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清朝王府之——荒唐王爷和亲王及后裔书法家启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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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亲王府在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兵部改为陆军部，和亲王府被征用，改为陆军贵胄学堂。宣统年间组建海军部，和亲王府又成为海军部址。民国之后，这里做过临时大总统府、总理府。1924年又做过段祺瑞的执政府。七七事变之前，宋哲元将军把这里作为二十九军军部，以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办公地点。日伪时期，这里是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兴亚院址。抗战胜利后，为十一战区长官部。现在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和亲王爱新觉罗·弘昼（1712年—1770年），清朝宗室大臣，雍正帝第五子，清高宗弘历之弟。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昼进封和硕和亲王，生母纯悫皇贵妃耿氏。

　　

　　乾隆登基之后，弘昼倚着兄长的威势，傲慢任性，肆意妄为。弘昼为历史上著名的荒唐王爷，喜好办丧事，吃祭品，但亦有历史学家指他其实是为免卷入弘时和弘历对皇位的争夺而以“荒唐”为名韬光养晦，俗称“装傻”。

　　有一次上朝，弘昼因事与军机大臣、获封一等公的讷亲有了小争执，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殴打讷亲，乾隆目睹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既不怪罪，也不出声阻止。见状，文武百官从此无人敢惹弘昼。

　　关于这位弟弟，乾隆亲自评价是，“吾弟少于吾甫三月。皇父在潜邸时，育吾二人于东西室，及九岁读书，同受经于傅先生”，“ 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余既以同气之亲，相亲相勗于平日，晨夕之与俱，笔砚之与共，尔我形骸之悉化。

　　大致意思是，乾隆一直念及幼时和弘昼读书时的场景，每每看到弘昼，就能想到小时候两人一起陪伴的时光，所以才会对他那么放纵，然而，乾隆并不是个糊涂的人，如果弘昼真这么无能，他会重用？答案当然不是，根据记载，和硕和亲王弘昼在乾隆三十五年薨逝，死因不明，如果乾隆真是顾及兄弟之亲，为什么连弘昼的死因都要瞒住？其实弘昼根本就不是个“疯子”，而是在装疯卖傻，乾隆虽然跟他感情好，但是弘昼自幼就和乾隆一样有能力，作为帝王的乾隆怎么能不忌惮他？所以弘昼只能装疯卖傻来打消乾隆的顾虑，很显然，这一招非常管用。

　　但是弘昼的死或许就和他个人有点关系了，虽然努尔哈赤立下规矩，嗣君不可杀兄弟，而历史上关于乾隆赐死弘昼的记载也没有，所以关于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真的自然病逝，而另一种则是乾隆秘密处死，据《清史稿》的记载，"和亲王弘昼以仪节僭妄，罚俸三年"也只是说罚俸禄三年，并没有太大的惩罚。另外，还有“上临和亲王弘昼第视疾”，也就是说，当时的弘昼的确是病了，但是没几天就死了，这一点上就有点让人怀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弘昼大智大愚，生前也算是享尽了永华富贵，比起其他藩王，弘昼算是最幸运的了。

　　和亲王家族从雍正年间开始开枝散叶。

　　和亲王弘昼是第一代。

　　第二代叫永璧，他是弘昼的次子，被乾隆特许恩准这一代不降封，所以仍袭和亲王。

　　到了第三代的绵循，他是永璧的次子，仍袭王爵，按照清朝的降封的制度，只能由亲王降为郡王。

　　第四代是奕亨，降为贝勒，名号封辅国将军，基本上不入八分了。

　　第五代即载崇，这个时候清朝应经到了道光的时代了。载崇是侧室所生，其中牵涉到许多，从这里开始分府，封爵又开始递降，降至一等辅国将军，已经算不入八分的行列了，离国家政治越来越远。

　　第六代有三人，次子名溥良，为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受封奉国将军。

　　第七代共有五人。老大叫毓隆为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

　　第八代毓隆生子恒同，恒同是独生子。

　　第九代恒同的儿子叫启功，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曾被称为“诗、书、画”三绝。

　　没想到荒唐王爷的后代里有两个进士，更有一位中国书协主席。

　　谱系：雍正帝——和亲王弘昼——和亲王永璧——和郡王绵循——贝勒奕亨——五子载崇——二子溥良——长子毓隆——独长子恒同——独长子启功。启功之祖父毓隆（1872年－1923年）幼承家学，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恩科二甲109名进士，散馆授编修。启功之曾祖父溥良（1854年－1922年）年轻时，请求革去封号、俸禄，参加科举，并考中光绪六年（1880年）二甲第三十七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启功先生出身显贵，清室后裔，乃雍正第九代孙，尽管这位末代旧王孙，一辈子都坚持平民主义，誓与皇室脱钩，自称“族而不皇”，很严肃地说自己“姓启名功字元白”，“爱新觉罗.启功，查无此人”。在众多社会头衔中，他最不以“皇室子弟”与“书法家”为然。

　　

　　启功的书法，与其为人，是合一的。柔而能健，朴而能厚，深秀中透着雅逸，粹然与世无争之状。很多人尊崇他，不只是喜爱他的字，更是敬重他的人品。有一本传记就说，启功的字，是他人格的附属品。

　　而且，对于启先生来讲，书法不仅是“余事”而已。再根究起来，他对自己的字，其实也没那么自信。

　　相对而言，他生平对书法并没那么看重，花费的功夫也比较少。他有志于书学，可并非一心于此，更不甘自限于此，只是“不要丢份”，兼遣意抒怀而已。他的主业，是画家，是学者，是教授，是文史研究者，是文物鉴赏专家。

　　他屡屡自白，“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无论在啥场合，他都坦承自己的字，不过旧时文人的把子功而已，甚至嬉说写字就是个“玩”。他对自己的“墨宝”，很不“珍惜”，已到了谁让写就写的地步，导致墨迹遍天下，曾自嘲“就差公共厕所没有题写了”。当有人告之他的书作，在拍卖场上已标价多少万元时，他也只是哈哈一笑。

　　很显然，他并不看重自己的书法，而更重视学术工作。比如，1970年代末，其专著《诗文声律论稿》终于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就不加掩饰的高兴，诗兴大发，以志心曲。他的学长兼好友钟敬文，明白他的心思，还曾开玩笑说，“这下老启有底气了”。

　　

　　只是不免可惜的是，启先生晚年作为书法大家的声名，也着实掩盖了他作为画家、诗人、红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文物鉴定家的另一面。

　　如此，认真说起来，启先生的后半生，是“有心栽花做学问，无心插柳书法家”。

　　据他自述，他学书法挺早，但真正用心钻研还是比较晚的：年轻时，某次为一好友作画。不料画出，朋友竟不让他题字，而另请高手题。这让他很是尴尬，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字不上台面，至此才开始有目的地练字，认真揣摩历代大家的经典书帖，以期补过。

　　从《启功生平简表》看，他15岁至20岁时，主要精力确实是放在画上，为人所重的也是国画，尤其是山水竹石。他年轻时，不仅礼拜老师，诸如贾义民、吴镜汀等先生都是画师，1935年23岁那年破格进辅仁大学任教，所担任的职务也是美术系助教。他以书法为世所知，在书坛崭露头角，人们甚至尊为“启功体”，大体是中年以后的事了。

　　启先生常常说，他是种种机缘凑巧下，被人“拱”成书法家的，比如恩师陈垣虽以史学家名，可书法功底却远比他好云云。1985年的中书协大会，他称病没有出席，是“被”当选为主席；他晚年写《读<静农书艺集>》一文，还自认“书艺薄劣”，说要是有机会再见到故人台静农，“绝不把我的字拿给他看”。

　　

　　启功先生说这些话，意义深长。这些话，当然是他一以贯之的谦退自抑，不好太坐实理解。实际上，他算得上当代书坛最后一位扛把子书家了。

　　启功是技压群芳，以德服人，有口皆碑。在他之后，几乎再没有一个书家可以继轨前辈了。

　　启先生书法功底极深，毋庸置疑；但绝非世人所抬之高，也是不待蓍蔡可知。公平地讲，启先生虽为一个时代的书法“巨星”，但他的书学成就，还只能说是当代的绝顶高手。往最高度讲，也只是堪称此际文人书家的某一代表而已。

　　

　　数年前，津门书家田蕴章，曾公开质疑，说“用民国人的书法水平，去衡量启功先生，他真是这当中的一般水平”，舆论大哗，批为“炮轰”。我认为田氏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尽管我对他也多有非议，可艺术有商榷才有进步，不应该到处设置忌讳，去一味地去消灭实话。尊敬更不等于神化，不是一说启先生字哪里不好，等于说自己是白痴一般。

　　可以说，启功先生是学者型书法家，其字是典型的文人字，是新时期帖学之翘楚。他是帖派坚定的支持者，主张学习前人真迹，不重学碑。我以为，以帖学论，甚至不输沈尹默先生多少——“秋明室主人”确实终身极力摆脱又终难挣脱陈独秀所批的“甜俗在骨”之弊。

　　

　　启体的最大贡献，当在结体上。启先生曾有诗概括，“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以为汉字长宽之比等于0.618的黄金分割率，是最美的结字，这是极为难得的发现，以此法运笔结体，写出来的字，也确实很美观。

　　启功为人幽默，社会上有一些关于启功的段子，与大家共飨，也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启功大师：

　　不急

　　在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

　　部长开飞机

　　中国书协换届，启功先生推荐某先生出任。有人不解，问他：“某先生会写字吗？”启先生反问：“航空航天工业部的部长会开飞机吗？”

　　胡言

　　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

　　倾倒之印

　　一次，启先生为别人题字后，照例落款、用章，不料钤印时颠倒了，旁观者无不惋惜，也不便请先生重写一幅，只好劝慰：“没关系，没关系。”先生笑而不答，又拈起笔在钤印旁补上一行小字：“小印颠倒，盖表对主人倾倒之意也。”于是举座重欢。

　　

　　挂上与扮上

　　启先生曾云：书画家的水平究竟如何，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把他的作品“挂上”。这就好像检验一个京剧演员，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扮上”，他究竟够不够“角儿”，一扮上就看出来了；是不是书法家，一挂上也就看出来了。

　　妙解执笔法

　　启先生讲课时，曾有人递条请教执笔法与书法优劣之关系。先生说：“以执笔法论断书法孰优孰劣，最难服人。譬如上街买包子，你只看包子质量，管那厨子是站着还是坐着捏，是五指捏还是四指捏的呢？那厨子出来说‘有时站着，有时坐着，我是用左手三个指头捏的褶’，你还买不买？左手三个指头捏褶的包子立马就不香了？咱们得先搞清楚是吃包子，还是吃手艺？四指还是五指握管，都各自有些道理，但最终看的是作品水平。

　　纸笔上下功夫

　　有人问“不择纸笔”与“是否定要用上等纸笔才能出好作品”的问题。启先生说：“上等纸笔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不绝对。历史上不少国宝级书画都不是用当时青镂麝璧玉楮龙盘（笔墨纸砚）写成的。在纸笔上下功夫，不如专注于自己的内外功，一是储学一是磨砺。没听说吊嗓子一定要到天坛吧？那戏班里练压腿，也没听说要用金砖吧？……功夫到了，要正式粉墨登场了，置办点行头，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登台砸了戏牌子，跟观众说‘在下唱得不好，行头是梅兰芳用过的’，管用吗？”

　　鸟乎

　　亲朋好友见到启先生总是关切地问：“您最近身体如何？”先生常回答：“鸟乎了。”“何谓鸟乎？”先生则笑眯眯地答道：“就是差一点就乌乎了！”

　　

　　看完请回

　　一位画商到启功先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老人一件墨宝。但此商人誉甚不佳，启老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商人说：“来看您。”启老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画商有些尴尬，嗫嚅着说：“我给您带来一些礼物。”老人幽默地说：“你到公园看熊猫还用带礼品吗？”

　　你冷我不冷

　　西泠印社在赵老逝世后，公推启先生担任社长。某年印社举行例会，启先生与中国书协某位领导共同与会。会上启先生发言，自然屡屡提及“西泠（líng）”如何如何，不料那位书协领导却在一旁好心地为启先生“纠错”，小声说道：“是‘西冷（lěng）’呀。”殊不知是自己文化不够出糗。启功听后应声道：“你冷，我不冷。”

　　苦中取乐吟诗词

　　启功先生患有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时眩晕、耳鸣、呕吐，但他却能在苦中取乐，戏作《沁园舂·美尼尔氏综合征》词一首：

　　“夜梦初回，地转天旋，两眼难睁。忽翻肠搅肚，连呕带泻；头沉向下，脚软飘空。耳里蝉嘶，渐如牛吼，最后悬锤撞大钟。真要命，似这般滋味，不易形容。明朝去找医生，服‘苯海拉明’、‘乘晕宁’。说脑中血管，老年硬化，发生阻碍，失去平衡。此症称为，美尼尔氏，不是寻常暑气蒸。稍可惜，现药无特效，且待公薨。”

　　启功先生颈椎病发作时进行牵引治疗，本是一件令人十分痛苦之事，可先生却以一首《西江月》打趣：

　　“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牢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又一次，启功先生的晕病发作，医生给他输液治疗不见好转。他在感慨之下，吟了一首《渔家傲·就医》以“抒怀”：

　　“眩晕多年真可怕，千难苦况难描画。动脉老年多硬化，瓶高挂，扩张血管功能大。七日疗程滴液罢，毫升加倍齐输纳。瞎子点灯白费蜡，刚说话，眼球震颤头朝下。”

　　

　　自撰墓志铭

　　在启功66岁风头正劲之时，他撰写了一篇《自撰墓志铭》，27年后，墓志铭最终“镌刻”在他的墓碑上。全文如下：

　　中学生，副教授。

　　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

　　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

　　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

　　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

　　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

　　身与名，一齐臭。

　　通过以上这些小故事，小段子，我们可以感到一个爱憎分明、饱经沧桑、智慧豁达的老人的真实存在。这就是启功先生，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