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加入朝不保夕群体？

　　本文选自《朝不保夕的人》，作者：[英]盖伊·斯坦丁，?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谁在加入朝不保夕群体？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是：“每个人。”一旦发生一场事故，或是一次经济危机摧毁了很多人赖以生存的安全感，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沦为朝不保夕者。换言之，我们要记住，朝不保夕群体不仅包括这些遭受厄运的人。有些人沦为朝不保夕者，是因为不想用其他方式生活，有些则是因为在自己的处境下，已经别无选择。简言之，朝不保夕者多种多样。

　　有些人因灾祸或失败沦落至此；有些人受情势所迫；有些人则希望朝不保夕是通往别处的垫脚石，即便它无法提供一条直接的道路；有些人还是带着工具理性暂时蛰伏于此（包括老年人和学生，他们只是想赚点钱或累积一点经验）；还有些人将这种生存方式和其他活动相结合。这种现象在日本越来越普遍了。不过还有好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发现，自己从事了很多年的工作，或是接受培训准备去做的事情，突然在某一天变成不安全的朝不保夕生存境况。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图源：网络

　　为了检视那些极易沦为朝不保夕者的群体，本章主要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大致勾勒他们的面貌。朝不保夕群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可以简单地在女性和男性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进行比较。在每一个朝不保夕者的子群体中，都有“笑嘻嘻的人”，他们满心欢喜地从事朝不保夕的工作；也有“牢骚满腹的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工作。年轻人中，“笑嘻嘻的人”很多都是学生和旅行的背包客，乐于从事没有长远未来的临时工作；“牢骚满腹的人”则是那些无法通过学徒制或其他方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或者是还需要与“更廉价”且不需要企业福利的老年人抢饭碗的人。

　　在老年人群体中，“笑嘻嘻的人”是那些养老金够用、拥有医疗保障，为了老有所乐或赚点外快而打零工的人；“牢骚满腹的人”则是那些养老金捉襟见肘的人，被迫与“更有活力的年轻人”和“条件稍好的老年人”竞争。在女性群体中，“笑嘻嘻的人”包括那些伴侣是拥有稳定薪资的白领领薪阶级，只把自己的工作当副业的人；“牢骚满腹的人”则既包括必须自己赚钱谋生的单身者，也有那些既要育儿、又要照顾长辈、同时还要工作的肩负“三重重担”的人。在男性群体中，“笑嘻嘻的人”是那些伴侣收入还不错的人；“牢骚满腹的人”则包括只能从事不稳定工作养活自己的单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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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谋生方式的女性化？

　　在全球化时代早期，女性开始普遍进入各个职场，这是劳动力女性化的全球性趋势。此处的女性化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另一方面，女性能够胜任的、有弹性的岗位日益增加。这个趋势反映出劳动的非正规化、服务性工作的增长，以及在出口加工区使用年轻女性工人的现象。劳动力女性化并不表示世界各地女性的收入或工作条件得到改善。事实上，尽管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和社会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全球某些地方得到了些许改观，但总体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图源：网络

　　某些工作岗位的增加导致了市场对女性用工需求的提高，男性则被丢到过去一般是留给女性的不稳定低薪岗位中。如果弹性劳动就是要人们从事更多短期工作，那么聘用那些被认为能做出长期承诺的男性（他们也未必能）就没有什么额外的价值了。尽管雇主会担心女性的非工资成本较高，她们可能会怀孕，或为了育儿而离开工作，但如果工作本身就只能存在几个月，双方的约定本来就没有什么约束力，续聘与否取决于浮动的需求，以及间歇性工作也不会增加成本的话，那么这种担忧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进程，都很无耻地将年轻女性当成朝不保夕者组织起来，动员她们为微薄的工资而劳动，而且她们无法长期工作下去。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促成了双重意义上的劳动力女性化。一个是“家庭工资”（familywage）的消亡，这是工业时代的特征之一，也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契约。工业无产阶级希望男性工人的工资足以养活一个核心家庭，而不只是喂饱自己。如今，这条规矩已经不复存在。“个体化”的工资有利于女性就业，也让男性在和企业协商薪资时越发无力，因为女性并不指望取得一份足以养家的家庭工资。

　　另外，很多劳动力都被服务业吸纳，从事体力工作的能力没有用武之地，长期的学徒式训练并非常态。政治因素也对此推波助澜。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议程势头不再，最明显的是，焦点议题从社会平等（equality）转向了社会公平（equity）。改革的优先目标是减少歧视和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则被搁置一旁。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措施反而加剧了不平等。那些反歧视法律往往没有考虑到社会平等问题，其惠及的主要是具有地位优势的女性，而非社会中的弱势女性。

　　无论谁是因、谁是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朝不保夕群体的壮大同步发生。在不稳定岗位上的女性人数超出了正常比例，和男性相比，她们更有可能签订短期合同，或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工作。这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在日本也是如此，劳动非正规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劳动人口。2008年，超过一半的日本女性从事的都是不稳定工作，相比之下，只有不到1/5的日本男性从事这类工作。在韩国，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比例，女性为57%，男性为35%。

　　日本是个极端的案例。这个国家的性别不平等文化古已有之，让该国的朝不保夕者呈现出性别化的特点，大量女性都集中在临时的、低生产率的岗位上，导致日本成为工业国中男女工资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10年，44%的日本女性员工领到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临时工作也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在正式（终身）岗位中，女性的工资只有男性的68%，但在临时岗位中，她们的工资还不到男性的一半。因此，这个趋势造成了双重不利影响。更不公平的是，很多日本女性被安排去从事照料老人的工作，这一行的工资更是低得可怜。

　　这个现象凸显了21世纪的一个挑战。在全球劳动力女性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经历了“三重重担”。社会普遍期望她们照顾小孩和家庭；又想要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养活家庭；最好也由她们来赡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亲属。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承担着大部分的照料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不被反映在经济统计数据和社会政策中。这在20世纪达到了最为荒谬的地步，那时候照料工作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种工作。某些关于解放的论调更是毫无建树。在某些人看来，照料工作大部分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属于私人领域，而劳动属于公共领域。既然进入公共领域被视为一种解放，随之而来的是，让更多女性进入职场，无论她们做什么工作，都将是一种解放。于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成了衡量解放的指标之一。

　　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能在职场找到一份有事业前途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大多数女性只是在流水线上做重复劳动，在昏暗的地下纺织厂没日没夜地缝纫，或枯坐在结账柜台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轮班，对她们而言，这些工作和解放几乎无关。女性还要在她们的闲暇时间里照看小孩和老人，这种工作其实是在让她们背负“三重重担”。

　　女性出门工作确实也有所得，但也有其代价。虽然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这些代价，但主要还是由女性支付。女性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兼职的、临时的，或没有前途和毫无职业发展前景的。但是，政府却鼓励女性从事这些工作。

　　在英国，超过40%的就业女性从事的是兼职工作，她们的时薪远低于全职工作者。2009年，政府提议要发放补贴，“帮助”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转为从事兼职工作，鼓励弹性工作制度。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兼职工作数据库，瞄准那些寻求“重返工作岗位”的全职妈妈，甚至公布了一些计划，让家中孩子尚小的单亲家长去找工作。

　　在德、法两国，女性工作者占所有兼职工作者的80%，但是她们的收入却比男性少了1/4。带孩子的妈妈白天要接送孩子上下学，还要买菜，社会上的日托机构供不应求，她们要从事全职工作十分困难。默克尔政府推行了“育儿薪酬”方案，这是一项和家长收入挂钩的育儿补贴，让父母双方中的一方可以至多请12个月的假期回家照顾小孩。但是政府里的保守派坚持主张，应该新增一项名为照料津贴的福利来加强对儿童的日间看护，只有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妈妈才能领到这笔钱。但这违反了公平原则，实际上是在实施行为限定，惩罚了那些想要或必须兼顾工作与育儿的母亲。

　　在大量女性沦为朝不保夕者之际，她们不仅依然要承担儿童照料者的传统角色，还要接手赡养老年亲属的新任务，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还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原因不只是单亲妈妈或是独居母亲越来越多，性别角色如今也在翻转。在美国，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相对男性来说提高了，在30—44岁的人群中，女大学毕业生多于男大学毕业生。20世纪70年代，只有4%的已婚女性比她们的丈夫挣得多，如今这个比例则达到1/5以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结婚也要求学历的“门当户对”，高收入男性更有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结合，这就加剧了家庭间的收入差距。不过，尽管聚光灯总是照在“养家的太太”身上，但是比丈夫挣得多的女性其实更容易出现在低收入家庭里，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朝不保夕者。

　　在英国，“养家的太太”崛起也与越来越多男性离开职场，或是不再追求那些没有前途的事业，回家当起家庭主夫有关。20世纪60年代，在16—60岁的女性中，只有4%的人收入高于她们的伴侣。但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和美国差不多了，达到了1/5，也就是有270万人是“养家的太太”。约21.4万名男士报告称，他们之所以不出门工作，是因为要照顾家人或是做家务，这个数字在十五年里跃升了80%。与此同时，持有这种观点的女性人数从270万降至200万，减少了1/4。一个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团体——英国“父职研究所”的执行长罗伯·威廉姆斯表示：“现在还把自己当作家庭经济支柱的男性正在减少。20世纪70年代以来，男性变得更加注重平等，越来越多的男性打算放弃在职场上继续打拼，希望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不过，很多性别角色翻转其实是迫不得已。每当发生连续性的经济衰退，男性失业率总是超过女性失业率，而职场中的女性比例也相应有所增加。当然，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衰退，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2010年，美国女性首次拥有职场工作的半壁江山。

　　因此，这次经济大衰退也被人们称为“男性的大衰退”。随着核心（产业工人阶级）工作岗位的消失，失业者绝大部分是男性。2009年，有工作的美国男性跌破70%，创下194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到2010年，美国25—55岁的男性中有1/5的人处于无业状态。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年龄段的男性中，95%都有工作。在欧盟，自2000年以来新产生的工作岗位，3/4都是由女性担任。

　　讽刺的是，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公开参与经济活动，她们对突然失业的恐惧也与日俱增，这是由多重不稳定性带来的，还被冠上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流浪妇综合征”，因担心失业而流落街头。2006年，一项人寿保险调查显示，90%的美国女性缺乏经济安全，近一半的人说她们“非常害怕沦为流浪妇”。这种心态甚至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女性中也很普遍。有报告显示，对财务状况感到压力的女性越来越多。正如一位女性所说：“城里面那些流落街头的女人，满脸皱纹，邋里邋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将来我们都是这副样子。”这种事情在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国家中上演着，金融危机之后更是愈演愈烈。

　　此外，大多数主流分析遗漏了一个“女性密集型”的不稳定劳动产业：性产业。全世界数百万女性身陷其中，很多人因为经济压力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还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主动从业。性产业内部充斥着阶级差别，最底层的女性是朝不保夕者生存状况的缩影，只能“出租”自己的身体任人摆布。为她们定罪或是剥夺她们的权利，只会加剧她们的困境。

　　那么当男性沦为朝不保夕者后，他们的境遇又如何呢？

　　《东京奏鸣曲》剧照，图源网络

　　男性面临的挑战和女性有所不同。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待遇变差。不安全感的产生和害怕失去手里已有的东西有关。与自己的过去、前几代男性相比，以及与他们的家庭和文化灌输给他们的期望和抱负相比，越来越多的男性现在患得患失。随着朝不保夕者增多，有事业前途的岗位消失，男性损失了收入和地位象征，丧失了颜面。他们已经习惯了稳定的生活和蒸蒸日上的事业，但随着世界源源不断地生成不稳定的劳动力，他们面临着受到精神创伤的危险。不仅如此，随着职业社群消解，过去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式也不适用于当下，男性面对自己的事业被横刀截断的现实，会陷入地位挫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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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一代：城市游民

　　全球15—25岁的年轻人如今超过了10亿，这个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可能正在老龄化，但大量年轻人依然是社会主力，遗憾的是，让他们感到苦恼的事情层出不穷。尽管构成朝不保夕群体的人来自很多其他群体，但最常见的群体就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过着持续多年的不稳定生活，往往让他们感到更加挫败，因为他们父母那代人似乎都拥有稳定的工作。

　　《凪的新生活》剧照，图源网络

　　 

　　年轻人初入劳动力市场时，通常都被安排在不稳定岗位上，因为社会希望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并从中学到经验。但如今的社会没有给予年轻人合理的条件。很多人从事临时工作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培养就业能力所需。企业在提高劳动力弹性的呼声下，还想出了这样一招：延长员工的试用期。这样就可以在试用期内合法压低员工工资，削减员工福利。

　　如今，转为长聘员工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年轻人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比如，75%的法国年轻员工刚参加工作时就是临时工，其中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无法翻身；只有那些有学位傍身的人才有望转到长聘岗位上。以前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忍受以“局外人”的身份开启职业生涯，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成为“局内人”。与此同时，他们还能依靠父母，家庭凝聚力可以缓和刚工作时的不稳定性。但如今，不稳定性在提高，而家庭凝聚力也在减弱。现在的家庭关系更加脆弱，长辈不知道自己的付出能否换得小辈的赡养。

　　社会收入和工资弹性的重组，导致年轻人的工资和收入相对于他们的长辈而言下降了。不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不稳定的工作（无论如何，这种工作的工资都高不了），而且，无论他们之后要换到什么岗位，协商条件都非常不利；无法享受企业和政府发放的福利和补贴，也让他们在面临贫困时更加脆弱。

　　日本就是一例。1997—2008年，20多岁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下降了14%。厚生劳动省2010年的一份报告发现，16—34岁的在职职工中，有56%的人需要第二份收入来源帮助他们支付基本生活费用。

　　不安全感让年轻人相当不满，大多数人还是想要追求某种事业。不过，很多想要实现个人抱负的人，其实也不太愿意和老一辈人那样，在枯燥乏味的苦差事里压力重重地上班。他们不想要那种能够一眼望到底的、充满劳工主义特色的全职稳定工作。多份跨国民意调查显示，近2/3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更喜欢“自雇”，即独立工作而不进入职场。但弹性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由那些老一辈的政客和商业利益相关者联手打造的，将大部分年轻人按在朝不保夕者的位置上虚掷青春。

　　年轻人是构成朝不保夕群体的主要成员，他们也必须带头为这个群体打造出一个可期的未来。年轻人总是对现状不满的源泉，也总是美好明天的先声。在丹尼尔·科恩（2009:28）这些评论家看来，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一个转折点，年轻人崛起为一种“自主性社会力量”。但在历史上，年轻人一直都是推动变革的力量。1968年成了朝不保夕者诞生之年，因为年轻人拒绝了工业社会和了无生气的劳工主义。这些曾经反抗过资本主义的“婴儿潮”一代享受了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包括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商品后，却开始鼓吹提高弹性，让下一代人的生活失去安全感。一位愤愤不平的失业毕业生（Hankinson,2010）写道：“‘婴儿潮’那代人享有免费的教育、买得起房子、养老金又多，还能提前退休和享受二套住房。而我们只有永远还不完的助学贷款，根本不要想买得起的房子。金融体系以前还能让我们的父母生活殷实，现在却只留给我们两条路：要么去做狗屎工作，要么就失业。”

　　当然，这段抨击上一代人的话有误导之嫌，它忽略了阶级因素。英国“婴儿潮”一代中，只有小部分人上了大学，反倒是现在，所有从中学毕业的人中，有一半会继续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去工业化进程摧毁了原来的社会秩序，老一辈中的很多人都是受害者，矿工、钢铁工人、码头工人、印刷工人等职业都已化为历史的尘埃。当时的大多数女性在经济上更是被边缘化，承受着额外的负担。将焦点放在代际差异上，就是在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因为它符合一种保守主义的观点，小心翼翼地擦除了全球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今天年轻人面对的状况，其实并不比前几代人更糟。不同时代的人面临的困境不同，而且不同阶级的人所处的困境也不能一概而论。以前的工人阶级社群有一种代代相传的、强调社会团结的精神特质。现在，这些地方就像大学校园和意大利人所谓的“另类”社群那样，都是朝不保夕者所处的场域。

　　这些社群的凋零给当代年轻人带来了三种挑战：他们目睹自己的父母失去地位、收入、尊严和稳定的生活；也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还陷入了“不稳定劳动陷阱”，只能从事工资很低的工作，间或失业、被迫无所事事。我们知道，在收入不高的邻里街区，职业道德往往代代相传。然而，一代人的不稳定生活经历也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态度和行为准则。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是遭到系统化工作弹性侵袭的第一代人。他们的子女在21世纪初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很多人的收入无可避免地比父母少，事业也不如父母成功。值得注意的是，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英国年轻人，比认为自己的父母属于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还要多。他们有一种自己正在向下流动的感觉，这和他们看到的前路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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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牢骚满腹的人”和“笑嘻嘻的人”

　　世界正在“老龄化”，这个严肃的观点如今已经家喻户晓。当然也有人认为世界正在“年轻化”，因为尽管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口比例也提高了，但是“老家伙们”能够保持活跃和精力充沛的时间也比以前更久了。我们经常听到，现在70岁的人状态和以前50岁的人一样好。虽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但大体上也没错。

　　 

　　《小偷家族》剧照，图源网络

　　当年轻人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时，老年人则完全陷入困顿之中，有些人乐于糊涂，有些人却老来凄惨。过去几十年，社会上哪里都不需要老年人，总是让他们在经济衰退时提前退休，而现在却反过来要求他们工作更长时间。

　　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迎来了第一波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将老年人推到经济阴影之下，让他们申领丧劳津贴，尽管很多人依然年富力强，政府却向他们发放特别的失业津贴，或让他们提前退休，为了释出职缺给年轻人。尽管当时的政客们自鸣得意，但这个政策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代价高昂。它结出的苦果是，很多人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就退休了。到2004年，在经合组织国家24—49岁的人群中，76%的人正在工作，而50—64岁的人中只有60%还在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年轻女性停止生育；社会的生育率跌破了正常繁殖率。一时间，各国政府惊觉，养老金变成了定时炸弹，因为要退休的人比劳动力市场新进的年轻劳动者还要多，而养老金池子里的钱都要靠年轻劳动者来贡献。一场危机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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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障人士”：一个重构中的概念?

　　“残障人士”这个概念总是让人非常难过。平心而论，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损伤或身心障碍。多数人身上的问题（身体、精神、心理上的）终其一生都不会被注意到，也没人会在意。但是，还有很多人因自己特殊的损伤受到注意，而影响了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因而遭受苦难。

　　如今这个可以实时诊断和通信的电子化世界更容易辨认和分类一个人的缺陷，并为某些人贴上永久的标签。这就意味着，更多人都在被这种方式评估，然后被分类、治疗或刻意排除。社会上矗立着一道若隐若现的歧视之墙。

　　残障人士就是这样沦为朝不保夕者的。人们一旦被当成异类，他们就只能选择一些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更容易被逼入那样的处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即将进入老后失能时期，他们延长的寿命，也让其他人有更长时间注意到他们的身心障碍。

　　随着社会对残障人士的日益关注，政府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他们创建制度化的配额体系、设立专门的工作场所、颁布反歧视法、推出工作场所机会均等修正案，等等。此外，他们还更加积极地从人群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穷人。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采取丧劳救济的办法，制定宽松的认定标准，将失业者完全从劳动力中排除。但到了21世纪初，补贴账单堆积如山，政府对补贴政策的可持续性存疑，着手在医疗上重新定义残障，想方设法让更多残障人士变得“适合雇用”，并推动他们就业，以此来降低申领补贴的人数。很多人因这种政策沦为了朝不保夕者。

　　以公共讨论中很少谈到的“偶发性身心障碍”这个词为例，这一现象是残障和朝不保夕者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的原因之一。全球几百万人偶尔出现健康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比如偏头痛、抑郁症、糖尿病和癫痫。但这些患者很容易成为世界弹性劳动力市场的受害者，雇主不仅不想雇用他们，更是迫切希望摆脱这些“表现不佳”的劳动者。很多人只好在不稳定的岗位上屈就，陷入劣势和不安全感交织的不稳定循环之中。这可能会加重他们的病情，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现有的福利体系也会使偶发性身心障碍者碰壁，因为福利制度会以他们具备劳动能力（当然他们确实有）为由拒绝他们的申请。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想工作挣钱，但在雇主看来，有那么多更“可靠”的人可用，为何要雇用这些身体不太利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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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高墙后的朝不保夕者

　　朝不保夕群体中还有一群数量庞大的人：出于各种原因而被判刑的罪犯。如今，罪犯的数量攀上历史新高。服刑人数的增加，也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指控和监禁，沦为被剥夺重要权利的失权者，大多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这和功利主义重新抬头，惩戒犯罪分子热潮的兴起有关。此外，监控国家的技术能力，以及安保服务、监狱和相关活动的私营化也对此推波助澜。

　　与20世纪70年代的福柯、大卫·罗斯曼和叶礼庭三位学者的预测相反，监狱不仅没有衰亡，反而成了一种更庞大的机构和政府的政策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囚犯数量翻了一番；希腊、荷兰和西班牙则增加为三倍；美国的囚犯人数增加为之前的五倍（Wacquant,2008）。在意大利，每天都会出现700名新的囚犯。监狱是一张孕育朝不保夕群体的温床，一座提前测试不稳定生存方式的实验场。

　　如今，每50个美国人中就有超过1人有前科，因而无法享有完整的社会权利。在已提高定罪率的国家，比如英、法，正在把居民视为犯了罪的失权者。英国监狱中大约有40%的狱友曾经在所谓的“照料体系”里待过，出狱后也往往因有前科而找不到工作，又因失业而再次犯罪回到狱中。

　　刑事处罚会让人陷入不稳定状态，惶惶不可终日，只能从事缺乏发展前途的工作，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生活。几乎在每一件事上，他们都遭受双重惩罚，除了因罪有应得的事情吃苦头，出狱后也很难正常地回归社会，这等于是在加重惩罚。

　　不过，监狱里的朝不保夕者也在增加。德里郊区有个印度最大的、已经私有化的监狱综合体，它利用囚犯生产各类商品，并将很多东西放至网上贩卖，这里有最便宜的劳动力，他们8小时轮一班，每周工作六天。拥有大学文凭的犯人每天大概能赚一美元，其他人的薪水则少一点。2010年，英国新任司法大臣宣布要延长监狱里的劳动时间，他希望罪犯每周工作40小时。在美国，报酬微薄的监狱工作早已司空见惯。想必那些高墙外的朝不保夕者肯定都很欢迎罪犯们将这些烂工作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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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不保夕者的背景各异，不仅限于本章提到的这些群体。我们在思考这类人的时候，应将不同类型的人考虑在内，他们的不安全感程度各异，对不稳定生活状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全球各地朝不保夕者的增加，与四种显著的变化同时发生。其一，女性逐渐在职场上取代男性，以至于大家都在谈论劳动力市场的“阴盛阳衰”。男性因此沦为朝不保夕者，而女性却要背负“三重重担”。其二，老年人重返职场，领着国家补贴从事不稳定工作，压低了年轻人的工资水平，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至于年轻人，他们面对着地位挫折、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以及那些外国人的工作竞争。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如果他们坚持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就有可能被妖魔化为懒惰鬼，这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困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比例上看，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似乎具有某种被社会认定的残障，这让他们更有可能跌入不安全且没有职业前途的工作中，国家甚至还会补贴这种工作。最后，朝不保夕的人出于各种原因，被刑事定罪的同胞也越来越多，他们以后除了成为社会底层的朝不保夕者，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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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不保夕的人》

　　作者：[英]盖伊·斯坦丁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