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速变化之下，庞大而沉默的“二本生”

　　（招聘会上的高校毕业生。不管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大学生们最终都要接受社会的考验。图/视觉中国）

　　“二本”人生

　　本刊记者/延章

　　发于2020.9.28总第966期《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龙洞地区，群山环绕，植被茂密，这里聚集着多所高校，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由于年轻人众多，催生出诸多生意，周围遍布各类小型餐馆、超市、学生公寓，充满活力，却也显得简陋。在这里依然能见到很多握手楼，站在楼宇之间，会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条曲折的线。

　　9月13日，这里的几所大学基本已经开学，只是由于疫情原因，校园大都封闭管理。黄灯从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一直任教于这里的一所金融类二本院校，最近，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二本学生》的非虚构著作，讲述了她所接触的二本学生们的处境与命运。在书中，她将该学校化名为F学院。

　　“二本”是一个模糊的定义，通常指在大学招生考试中，在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总体而言，一本大学大都是部委直属大学或“211工程”大学，而二本大学大多是省属大学和非“211工程”大学，师资、硬件等方面都与一本有一定差距。

　　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披露的数据，2017年，该省一本录取人数是8.4万人，录取率11％，二本录取人数是20.7万人，录取率27％。也就是说，每年走进大学的学生中，一本学生只是少数，二本学生是更为庞大的群体。只不过，在舆论场上，与“211”“985”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引起广泛讨论相比，二本学生则普遍显得沉默。

　　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之前，黄灯曾因写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进入公众视野。她乐于观察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群，以见证更广阔的时代变迁。今年，她调往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工作，此前，她在广东F学院任教超过14年。

　　14年来，她一共教过45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跨越80后、90后两代人，接近一半来自于广东的粤北、粤西等经济落后地区。在黄灯眼中，“他们大多来自不知名的乡村和不起眼的城镇，出身平凡。进入大学之后，没有太多野心，也未将自己归为精英，所持念想，无非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毕业之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单位，从事普通的工作。”黄灯这样总结自己的观察。

　　有趣的是，黄灯自己当年读大学时，最初考上的还是专科，日后那所学校才升为二本。而她当年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期许，与当今的二本学生几乎不可比较。她得以见证着二十年内，中国急速变化之下，中国高校学生最庞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实变化。

　　“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

　　黄灯成为90后学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她与这些学生初次相遇，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际差异，“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她说。这些学生均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此前，她教过80后的学生，那时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那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当黄灯面对2015级的学生时，却大多收获一张张淡然、无所谓表情的脸。

　　与90后的学生熟识之后，黄灯发现，相比80后学生，90后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迷茫。每当毕业季，都会有很多学生向她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聊到最后，往往会回到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上大学有什么意义？

　　此外，90后学生也对房价更敏感。彼时的广州房价，历经数轮暴涨，已经远远高于80后学生毕业时的价格。她所任教的2015级，没有一个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留在大城市，也没有同学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在大城市买下房子。这与她教过的80后班级中，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完全不同。

　　与此相伴的是“屌丝文化”与“丧文化”的先后流行。2011年，“屌丝”作为流行语出现在互联网上。“屌丝文化”出现五年之后，以“葛优瘫”表情包、日剧《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中的大量台词为素材的“丧文化”开始流行网络。两者折射了相似的时代潜意识：随着阶层固化与表达空间的紧缩，已无多少奋斗、反抗成功的可能，要想生活过得去，唯有用调侃戏谑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

　　也有人选择创业。姚大顺是F学院2010级的学生。他毕业的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潮，无论政策和资本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梳理那些当年大学生的创业明星，会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名校，比如“炮否”的马佳佳就读中国传媒大学，“饿了么”的张旭豪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ofo单车”的戴威则就读于北京大学。

　　相比这些自带名校光环的创业者，姚大顺显得默默无闻。他毕业之后，先是参与创办了一家做自行车骑行业务的公司，最终由于与资方的矛盾，选择退出。后又与学弟一起做了一个校园版的跑腿App，最终由于盈利困难而离开。这两次创业，未能给他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

　　如今，姚大顺已经回到家乡，在经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有时，他会和F学院的学弟学妹们交流，发现近几年，这所二本学校的毕业生创业者少了很多。这与上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潮宣告结束有关，也与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有关。

　　根据独立第三方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5~2019届本科生，每年创业的比例约为1％，其中约55％的人三年后会放弃创业。创业的大学生中，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817元。而毕业五年后，创业人群的平均薪资进一步扩大，高于本科毕业生平均薪资6487元。

　　另一种突围方式是考研。与F学院的80后一代鲜有考研的情况不同，90后毕业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4至2018年，硕士生招生人数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27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76万人，增近3倍。

　　颜芳坤是F学院2014级的本科生，如今在辽宁大学读研。毕业前，她曾尝试找工作，但发现以自己的学历背景，能找到的多是一些小公司，周围同学找到的工作也都不太满意。后来，她两度考研，被辽大录取。

　　如今，颜芳坤与大学同学聚会聊天，大家都挺感慨，觉得大学虽然跟风考了各种各样的证，但没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现在大家对自己的生活也依然很多困惑。“我决定以后做教师，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心里踏实很多，但工作以后可能也会比较迷茫，什么时候才能挣到钱？”颜芳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二本学生来说，考研进入名校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各大名校每年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中，推免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北京大学2019年的推免率为53.4％。留给非名校生的机会并不多。另外，在调剂环节，一些名校接受调剂的专业，会提出对考生本科院校的层次要求，这又是横亘在二本学生与名校间的另一个门槛，比如：2018年，山西大学共有109个专业接收调剂，其中对考生本科院校有层次要求的有34个，占比达31.19％。

　　读研对毕业后的收入提升确有帮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通过对2014届本科生读研与未读研的学生对比分析发现，本科毕业五年之后，读研的人群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725元。而对于那些读了“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学生，月均收入比未读研人群高1144元。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报告，近五年，无论是“双一流”还是“地方本科院校”的就业率均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此外，以2016届毕业生为例，地方本科院校毕业半年后的月均收入为4211元，“双一流”高校毕业半年后月均收入为5201元。毕业三年之后，地方本科院校的月均收入为7562元，双一流高校的月均收入为9477元。

　　从精英到大众

　　黄灯出生于1974年，“我们没有饿饭的经历，整个社会平稳发展，受到的教育也比较完整，文凭性价比高，非常值钱，工作又赶上经济腾飞。”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无论是自我期许还是社会评判，黄灯当年的大学生与如今的大学生，都有着巨大差异。

　　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黄灯走进岳阳大学读书。岳阳大学多年前被别的学校合并，顺理成章升格为一所二本院校，黄灯读书时，这所大学还是专科。即便是专科院校，那时黄灯走在岳阳的大街上依然很骄傲，“别人问你是的？我说我是岳大读书的，普通老百姓就会把你看得很重，因为大学生太稀少了。”

　　彼时大学还是精英化教育的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2年，全国高考考生仅有303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5万人，录取率为25％。2018年，全国高考考生人数为975万人，包含中专在内，录取791万人，录取率达81％。也就是说，那时每年考入大学、中专的人数，不足如今的十分之一。

　　黄灯考取的是岳阳大学文秘专业。她本来想要再复读一年，争取考上向往的武汉大学。高中的教导主任来家里劝，说曾经有个女孩复读没考上大学，疯了，劝黄灯不要复读，直接上大学。黄灯听从了建议。那时，一纸大学文凭有改变命运的能力，考上却选择复读，承担的风险和压力都远大于现在。

　　日后黄灯成为大学教师，她时常会觉得如今的学生太过辛苦，一上大学就要为就业做打算，考各种她“听都没听说过”的证件。而她的大学生活，“不用担心找工作，毕业包分配。不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几十元生活补贴。不用费尽心思去争排名和奖学金，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

　　当然，即便当年，黄灯也能感到自己所在的普通高校与名校间的差距。黄灯的一位闺蜜在北大读书，她经常对黄灯说起北大的生活，“她说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商务印书馆有一套理论书籍，高中的时候就读完了。说，那套书籍我读完博士都没读完。”相比岳阳大学，北大有更多的学术活动，闺蜜能轻易见到像金庸等“那时想都不敢想”的名人。

　　黄灯毕业之后，去了湖南一家纺织印染厂工作，第一个月工资208元。工厂有免费的职工医院。工人的子女上厂办幼儿园，每个月只要几块钱。如果职工结婚，单位会分房。

　　2005年，黄灯的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有36人参加。其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29人，在国营企业的有6人，在外资企业的有1人。其中80％的同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不少同学已是单位骨干，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在当地均属上等水平。离开铁饭碗的那20％的人，一些去了沿海城市发展，其中一位同学自学计算机，如今在中山一家电梯公司担任高管。

　　1995年，也正是黄灯毕业那一年，《“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出台，“211工程”正式启动，获得“211”身份的高校将获得财政和人才支持。四年后，随着《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出台，“985工程”也开始实施。从此，高校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那时，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大学生找工作，会因为是否是“985”“211”大学，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

　　与此同时，随着《面向21世纪行动计划》的出台，大学连续三年大扩招。1999年，由原定130万人扩招30万人。2000年，招生220.6万人。2001年招生250万人以上。连续3年的扩招后，教育部于2001年又放宽了高考的报名条件，取消了原来对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的限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考察，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阶段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

　　“对现状满意的一半，不满意的一半”

　　1999年，黄灯考入曾经梦想的武汉大学读文学硕士，后又去往中山大学读文学博士。2005年，她博士毕业，留在广东任教。

　　此前，黄灯对广东的印象，停留在“开放”“发达”，想象中F学院的学生家境应该大都很不错。直到她批改一篇名为《风》的作文，文中一位未成功申请助学贷款的女学生，对黄灯倾诉了家境的贫苦，以及自己打工赚学费的经历。黄灯深受震撼，通过校内邮箱发起募捐，也为女同学找到了勤工俭学的机会。

　　（黄灯（前中）和她的学生。图/受访者提供）

　　这篇批改作文的经历，成为黄灯教师生涯的转折点，她开始有意识与学生多交流。2006年，黄灯在F学院财经传媒系一个班担任班主任，她开始梳理学生的家庭背景。这些同学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仅为6人，其他大多来自于韶关、化州、新兴等非珠三角地区。

　　黄灯的班级每年会选举一任班长。王国伟是其中一任，如今在老家四会的一家监狱担任狱警。

　　无论是在大学期间，还是工作后，王国伟对二本学生与“985”“211”学生的差异，均有切身体会。大学期间，他在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他记得，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广州当地招募火炬传递活动的志愿者，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的学生都有机会，但F学院的同学则不在招募范围之内。

　　毕业后，经过艰难的择业，他还是回到老家，去了四会的一家信用社工作。F学院是一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银行是主流去向。但王国伟说，F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去的单位以信用社为主，如果想去四大行，则很难竞争过211、985的学生。即便去了四大行，从事的也是等级相对较低的工作。

　　企业招聘中，“非211、985”不招的现象并不鲜见。2012年，“深圳大学校长抗议银行只招211大学学生，撤回学校存款”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事情的结果是涉事银行修改了招聘要求。此外，官方也曾出台政策应对这一现象。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文件《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中称，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王国伟在四会那家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原因之一是，相比很多招聘，公务员考试几乎是唯一没有学历歧视的地方，对非985、211的学生更为公平。

　　今年王国伟已经毕业整整10年，本来打算约上同学回学校逛逛，但由于疫情期间校园封校，尚未能成行。回望这10年同班同学的命运，“如果我去做一个统计，同学是不是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满意，我估计是‘一半一半’，满意的占一半，不满意的占一半。”王国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黄灯也离开了这所工作了14年的学校，去往深圳的一所职业学院，在那里，她期待通过与职业院校孩子的交往，对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和感知。

　　（实习生朱恩民、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姚大顺、王国伟、颜芳坤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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