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做心理咨询，见到无数伤痛的青春

　　

　　孩子学习很好，不可能得抑郁症？

　　撰文 | 李慧琪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直到今天，陈轩还清晰记得佳怡坐在心理咨询室里的样子。

　　她耷拉着眼睛，全身僵着不动，手心和身上大量地出汗。她总忍不住哭，每次哭完之后又觉得愧疚。即使她小心隐藏，陈轩还是看到了她胳膊内侧触目的伤痕——右胳膊一排二三十道，像是划完一个方向再转向另一侧，形成两个不同方向的夹角，伤口工整细密，还有血印，左胳膊也有几道。

　　“她的存在让我感觉像是，她只是来这个世界看看。她看够了，觉得没意思了，她要离开了。”陈轩回忆道。

　　陈轩曾是长三角地区一所私立中学的心理咨询师。看着坐在眼前的佳怡，陈轩感到，现实里任何一丝压力和焦虑的风吹来，她都无招架能力，像是这个世界在侵蚀她。

　　“内心的能量感和身体成长一样，需要培养和锻炼，这对青少年尤为重要。”陈轩说，他见过的像佳怡一样自伤的青少年并非个例，而自伤离自杀仅有一步之遥。

　　近些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精神障碍问题日益凸显。2018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指出，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位青少年死于自杀，还有8位自杀未遂。在全球范围，自杀已经成为15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政府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部门也曾下发通知，启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明确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校园心理咨询室就成为了这个战场的第一道防线。陈轩把校园心理咨询室的功能比作社区医院——可能并没有高精尖的诊断器材，但它会在防线下拥抱住学生，让他们和家庭知道现状的严重程度，知道是否需要就医，以及送往哪里。

　　

　　忧虑的青春期

　　2020年，1996年出生的向丹妮入职了成都一所重点中学，成为初中部一名心理老师。此前，她刚完成了香港地区一所大学的青少年心理辅导硕士学位。

　　那时疫情刚开始不久，向丹妮准备了一节关于“生命”的心理课。没有想到，她在课上被同学考虑的问题震惊了。

　　当她引入生命这个话题时，有同学自然而然提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有同学说，“也许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同学问，“既然我们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能自杀？”

　　初中的孩子，已经开始思考这么深刻的问题。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老师，向丹妮有些慌。她回应道，“确实，我们是有选择死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背负着生的责任。”

　　在后来一对一咨询中，有一位学生每天会来找她聊“我的存在意味着什么”这类哲学思考。向丹妮发现，很多时候只是倾听，不加评判地和学生交流想法，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支持。

　　青春期是开始建立自我认知的阶段。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说法，在青春期，我们经历的是人生中最令人不安的一次身份危机和角色混乱。

　　

　　2022年6月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中学举办减压游戏和心理咨询等活动，为高三考生缓解紧张情绪。（IC photo ?图）

　　埃里克森将精神分析理论置于社会学大框架内，提出了著名的“人格渐成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一个人从生到死，要经历8个人格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个特殊矛盾，能否顺利地解决这一矛盾是一个人人格健康发展的前提。

　　其中，第五个阶段——青春期（12到18岁）的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

　　在这个人生阶段，自我认知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进行多层面探索和实验，但社会（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有所规定和期待，于是二者构成巨大的冲突。

　　比如，对于孩子问向丹妮的问题，很多家长的反应常常是“你怎么想这么多”“你想这些有什么用”。

　　在陈轩的观察里，引发中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主要是人际关系里面的沮丧和无助、家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学业上的焦虑。

　　他主要负责的也是初中生。初一的孩子会遇到适应新环境的问题；到了初一末和初二，孩子们开始有了小团体，会有被小团体拒绝、排挤，找不到同伴的问题；到了初三，面对现实的升学压力，有些学生会有焦虑和抑郁的情况。

　　互联网也是一个放大镜。尤其疫情之后，孩子们更习惯去虚拟世界探索自我。陈轩说，互联网时代让孩子的心智早熟了很多，也放大了焦虑。以前，小时候顶多知道隔壁学校学霸是谁，现在的孩子打开小红书和B站全是学霸，别人多厉害，别人多漂亮，别人多瘦……相比之下，自己每方面都是不完美的，“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挺不公平的”。

　　向丹妮记得，一个初一的孩子考前很焦虑。“他们现在太卷了，现在是初一上学期，班上已经有人把初三的内容都学完了。”

　　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也会更高。在初一、高一开学的时候，向丹妮和同事给他们做了自杀风险筛查，一千多个学生中，六七十个有自杀倾向，一个班平均有两三个。

　　整体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完成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约为三成，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近四成。

　　实际上，心理问题高发也有其普遍的生理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发展心理研究院教授蔺秀云曾讲道，大脑里的杏仁核主管人的负面情绪，它大概在14岁左右就会逐渐发育成熟，但是主管理性自控力的大脑前额皮质层却要在20多岁时才发育成熟。因此，对情绪刺激敏感，却又缺乏理性自控力是青春期的一大特点，这大概是青少年常出现心理危机的原因之一。

　　美国康奈尔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看到有着恐惧表情的人脸图像时，青少年的杏仁核比成人反应要强烈得多。一些针对动物的研究发现，在经过长时间压力后，成熟的大脑会在10天内反弹到正常水平，而处于青春期的大脑则需要3周左右时间。

　　另一项针对成年小鼠的研究显示，大脑中有一种叫作四氢帕马丁（THP）的物质可以起到类似镇静剂的作用，但对处于青春期的小鼠，这种物质没什么效果。这意味着青少年面对棘手状况，更容易感受到持久压力，但他们用来应对压力的工具却更少。

　　而更为糟糕的情况是，陷入青春期危机的学生，很可能会遇到无法理解他们的家长。

　　

　　家长拒绝承认的黑洞

　　佳怡的事情就让陈轩感受到了身为学校心理咨询师的无奈。

　　佳怡是一名转校生。上初中的她转到这所学校后，一直无法适应新的环境。父母工作很忙，也无法理解她的境遇。于是，她心里的黑洞，越来越大。

　　“我觉得最难的是，在我尽力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我认为她需要的支持。”陈轩说。

　　

　　2021年9月26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健康加油站，学生在宣泄室打拳击，以缓解紧张和压力。（视觉中国 ?图）

　　父母带佳怡看了医生，十周后再次评估，情况仍没有好转。这时，陈轩建议家长去寻找长期稳定的专职心理咨询师，要服药，家长也要一直陪伴。但是，家长拒绝这么做。他们并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

　　林清在广州一家国际学校做过心理咨询师，也见识了父母们在得知孩子需要心理方面帮助时的各种反应。

　　曾有一个女生去校医务室拿创可贴，校医是从三甲医院退休的女医生，对学生的伤口非常敏感，只要来找她拿药，都会把伤口的来龙去脉问清楚，有比较严重的还会报给班主任。那个女生把手臂伸出来给校医看，上面是几道整齐的划痕，有深有浅，应该是小刀割的。

　　校医帮助她处理伤口后，第一时间找到林清，她们又一起去见班主任和教导主任。很快，女生的父母接到消息也来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似乎对女儿的情况并不意外。那位妈妈还说：“划痕是假的，吓大家的。”校医在旁脸色大变，她说，“我作为一个医生难道还不知道那伤口是真是假？再说，这要是下手没个轻重，可能就出人命了。”妈妈不为所动，仍坚持说：“她就是吓大家的。伤口是骗人的。”

　　后来，林清才从这位母亲口中得知，女孩在家已经有各种症状了，嗜睡、无端哭泣、躲在卫生间用头撞墙，甚至还向父母展示手臂上的刀痕。但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她不想上学的借口和表演。交谈全程，女孩的爸爸在旁边一言不发。看着这对父母，林清也就知道这个女生为何要自伤了。

　　林清遇到过一些父母，听到医生说孩子患了抑郁症需要服药时大怒。在他们的逻辑中，孩子成绩一直在班里前几名，不可能得抑郁症；也遇到过一些孩子，他们跟父母说，自己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一直有幻听幻觉。父母则回他，“你少看点有的没的小说。”

　　林清曾经在医院实习，有一天主任紧急开会，在群里发了一条新闻视频。视频里完整记录了一个女孩在楼顶和他人僵持到最后一跃而下的全过程。那个女孩就是这个医院出去的。当时医生不停劝阻孩子父母为孩子办出院手续的决定。但是，那对父母不相信，认为孩子没事了。

　　“决定大于沟通，这是中国式家长一个普遍的特点。”陈轩说，父母常会替孩子做决定，或者比较有压迫感地让孩子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不可否认，家长确实有更多的经验，但在这个过程里，最重要的是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探讨可能性，这也是重视孩子的一个过程。

　　向丹妮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家长的意识不够，他（她）就很难对老师有很大信任，然后真正去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心理咨询行业有一句话，咨询师在咨询室里就是来访者的父母，你要把对方再孕育一遍。向丹妮说，这个“对方”也包括学生家长。在和很多家长接触交谈后，她发现，有些家长自己都没有得到过关爱，没有被接纳，没有被尊重过，那他们怎么把这部分传递给孩子？

　　不过，遇到这样的父母，她也并不会一味谴责，一上来就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好。理解是心理咨询中发生改变的撬动点。向丹妮说，自己也会先去理解家长的处境：他们也面临着上一辈的健康问题、自己的工作压力以及孩子的身心发展和学业。只有当家长感受到被理解，他才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然后才会去理解孩子。

　　

　　学校里的“树洞”

　　向丹妮心中，也曾经有中学带来的坎儿。

　　大三暑假，向丹妮回高中母校溜达，恰巧遇到了之前的数学老师，“硬着头皮打了招呼”。高中的时候，丹妮数学成绩不好，她觉得自己可能还有一点自卑感没有逾越。

　　

　　2020年6月12日，福建省南平市一中武夷校区初中部，心理咨询老师正在给同学们上团队心理辅导课。（@视觉中国 ?图）

　　没有想到的是，只教过她两个学期，在她印象中形象威严的数学老师，一下子就叫出她的名字。数学老师不仅记得她，还记得上学时的情景。他说，“其实在我印象中你一直挺努力的，但为什么成绩没那么好，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没有调适好。”

　　向丹妮本科在一所师范院校学心理学，她跟老师说，“我现在读的就是心理学，也准备去香港读研。”那位数学老师回了一句让她至今难忘的话：“这个选择对你挺好的，这样，你就可以去帮助当时像你一样的孩子。”

　　那一刻，向丹妮才觉得和高中时的自己和解了。以前她不能接受当时的自己为什么没有更好，或者在老师心中没有更出色。

　　读研选方向时，向丹妮没有任何犹豫，选了青少年心理辅导方向，数学老师的那句话是内心的动力之一。

　　陈轩也说，自己选择这条路的一个愿景也是治愈童年的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小时候不能理解的事情慢慢有了答案。

　　研究生毕业后，他们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学校工作。陈轩工作的学校有两个心理咨询室，一个在医务室旁边，一个在教学楼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希望它存在，但又不要明晃晃地天天提醒大家有这样一个存在。”

　　除了一些暖色调的墙，陈轩也会把自己闲暇时抓的娃娃带到咨询室里。有时，哪怕十五六岁的男生走进他的咨询室，也会先认真研究一番那些小猪、小兔子玩偶，还会抱着玩偶和他聊天。他也并不意外，孩子会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射到玩偶上，希望被照顾。而向丹妮的咨询室里，有软的沙发，咨询师和来访者的沙发呈90度角。

　　心理老师和心理咨询师有点微妙的不同。前者有和老师一样的道德权威色彩，后者是平等对话的形象。当学生走进咨询室，向丹妮总会和他们强调，虽然心理课上我是老师，但在这里我们是平等关系。

　　她记得有一个高三的同学来咨询，这位同学会跟丹妮的同事说，“这个不是我老师，是我朋友。”

　　陈轩在学生眼里也是大哥哥的角色。

　　向丹妮说，在学校里，学生敲开心理咨询室的门还是需要鼓足勇气的。因为肯定会面临同学的议论。在心理课上，丹妮会和同学们说，所有人都会有问题，任何想倾诉的人都可以走进咨询室，来咨询也并不代表你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不过，学校每年还是会筛选有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心理老师会找这些同学面谈评估。对此，心理老师们态度谨慎，注意细节，他们会告诉这些同学，面谈只是随机挑选。

　　在陈轩工作的学校，并不会有这样的单独动作，他们会把消除病耻感的工作做到前面。每个学期，学校都会安排几次晨会（上课之前的班会）专门讲心理健康问题，比如如何正视它，如何面对它，如何去处理它。

　　一开始，陈轩会先教孩子关注自己的情绪，小学的孩子只能接触个位数级别的情绪，初中可能会有三四十个。老师会带领孩子给情绪分类，区分哪些是好的、中立的以及负面的。如果负面情绪持续了一周到两周，老师就认为达到了临床水准，需要专业介入。

　　当学生们能够识别情绪后，心理老师会跟他们强调情绪的重要性，会给学生讲，如果你因为情绪不好无法学习、睡不好觉，那就要去处理它，要和学校专门的老师说。

　　这些心理咨询老师希望的是，就像“手破了就要去医务室”一样，去心理咨询室，变成学生们的下意识反应。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给孩子们培养一个心理健康自我察觉系统。

　　

　　正在搭建的系统

　　中学心理老师的设置一直都有，但往往是一个被冷落且定位模糊的角色。学校开始设置向丹妮、陈轩这样的专职心理老师，是最近几年的变化。向丹妮在求职时也感受到，这个岗位市场需求量很大。

　　需求来自政策的推进。2019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宣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提出中国要启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要求到2022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中小学校比例要达到80%以上。

　　

　　2022年6月10日，安徽阜阳抱龙中学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激扬青春 放飞梦想”中考减压心理拓展活动。（@视觉中国 ?图）

　　另外，学校重点筛查抑郁症也和新政策相关。2021年10月，教育部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了答复，明确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向丹妮在读研时，曾在香港一所中学实习过八个月，在那里，她看到了成熟的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目前在内地，还没有统一的心理健康教材，需要心理老师自己准备教案。为此，向丹妮也参考了香港地区的教材。

　　对于建立内地学校的心理干预体系，向丹妮觉得最迫在眉睫的工作是有一套规范性的流程设置、标准以及培训。

　　去年，国家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上海长宁区给多所中小学生发放了心理调查问卷。其中有“最近一周，为了自杀，你的准备行动完成得怎么样？”“你最近一周主动尝试自杀的愿望程度如何？”“你已着手写自杀遗言了吗？”等骇人的问题，引起了家长们的强烈抵制。

　　其实，上述问题来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伦·贝克编制的《Beck自杀意念量表》。向丹妮说，这是一个国际化的量表，本身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它的使用范畴偏向医疗体系，完全不适合未成年人。虽然国家要求筛查抑郁症，但并没有说明具体怎么筛查，过程中使用哪套标准，这就会导致很多不确定性。

　　还有一个缺口是学校和医院的通道没有打通。在中国香港，如果有临床心理学家评估了学生状况需要转介到医院，这个学生就会流转到一个指定医生那里，整个过程很流畅。但在内地一些学校，心理老师提出转介后，需要学生家长自己去医院挂号诊断。而内地医院权威医生问诊时间很短，对学生情况了解得不会很全面。向丹妮说，如果学生在医院治疗结束，重返学校，学校老师会很茫然，他不知道学生在医院状态如何，是否还存在心理风险，这是一个脱节的过程。

　　除了心理咨询师，成熟的干预体系还会配备学校社工、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等，一个可以调动各项资源的团队来完成所有干预工作。在内地，往往只有心理老师独自承担所有工作。而且，心理咨询专业上对规范的流程，遵守的伦理，以及接受督导的要求也有一定欠缺。

　　

　　心理老师又为何而焦虑？

　　当向丹妮向别人说起自己是心理老师时，总会有短暂的尴尬瞬间。对方可能会问，心理老师？是干什么的？有人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就是每天端着一个茶杯在校园闲逛，在办公室喝喝茶罢了，最多不过向学生讲讲心灵鸡汤。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她也会焦虑。

　　

　　22021年9月26日，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健康加油站，心理健康辅导教师闻雅琪在录入学生的电子心理档案。（@视觉中国 ?图）

　　向丹妮刚入职时，接触到一个陷入心理危机的学生。那段时间，她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学生双手扒在学校窗台上，马上就快掉下去。她用手死命地拉住学生，她的同事还在后面拉住她。

　　开学是他们最忙的时间之一。陈轩记得，自己从早上7点30分踏入校门，7点50分开始工作，一天连轴转到下午4点30分下班，一天最多的时候见了13个学生。平时一周有10个上下，多一点的时候将近20个。

　　以一个学年（40周左右）为例，陈轩所在的学校有3或4个重要的时间点，一般会有2到3次心理筛查，5月25日要举办心理健康周，还有平时的讲座。开学时，要筛查学生整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学生会填一份90个问题的问卷，其中包括人际关系、情绪管理、对事情的积极性等等。到了三四月份，学年中下旬，还有一个重点偏向抑郁症的筛查。

　　为什么会专门筛查抑郁症？陈轩解释说，所有心理健康问题里面只有抑郁会和自杀产生联系，属于不可防不可控的。而且抑郁的发病过程很快，如果一个人陷入不断恶化的抑郁情绪中，可能2到3周就会萌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所以包含第一次普查，一般抑郁一学年会筛查两遍。

　　像疫情防控一样，学校会把筛出来的学生分成四个风险等级，对重点关注的学生进行面谈。陈轩举例，对于初中部300个左右学生来说，需要关注的（中风险及以上）在20%到30%之间，高风险在10%左右。

　　针对高风险学生，心理老师会启动一套程序，有专门的shadow teacher（影子老师）从学生踏入校门的一刻开始确保他（她）不是一个人，甚至情况紧急的时候，学生去卫生间老师也会跟去，谨防学生可能从窗子跳下去。在私立学校，这个老师的费用由家长承担。之前，佳怡就有过这样24小时的看护。

　　另外，学校也会要求高风险学生尽快送医，只有当学生在医院有了进一步诊断，学校才会让学生入校。中风险学生会安排每周固定咨询。学校也可能会把学生转介到第三方机构治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心理咨询师不能开展心理治疗的工作）。随着学生状况变好，这些学生从每天到心理咨询室报到，逐渐变成每周、每月，直到变成无风险。等到下个学期开始，心理咨询老师还会再次跟进。有时，授课老师也会把精神状态不好的学生送到咨询室去。

　　从工作内容来看，向丹妮工作的公立学校和陈轩所在的私立学校有很大不同。私立学校侧重学生个人咨询，公立学校的重点是集体的心理课程。

　　每天午休时间，1到2点是向丹妮开放的固定咨询时间，她和同事把其称为“为爱发电”。这是一个学校领导可能都不知道，但她们又觉得必要的环节，没有额外的报酬。一学期下来，她们大概会做60个人的单独咨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1000人应该对应一位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目前，中国相关文件要求，学校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4000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向丹妮和同事两个人负责中学部3000多人，陈轩负责的初中部有300人。这都远高于相关要求，但向丹妮以前在香港地区的学校工作，学生与心理老师的配比是200:1。

　　因此，很多中学心理咨询老师的工作压力很大。

　　除了两次筛查和对风险学生一对一面谈，向丹妮大部分的精力需要投入到教学和教研上。他们学校初一、初二开设了心理课，每周一次。心理课有心理健康、生命教育、生涯规划和青春期性教育这几个板块，也有针对初三学生的考前压力调节。

　　在公立学校，心理老师和其他任课老师一样，有学校内部教研工作，区里和市里的教研工作。此外，学校内部还有青年教师赛课，选上之后还会去市里和省里继续比赛。向丹妮记得，每次赛课都是一段辛酸史，教案要反反复复修改十多遍。

　　向丹妮、陈轩和林清在做了一段学校心理咨询师之后，最终都选择了离职。虽然有不同的个人选择，但一致的原因是巨大的耗竭感。

　　陈轩计算过，之前在学校每周耗费在学校事情上的时间大概有60个小时。时间压缩之下，他几乎没有精力进行自我提升，他觉得自己在心理咨询的专业上没有太多成长。虽然，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他也感受到了他人成长和自身成长的成就感，但还是觉得，学校里的工作限制了他的抱负，他希望能去做更多的?事。

　　对于向丹妮来说，除了平时工作压力，下班时间和周末其实都是胆战心惊的。她生怕学校老师发来消息，说某个学生找不到了。而且，日常除了面对学生咨询尽心尽力，处理危机事件，还要给学生、家长做讲座，传递关怀。“可能所有人的心理都是你的责任，”向丹妮说，“但是你的心理就没有人在意。”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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