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有规定、道德有要求，《我的姐姐》还是引发争论

　　电影院里，上海出品电影《我的姐姐》正在热映；电影院外，影片的独特题材引发了热烈讨论。在这部影片里，一对成长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姐弟关系疏离。在父母遭遇车祸离世之后，成年姐姐面临抉择，是追求个人的独立生活，还是抚养年幼的弟弟？

　　在社交网络上，“父母去世姐姐是否必须抚养幼弟”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数以亿计的网友点击阅读，还有很多网友参与了互动讨论，一些人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这个问题，法律有明确规定。如果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依次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承担。传统伦理道德也有明确要求，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观念古已有之。认为“姐姐必须抚养幼弟”的网友，基本上也以这些法律规定和伦理要求作为论据。

　　然而，尽管法律有规定、伦理道德有要求，不少人还是表示不认同。有些人认为权利和义务应该对等。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姐姐得不到父母的爱，也继承不到多少遗产，姐弟之间关系疏离甚至充满敌意。抚养幼弟是一副很重的担子，压在姐姐的肩头有失公平。还有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算了一笔账：二十出头的姐姐本身就身单力薄，初入社会就要抚养一个两三岁的弟弟，为他提供衣食住行、培养教育，起码要抚养到他18岁成年。那么姐姐的生活、婚恋和工作事业怎么办？她的人生又在哪里？

　　一些人还举出现实例子，论证抚养弟妹是难以承受之重。有时候现实生活确实比电影艺术更加复杂，现实版《我的姐姐》也比电影的结局更加无奈。今年3月，浙江杭州发生一起跳河轻生事件。跳河女孩来自云南，年仅20岁。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为了抚养3个年幼弟妹，她十几岁就外出打工，由于不堪工作和生活的重负，已多次尝试轻生。

　　围绕《我的姐姐》展开的争论如同一扇窗口，由此可以一窥现实生活中情与法、伦理道德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以及它们背后的社会根源。观察社会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从这场讨论中不难看出，在价值谱系上，一些人更加主张集体的价值，也有一些人更加主张个体的价值。当这些主张投射到家庭领域，前者认为姐姐应该按照法律和伦理的要求，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弟弟的成长。后者则认为姐姐有权追求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她不必为了成全弟弟而牺牲自己。如果以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观作为基准，这一部分人思想观念的变迁显而易见：家庭成员作为个体的价值，比家庭作为整体的价值更加重要；主张个人权利、追求个人的独立和成功，优先于为家庭牺牲自我。

　　在社会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同时，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即使在农村地区，大家庭、联合家庭也在持续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家庭的崛起。在大中城市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成年单身人口，一些人已经无意于寻求家庭制度的庇护。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哪怕法律和传统伦理道德都明确了姐姐的义务，这种要求也有可能遭遇失灵。如果姐姐无意于承担这份责任，那么她将有很多办法去逃避。哪怕采取法律上的强制措施，弟弟也很难获得良好的抚养和教养。

　　法律和传统伦理道德当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场讨论当中，很多人强烈主张“姐姐必须抚养幼弟”就是明证。但是，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以制度化的力量为社会成员提供保障也变得非常重要。中国社会历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传统伦理道德也强调“百善孝为先”。但是，如果没有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就总有一些老人遭遇老无所养。如果没有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也总有一些老人遭遇“久病床前无孝子”。同样，家庭、家族成员之间团结互助、同舟共济是一种美德，但只有健全完善的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制度以及无息贷款政策，才能真正为更多贫困学生提供兜底保障，帮助他们免于因贫失学。回到“姐姐和弟弟”这个话题上，我们固然要强调法律精神、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家庭的价值，要求更多姐姐负起责任，但也要不断健全完善制度化建设。如果弟弟无法从姐姐那里获得良好的抚养和教养，他就应该得到制度的兜底保障。如果姐姐实在无力承担抚养弟弟的重担，她也应该可以向制度求助，为她分担肩头的重担。有了制度化的兜底保障，姐姐和弟弟都将不会跌落深渊，传统美德也将因此获得更多滋养，从而茁壮成长。

　　栏目主编：封寿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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