的还有段宝林、董学文等一众学者，他们后来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名家或要人。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温儒敏工资不多，“除了吃饭穿衣，不敢有别的消费”。

　　但那时的他们仿佛不以为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动乱刚刚结束。用温儒敏的话说就是，突然“松绑”，思想界非常活跃，大学的学术重建提上日程，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是一个富于理想、自信和激情的时期。对温儒敏来说也是。在“21楼”时期，他与钱理群、吴福辉合作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稿。当时他们不会预料到，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部著作在文学界几乎无人不晓，产生着广泛持久的影响。

　　没经费也能做大事的语文研究所

　　二十一世纪之初，温儒敏注意到，很多师范类大学都不愿意做师范教育，而是希望转为综合性大学。“如果师范大学都不愿意搞师范，全国的教育还有什么指望？”

　　1999年，温儒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就开始考虑如何“介入”基础教育，帮助社会做点实事。在他看来，所有大学中文系，都应当适当关注中学语文课改，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2004年，温儒敏利用北大的平台和资源，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当时中文系的老师都很支持，甚至吸纳了不少其他学校的专家，共同服务于基础教育。

　　但这个如今名头响当当的研究所，多年来竟是个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的“虚体机构”。“要办公室干吗？”温儒敏习惯了在家里写字，甚至开会也要叫大家到家里开。

　　正是依托这样一个“不存在”的机构，作为所长的温儒敏却带着一群人干了许多实事。甫一成立，第一项工作就是自发启动九项调查，关注教师生活状况、教学情况、职业倦怠等。

　　后来，温儒敏又带着16位知名教授，主编了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他们还编写一系列大学语文、中国语文、高等语文教材等。随后，受命于教育部，修订小学初中的课程标准、编写中小学全国统编语文教材、运营教师读书网、做通识讲座、承担香港普通话推广的项目，均是依托这个研究所。做着做着，十几年过去了，温儒敏竟觉得有些“不能自拔”。

　　站在新教材的舆论靶心

　　8月27日，教育部北楼新闻发布会现场，温儒敏被一群记者围住。他们对高中语文新教材有太多好奇，想跟温儒敏讨一个答案。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由温儒敏主编的高中语文统编新教材将发放到京津等六省市高中生手中，并将在3年内覆盖全国。新教材增删了哪些课文？古诗词背诵量增加了多少？随便一个话题都足以挑动公众敏感的神经。

　　发布会上，温儒敏一五一十给大家“算账”：普通高中《语文》全套教材共5册，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首），占全部选文数（136篇/首）的49.3%。其中古诗词33首，古文34篇。67篇（首）古诗文中，有一部分是课文，一部分是课外古诗词诵读。而其中要求背诵的古诗文只有20篇，如果以三年来算，平均每个学年也就六七篇，并不是很多。听到这番话，学生和家长才吃下定心丸。

　　“如履薄冰”，温儒敏这样形容做教材这件事带给他的压力。他内心非常明白，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要体现国家意志，社会又很关注。网上各种批评和“纠错”很多，这其中，有些有根据，有些是误会，甚至还有些是炒作。

　　在各种批评和“纠错”中，所有声音都指向温儒敏这个靶心。“跟谁说去？没人可说。这是责任，是使命，也只好承受。”

　　牵住语文教学的“牛鼻子”

　　9月6日，全国多个省份的中小学语文老师到北大参与“国培计划”培训，温儒敏是他们首堂课的老师。讲点什么呢？温儒敏想，还是讲阅读，让老师们自己多读书。

　　他早就看出语文教学存在很多问题。老师讲得多，读书太少，多是程式化讲解，又受制于中考高考，应试教学成为主导，学生反复操练刷题，学习没有主动性，也缺少兴趣。

　　他试图在教材中改变这一点。从多读书做起，建议老师把多读书作为教学的“牛鼻子”，尽可能改进繁琐僵化的教学程式，让学生自主学习、带着问题学习。

　　“教材有改进的空间，但总的方向还是好的。”温儒敏说，新教材提倡要学生自己读、自己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但他也强调，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调整和更新。

　　在很多人眼里，语文教育和语文学习的要义与所谓的“应试教育”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冲突。作为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取舍和平衡？

　　对此温儒敏给出了一个非常坦诚的答案。他说，要承认应试教育的存在，也不一定要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完全对立，有时候可以搭应试教育的船，做点素质教育的事。

　　“虽然情况比较复杂，只要有改革这份心，总能一步步前进。”

　　70年感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和原来相比，现在物质丰富，年轻人也能够自主选择，但焦虑比我们年轻时大很多。——温儒敏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冯琪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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