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与《城市竞争力报告》：一个学术品牌是怎样炼成的

　　见习记者刘诗萌北京报道

　　距离6月22日下午两点举行的《2017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会还有20分钟，中国社科院财经院院长助理、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走进学术会议报告厅，环视了一圈桌椅围成的“主席台”，在某处停下，走上前去伸手将其中两个桌牌调换了一下。

　　最初做“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时，他给全国50多个城市一个一个地打电话；现在开发布会，无论是请领导、专家出席，还是检查会场布置，他都亲力亲为。

　　2003年至今，这份由社科院出版社发行的蓝皮书已经延续了15期。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在发布会上说，这份报告成就了倪鹏飞这个城市竞争力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而他的坚持不懈也成就了这个中国城市研究领域最响亮的学术品牌。

　　“它不仅是社科院的品牌，也是中国的品牌，所有国外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都必须看这份报告。”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指出。

　　跟《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聊起15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变迁，身材瘦削，一副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典型模样的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声音不徐不疾，心中似乎有一张中国城市地图，把每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装在胸中。

　　源自“弓弦箭”上的“一软一硬”

　　社科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张颜色有点泛黄的奖状，上面红色的大字写着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这个荣誉的是2003年出版的第一份《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及以倪鹏飞为首的研究团队。虽然《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始发于2003年，理论基础的形成却可以追溯到6年之前。

　　1997年，倪鹏飞刚开始在南开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方向是房地产。不久，他的导师被调到天津市政府挂职，由于当时学术界对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研究比较多，而对城市间渐白热化的竞争却少有人问津，导师赴任后做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调研天津在全国城市中的竞争力。倪鹏飞参加了暑期调研，几个月时间里奔赴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

　　“得到的结论就是，上世纪90年代城市发展主要靠的就是招商引资，影响因素主要是两个，硬件是资本，软件就是文化。”在许多采访中，他都会提到“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这句有着当时社会鲜明烙印的顺口溜。

　　这次“解放思想”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们的考察报告被授予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部分研究成果于1998年发表在《经济科学》杂志上。随后，博士论文定题时，原本专攻房地产方向的他改做竞争力研究，选择了24个城市样本，进行城市竞争力比对。

　　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一直绞尽脑汁，想做出一个像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那样，让大家一下子都能记住的经济理论，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各个要素。快要写完的一天早上，他一觉醒来，突然灵光一闪，“弓弦箭，一软一硬，不挺好吗？” 于是，这个叫做“弓弦箭”的竞争力指标模型便成为他的论文的理论基础，以区位、环境、设施、资本、人力、科技、结构等硬件为弓；以文化、制度、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开放等软件为弦，产业为箭，在答辩时就获得很高评价，如今也成为城市经济的经典理论之一，经常被引用。

　　2000年，博士毕业的倪鹏飞进入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此时国内的城市经济发展形势早已有了新的变化。不仅城市之间的竞争加剧，经常为了争一个投资抢得头破血流，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贸易一体化，世界城市的竞争也提到日程上来。

　　一年后，《经济日报》在2001年刊发了东南大学教授徐康宁撰写的城市发展与竞争力的研究报告。不久，倪鹏飞认识了该报的编辑，谈及那篇文章，编辑鼓励他也写一篇点评。于是他下了很大功夫，把对博士论文里24个城市的点评写出来，2002年1月左右刊发了一整版。一石激起千层浪，新浪网把这篇文章挂在头条一个星期，点击量已经大到“有些地方都受不了了”。

　　许多地方政府当即连夜开会，讨论自己究竟有没有竞争力，竞争力有多高。“当时地方政府对城市竞争力的观念和意识还停留在用传统的行政级别、GDP来衡量，有些认为自己的地位还挺高，我这个排名一出来，刷新了他们的认知。”倪鹏飞说。

　　在21世纪初，这种按指标和要素进行的城市排名绝对是颠覆性的。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针对竞争力构成要素中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指的是历史、文化背景，而这份报告中，“文化”被定义为商业文化，即城市有重商的观念和开拓创新的文化。因此，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如北京、西安等地不一定商业文化好，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深圳反而评价很高。

　　“一夜成名”后的再前行

　　2002年，社科院出版社一位负责人鼓励他把竞争力报告做成蓝皮书，每年出版。转年发布首期的时候，尝过了“一夜成名”的惊奇和困扰滋味的倪鹏飞怕社会“过度关注”，本想正常出版不再多加宣传，但却受到了湖南电视台的关注。前来寻求合作的记者在宿舍门口等了两天，还找到了社科院的领导，甚至还有他湖南籍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最终媒体的坚持感动了他，前两份报告都由湖南卫视和中国社科院一起联合发布。

　　报告最初几年，收集研究数据是最花时间的。主要是两部分资料，一部分是客观的数据，跟国家统计局合作，得来比较容易；另一部分是调查数据，他负责设计好问卷，在全国50个重点城市发展了当地的团队成员，一般都是高校的老师或者院长，让他们负责问卷调查。因此，最初的报告都是全面评价200多个城市，深入分析50个城市。直到2013年才开始全面使用客观指标，取消了问卷，加入了一些使用爬虫技术收集的网络数据。

　　在倪鹏飞家的阁楼里，现在还堆着十来个编织袋，里面装的是从2002年到2012年这50个城市每年收集的问卷结果。“最初没给他们钱，我就打电话说我是中国社科院的，要搞一个竞争力报告，90%以上都答应了。”他还记得，每次在倒计时规定的时间前，都有近50份砖头薄厚的特快专递从全国各地寄来。

　　通过社科院的平台，原先单打独斗的倪鹏飞也组织起了研究团队。最早的合作伙伴是他的南开师弟侯庆虎，在他博士论文的时候就给予很大支持，报告最初的数据计算，包括软件编程、模型编程都由侯庆虎完成，两人默契的配合也被称为“飞虎队”。写作方面，他邀约了一些北大、清华、人大的青年教师，以及一些博士生参与。

　　“在一个发展中的中国，众多素昧平生的人们对一项普通的研究给予如此巨大的支持和关心，充分显示了人民对国家富强和地方发展的强烈期盼和崇高的责任感。”在第一份报告的后记中，倪鹏飞如是写道。每次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他也总觉得心绪澎湃。

　　逐渐地，这项集合了众人之力的研究也初步显现出了一些明确的结论。倪鹏飞发现，在21世纪前十年里，城市化成为带动一座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土地在内的基础设施，成为带动竞争力提升的因素。

　　第一份蓝皮书发布不久，2003年6月，国土资源局发布21号令改革土地拍卖制度，“土地财政”的模式由此启动。“土地成为一种特殊的货币，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一下就变强了，土地财政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 原厦门市规划局局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撰文，指出土地城市化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之快、之巨，超过了改革之初最大胆的想象。”

　　在这期间，中国经济从2003年的低谷，到2006、2007年高速发展的巅峰，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后，也逐渐从高投入、外向型的经济开始提倡集约化发展。倪鹏飞在2008年将竞争力报告的13项指标体系重新修改，构造了更为简练的城市竞争力计量模型。新的体系引入了宏观经济的循环模型，不再是“弓弦箭”那样只讲要素供给的增长模型，而是强调供给和需求两端。

　　在具体指标构建中，他选择的方法常常十分巧妙。2004年国家统计局提出“绿色GDP”。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团队在综合竞争力中添加了两个环境污染的逆向指标，一个是万人GDP能耗，一个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强调了高增长之外的环境效益。

　　2014年两会前，前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一炮而火，引起很多城市里居民，尤其是京津冀等污染严重的城市居民的激烈探讨。

　　“当时中国的城市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污染、雾霾等等。”倪鹏飞说。在“土地城市化”的阶段，高投入、过度注重经济增长数据的发展模式带来一系列不可持续的问题，从国家整体到各个城市亟须以全面经济发展为主线，向“人口城市化”过渡，建设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

　　2013年，倪鹏飞和团队就开发了全新的竞争力指标体系，在原来的经济竞争力基础上加上可持续竞争力。一经推出，一些经济排名很靠前的中小城市，如东莞、佛山、温州在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上就不那么突出了，因为他们在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都有所欠缺。

　　“粉丝”与“理想国”

　　倪鹏飞感觉，国内各个城市还是更注重经济竞争力指数和排名。然而在国外，可持续竞争力理论反而收获不少关注。在2013年发改委的“中欧城市化论坛”和他与美国学者彼得·克拉索联合发起的“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荷兰年会”上，可持续竞争力的理论获得了国外学者的一致认同，许多人都来找他要演讲内容。社科院和美洲开发银行举办的“中国南美城市发展论坛”上，他以“可持续竞争力”为主题演讲也收效甚好，当时大会请来做主旨演讲的国际专家主动找他寻求合作。

　　“研究和报告是有预见性的，一开始我们说的时候，别人还在怀疑，当概念变成现实之后，我们原来的判断就会变成共识。”对深圳经济腾飞的预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早在2003年，浦东新区新建，国际资本市场开始向上海靠拢，深圳处于市场下调的预期时，他就作出过深圳依然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的判断。倪鹏飞记得，2002年网上有一篇非常火的文章叫《深圳，是谁把你抛弃》，反映出当时深圳一种悲观、焦虑的情绪。但他根据竞争力研究框架和自己的观察，认为深圳不会就此沉沦，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当地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民营高科技产业的产业集群。虽然当时深圳市委定位要建成“国际化”的城市，但他们对科技和创业采取了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包容失败，提供基础设施让企业自己运作，加上它的市场优势再加上文化背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012年，深圳竞争力排名首次超过上海，当时包括深圳本地在内，许多人都觉得夸大其词，后来深圳逐渐稳居榜首，2015年超过香港跃居全国第一，其发展模式也受到中央的肯定和褒奖。

　　这份报告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的影响力都远超一些其他的民间榜单。据透露，某些省市在评价地方政府政绩时，会把这份报告作为其中一个参考标准，城市之间由此在排名上也“较劲”得厉害。最初一期排名公布时，深圳排在了广州前面，广州一家媒体专门跑到北京来采访倪鹏飞，问他这样排名“是否公平”；有一年出了个“未来发展看好的城市”排名，报告把重庆划在一级，成都放在二级，后来成都的领导见到他，一见面就说了这个事情。

　　港澳台地区对竞争力排名非常看重。2006年开始，“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首次在北京和香港两地发表。每次报告发表后，大都是特区新闻发言人或政府官员出来回应。

　　尽管并不想“高调”，但由于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报告本身和倪鹏飞都有着一票“粉丝”。一次到广西钦州的渔港调研，一个当地县委宣传部的干部说自己经常读城市竞争力报告，拿出小本子一定要他给签个名。更多时候，报告被不少城市引用，作为招商引资、旅游、营销时一张颇有分量的“名片”。

　　工作之余，倪鹏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诗，读古代诗人对理想田园城市的诗意构想和描绘。“但是‘桃花源’大多还是空想的，忽视经济、与世隔绝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打造可持续的理想城市”。

　　他还告诉记者，除了城市，他最感兴趣的学术领域是历史，如果有一天城市竞争力报告做得差不多了，他或许去做城市史的研究。其实或许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将中国城市的发展和演进，以数字和文字的方式书写归档，存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