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城市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与建设过程

　　浅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城市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与建设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市政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升了城市的承载力。

　　此外，城市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还有利于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减少疾病的发生，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德国公共卫生协会的成员认为，城市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有必要进行广泛的卫生改革，首要目标就是建设城市中央供水设施。

　　德意志帝国在国家结构上实行的是联邦制，各邦享有一些自治权，在缺乏统一立法框架的背景下，卫生改革仍然是市政当局的责任，而各个城市情况不一。

　　

　　因此各邦城市在建设供水设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参差不齐。19世纪50年代初期，德国全国仅有10个城市拥有供水系统。

　　在许多城市和地区，集中供水系统的修建受到相当程度的滞后和拖延。

　　主要原因在于规划困难、政治分歧、城市供水基础设施费用过高以及地方选举阻碍市政当局参与大规模卫生改革等。

　　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市政当局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地转变，逐渐开始重视起城市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此一直到19世纪70、80年代，德国部分城市才展开了大规模的供水设施的建设活动。

　　据统计，德意志帝国以前，只有17个城市拥有供水系统，1871年至1880年间为53个城市，1881年至1890年间为75个城市。

　　1891年至1900年间为99个城市，1901年至1903年间为102个城市。

　　至1900年，德国所有较大的城市都建有中央供水系统，并且供水系统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尤其是大城市。

　　

　　然而，供水系统的发展并不平衡，在居民人数不足25000人的城市和农村中，仅有47%的居民享有供水设施。

　　除市政当局的大力提倡与建设供水设施外，德国南部的一些邦国在改善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供水设施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例如，1878年，巴登负责公路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国家官员便有职责为市政当局改善城市供水提供意见建议，以及为城市供水管理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城市供水计划筹备工作所需的费用全部由巴登承担，并且巴登还提供了大量赠款，以帮助贫困的各市政当局。

　　到1896年，共有479个小城市和农村的供水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覆盖居民人数达390250人，这是巴登援助的直接结果。

　　符腾堡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办法来鼓励市政当局改善供水设施。19世纪60年代初，符腾堡任命了一名水利工程师来负责该地区的供水设施建设。

　　

　　之后在1869年设立了一个建设办公室，专门向地方当局免费提供咨询意见，以确保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得到更好的规划与实施。

　　1864年至1878年期间，建设办公室向199个城市和376个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关技术方面的咨询意见。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水利工程师已为190个地方当局建造了15个供水系统，共有863 000人受益于他们的援助。

　　符腾堡也启动了一些建设项目，全部建筑费用的23.3%来自国家资金的资助。

　　因此，符腾堡许多小城市和农村社区利用自然梯度获得了充足的水供应。随后巴伐利亚当局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1875年，巴伐利亚政府通过向消防保险征税，获得了改善供水条件的资金，与此同时还任命了一名专业工程师，专门向地方当局提供有关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的咨询意见。

　　1878年又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王室供水局。根据1869年的颁布的地方法规，地方当局仍对供水负有法律责任。

　　

　　到1898年为止，地方当局在王室供水局的帮助下已经实施了300个供水项目，巴伐利亚所有供水改善工程总建设费用的29%是由国家承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该局在拟订建筑计划和执行具体工程项目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策的差异致使各邦城市供水设施建设程度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建设上的差异尤为明显。

　　直到1901年，普鲁士政府才根据居民的需求建立了一个中央供水机构。

　　1901年，普鲁士还专门建立了皇家研究院，该机构负责检查和测试供排水设施，主要调查研究供水、污水处理、工业废水的净化与利用等问题。

　　除此之外，又建有一个与夏洛滕堡水利工程有关的试验站。在城市中央供水系统方面，60%以上的居民饮用水仍然依赖于水井或大自然降水。

　　19世纪末，普鲁士供水改善程度仍然取决于城市规模的大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城市供水系统还比较缺乏。

　　

　　相反，南德诸邦，如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都出台了官方政策，确保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居民能够使用优质饮用水。

　　普鲁士67%的小城市以及农村社区无法获得中央供水，而西东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区的这一比例更高，分别高达93%和96%。

　　而相比较而言，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只有35%的小城市没有获得中央供水。符腾堡只有14%的小城市仍没有改善供水。各邦在水质检查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异。

　　为了提高居民饮用水质量，普鲁士的许多城镇和城市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卫生或细菌研究所，但大多数研究所建立时间较晚。

　　德国其他邦国，技术控制机构通常是由各邦的中央政府设立的，建立时间相对较早，如萨克森于1871年、巴伐利亚于1878年便已先后建立了相关机构。

　　

　　为了鼓励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巴登的所有市政当局都可以免费使用卡尔斯鲁厄大学研究院的相关学术资源，保障和提高居民饮用水质量。

　　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城市卫生改革，特别是供水设施的改善与人口死亡率趋势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

　　19世纪末，德国许多大城市的粗死亡率不成比例地大幅度下降，这被解释为城市基础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直接结果。

　　城市中央集中供水有助于降低伤寒死亡率，以及降低消化系统等疾病的死亡率，从而对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是在德国很少采用母乳喂养的地区，优质饮用水的供应特别重要，因为人工食品需要用水配制，动物奶也需要用水来稀释。城市污水设施的建设以德国大城市柏林为例。

　　

　　19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医学家认识到，利用重力、生物降解等自然过程解决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已经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废物处理方式急需改变。

　　随着紧迫感的增强，柏林市政当局在没有具体规划的情况下，普鲁士帝国政府率先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城市的排污问题。

　　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包括市政工程委员会主任爱德华·维贝、詹姆斯·霍布雷希特和土木工程师路德维希·亚历山大·维特迈耶。

　　早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巴黎以及汉堡三大城市耗巨资建造了城市污水系统。

　　在伦敦，出于对霍乱的恐惧，以及当时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都安装了抽水马桶，并将人类排泄物直接排入了泰晤士河，造成了泰晤士河的大面积污染。

　　为此，1858年至1865年，伦敦开始了为期7年的污水处理工程的建造。

　　法国巴黎甚至更早就建造了简陋的地下管网设施，但地下管道主要目的是吸收多余的雨水，而不是用来处理人类的排泄物和生活垃圾。

　　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在卫生专家的强烈建议下，巴黎政府才开始使用上述设施来处理人类排泄物。

　　

　　1842年，汉堡发生了一场大火，利用重建的机会建造了污水系统，并于19世纪50年代初投入使用。

　　普鲁士帝国政府设立的专家委员会成员随后出访了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以及国内的汉堡，回国后经过仔细的研究与探讨，结合柏林市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

　　维贝领导的委员会决定效仿英国伦敦，并提出了一个以伦敦为原型的下水道系统的计划，这被人们称之为“维贝计划”。柏林也因此踏上了欧洲其他大城市所选择的道路。

　　维贝计划一经提出，就出现了许多反对的声音。柏林的一些官员认为政府并没有责任去清理城市废物。

　　代表农业利益的一些组织也抱怨到，下水管道会抢走有价值的土地肥料，并且他们提议，可以使用密封容器来替换污水坑和粪坑，定期将容器运送到农村地区。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人类排泄物。德国其他一些城市也正是使用这一方法来解决人类排泄物。

　　然而，维贝计划也不乏一些支持者，例如普鲁士皇家医学事务科学委员会的首席专家鲁道夫·菲尔肖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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