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我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我在上海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中学读高一的时候遇到‘文化大革命’，下乡在黑龙江当了5年知青。除了‘上山下乡’生活，其他时间大多在大学，或学习，或教学，或科研，我的人生之路也是大学之路。”

　　围绕当今青年师生们感兴趣的成长话题，在日前东华大学CALM TALK首次科学沙龙上，东华先进低维材料中心国际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们畅谈“科学与人生”。其中，作为上海市国际科技合作奖得主，作为先进低维材料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工程院院士，程正迪在台前幕后的讲述令人印象深刻、颇受启发。【编者注】

　　

　　程正迪（中）在中心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在美国如何走上了就学从教之路——

　　太太说我像个书呆子，平安夜感恩节在实验室和妻女过

　　到黑龙江做了5年农民。那段生活很坎坷，可是如果你问我愿不愿意再重新走一遍，我的回答是我愿意。因为在黑龙江的坎坷生活使我认识到怎么样做人，使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育过程。

　　我去黑龙江的时候，我父亲在被审查，他托人给我带了一箱书，代数、几何、化学、物理都在里面，给我捎了一句话，“你今天有钱，明天就可以没有，但是这箱书你读下去以后就在你脑子里永远抢不走。”那个时候我16岁，你们跟我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吧。

　　我再来告诉大家我从一个学数学的怎么变成一个化学博士，在这条路上我花了非常多的力气。1977年，我从华东师大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就是现在的东华大学做数学老师。我父亲是个电机工程师，他跟我说，用数学做点对老百姓生活有用的事情好不好？我于是就想到华纺，有许多老师搞化学纤维研究，大家知道高分子材料现在是三大类，橡胶、塑料、纤维。搞纤维跟老百姓生活很有关系，而且华纺的老师在这方面的科研很有名，所以我说我也希望去研究纤维，这可能对大家有点用。

　　后来，我去见了当时的校长钱宝钧老师，就是后来我的导师。钱先生看着我说，你是学数学出身的，学数学的学生做物理、做化学、做化工应该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给了我两本书，一本书是高分子物理，一本书是高分子化学。我看了这两本书后，发现什么也看不懂，那怎么办？我下决心说，这一年里面我要修完这两门课，看懂这两本书，所以礼拜六和礼拜天我都住在学校里从来不回去。我从书的第一页看起，习题从第一道做起，半年高分子化学，再半年高分子物理，当年就把这两门课啃了下来。

　　那个时候我正好和我太太谈恋爱，我太太老是抱怨“每次约你，你都不出来，你都在看书，像个书呆子”。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写一首《满江红》送给她，一方面表达我的志向，另一方面也表达我对她的追求。这首《满江红》现在她还保存在她的书架里，她说，你看看那时候你还写《满江红》给我，对我多好呀。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我考上了高分子纤维的硕士研究生，成为“文革”以后第一届硕士生。

　　之后我又申请到了Rensselaer伦斯勒理工学院化学系的奖学金去读博士。我在美国没有亲戚和熟人，到了美国口袋里只有一张飞机票和32块美金，因为当时人民币换美金是有限制的。出机场的时候，有个服务生要帮我搬行李，你知道我对他怎么说吗？我说对不起，我连5块钱的小费都付不起。那位服务生当时就用非常离奇的目光看我。我到了国外之后一看化学就呆了，在华纺读书的时候因为是化工和高分子化学物理，数学和物理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还能对付。跑到化学系又要学四大化学，无机、有机、物化和分析化学。特别是有机化学搞得我焦头烂额，因为我没有基础，我的有机化学完全是到美国以后学的。最初我只能靠死记硬背，把一学期所有老师讲课的内容全部背在脑子里，去考有机化学考试，考个A。考出来以后那位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You are a born chemist（你是个天生化学家）”。我跟他讲，实在对不起，你要求的东西我是背在脑子里，我考完试，跨出门都忘了，所以他就跟我苦笑。但是后来我在化学系经过了很艰苦的努力成了一个好学生，我的绩点GPA是班上最高的。回头看这段路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但是如果你要我再走一遍，我还会走。

　　我走过了近40年的学术生涯，大家都说程正迪教授发表了500多篇文章，做了近千次的学术演讲和报告。有人问，他写这么多文章读那么多书，他还有没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付出的代价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没有礼拜六，没有礼拜天，平安夜的时候我常常在办公室里，感恩节的时候我也在办公室里。有几个平安夜和感恩节我和我的太太、女儿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我最后一次进电影院是近20年前，那个时候我女儿16岁，她生日那天拿到了驾驶执照，非常高兴。她希望我陪她看电影，我说好吧，我陪你去。我们俩到电影院看了一场动画片《花木兰》，这场电影我记忆非常深刻，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进电影院。

　　那大家就说你几乎不看电视，也不上网，你就像个书呆子。现在想想也有点呆，生活确实有点枯燥无味，但是我有一个好太太、一个好女儿，她们非常了解我，非常支持我。其实我自己也有另外一面，我的兴趣爱好也很广泛，喜欢写毛笔字，喜欢画中国画，喜欢篆刻图章，小提琴也拉得还行，对古典音乐也懂点，平时还写几首歪诗，吟几首歪词，喜欢收集古玩，稍能鉴定古董瓷器，我曾经也是华东师大和华纺的排球队队长，还是这两个学校的羽毛球队队员。我的羽毛球双打在上海大学生比赛中还得过名次。

　　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我清楚记得1992年初回上海的感觉，当飞机缓缓降落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从1981年出国到1992年回国，这11年当中我花了极大努力学英文，去社交，千方百计汲取西方社会科技文明。可是当飞机降落的时候，我是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从那一刹那开始，我发现我的文化之根还是在中国。

　　程正迪（中）在科学沙龙访谈中。

　　在美国怎么带教中国学生——

　　我已带了85个博士，但中国的留学生以后会慢慢减少

　　作为高分子物理学家，我在阿克隆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任上，使它成为美国最好的高分子学科，并牵头创建美国国家高分子创新中心。

　　关于学生，至今我已带了85个博士、40多个硕士，以及60多个博士后。在我走的这条路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这两句话从《易经》当中来，第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第二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学生毕业，我就常叮嘱他们要“立天地之正气，做儒雅之学问”。立天地之正气，源自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我有一个学生从中国科技大学来的，来的时候21岁，年纪很轻，第一次开组会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他是1973年生的，可是太紧张了，跟大家说成是1937年生的。我到现在还取笑他，你是1937年生的。我后来干脆告诉他，要真正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个领导能力，这非常重要。我在我的每一次组会上都有学生准备1小时演讲，从PPT开始做得漂漂亮亮，稍微有点问题所有的学生就开始攻击你，把你搞得狼狈不堪，这样反复几次，几年以后你的表达能力就大大提高了。

　　其实这个学生几年之后就变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已经是美国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里的正教授，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高分子杂志的编委和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士。我看到他的时候还在跟他开玩笑，1937年生。对我们老师来讲，看到学生的成长是最高兴的事情。

　　那位学生曾经告诉我，他在安徽的小县城里出生，回想过去拾多年来走过的路，从一个普通留学生到有名望的教授，变化实在很大。其实他怎么找到我的呢？真的很有缘分，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他那个时候在合肥打电话给我，打什么电话呢？打的是要我付钱的电话，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电话收费是最高的。

　　他跟我聊，起初聊得挺高兴，聊了两个小时，后来一看400多块美金没有了。后来他非常执着，每个礼拜打电话给我，打到后来我不行了，我就跟他说你别打了，我收你就是了。5月份我访问中国，告诉他到上海来见我，他到上海来之后，我们谈了大半天，谈得很高兴。他说，我很优秀所以你收了我，给了我奖学金，对吧？我说不是，是你打电话打出来的。我说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他说几十块钱吧，我说1600块，你再打下去的话我就要破产了。正是这种非常执着的精神，体现了一个学生的重要品质，执着是非常重要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统计数字，美国高中生毕业以后进大学的学生里面主修科学与工程的占大约不到20%，而中国占大于50%。这个百分比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经济观和生活观，与中国的一个巨大不同。

　　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向金钱看的趋势，很多年来对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大家知道80后、90后一些绝顶聪明的人都跑到华尔街做金融，炒房地产，都去赚钱去了。2008年一个非常大的金融危机把这些人重新抛到了街头，失去了工作，这些人又得重新再学习。可是正是因为这20%和50%的不同，为许许多多的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找到科学与工程工作创造了条件，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需要这些人，自己的孩子不愿意读，所以许许多多留学生毕业以后就填补这个空白。

　　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上世纪50年代，留学生主要来源于日本，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留学生来源是中国台湾，80年代和90年代留学生主要来源于韩国，然后是中国大陆。现在你看一下美国大学里还有没有日本留学生？有没有中国台湾留学生，有没有韩国留学生呢？现在都是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了。只是在我组里还有1个中国台湾学生，他们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到我组里来是为了要回中国台湾做教授，因为高分子物理的教授很多都希望到我组里来得个博士学位。只有一个国家，60年来留学生源源不断，这个国家是哪个？印度。源源不断有留学生来到美国，本来就反映了这个国家的问题。

　　所以我对中国经久不衰的留学市场深感忧虑。我曾经跟我学院里的教授讲过，请大家准备好，中国的留学生会慢慢减少以至于完全消失，以后国外的留学生可能要到非洲去找，因为中国留学生没有人来了，我这个话可能说得稍微早了一点。

　　以往中国的留学生到我组里基本都留在美国了，现在留学生我问他们将来怎么办，他们都说要回中国去。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到我这里，他是北大博士生，到我这里做博士后，做了5年。

　　他是非常聪明的学生，我每一年都跟他讲，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申请绿卡，如果你愿意回中国我也支持你，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每年我问他相同的话，5年他都跟我说不要绿卡。他现在回到了中国，在中国一个大学当教授，所以对这样的学生我是很钦佩的。我85个已经毕业的博士学生当中，40个是从大陆的，他们大部分都陆续回来了，这些学生回来立志做科学，有探索自然和回报祖国的精神。

　　

　　科学沙龙师生合影。

　　在美国怎么做学术带头人——

　　评价老师用公式两分钟就算得出，我却花一个月仔细看他们论文

　　一个好的大学，一个优秀的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好的校园，有漂亮的大楼，一个真正有深刻含义的大学，是有优秀的老师，有优秀的学生。

　　大家如果到我任教过的阿克隆大学网站上看看，可以看到我们的学院是一幢玻璃大楼，可是我跟教授们讲，大家请注意，这一幢漂亮的大楼并不代表我们的高分子是非常出色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在这里的学生和教师，大楼明天就可以变成一个凯悦酒店。但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优秀的学生和老师，这里才成为世界著名的高分子学院。

　　在美国，当你读完博士做完2年甚至3年博士后以后，你去做助理教授，做了四五年然后表现突出才能当副教授，再过四五年才能当教授，所以在10年到20年这段时间里，你拼命努力，学生也非常努力，你自己更努力。我前3年当助理教授作息时间表是什么呢？每天早晨10点钟到学校，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回家，10点钟再去学校。3年，年年如此，天天如此，这样才干出我现在的成绩。

　　我知道很多老师身上有压力，要发文章，要发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压力很大，因为老师也要被评估。影响因子是美国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私人企业去搞出来的，刚刚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各个学科期刊分分类，然后看看各个学科的期刊办得好不好，用心是好的，但是结果被简单地量化，成为评价的指标。其实光用影响因子来评估是非常不严肃的，对人的评价需要最严肃的过程，你不能用数字给每个人评价。

　　举一个例子，我当阿克隆大学高分子院长时，在美国老师的工资是我决定的，我可以决定老师工资今年涨多少，然后张三是5%，李四是7%，王二是6%，那你怎么做呢？大家过去的做法就是按公式算，我当了院长后我说我不做这个事情，每个老师把你们这一年发表的文章统统给我拷贝过来，你要知道阿克隆这三十多个教授一年发表的文章差不多在300篇左右，我要花一个多月时间把这300篇文章全看了，为什么呢？在所谓的好杂志上也有烂文章，在所谓的烂杂志上也有好文章。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位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他得诺贝尔奖之前从来没有在物理学界公认的某一个好期刊上发任何一篇文章。所以我花时间去给每个人做了评价，给每个人加了工资，你如果用公式算一算，两秒钟就可以算出来，但是我花了一个月把事情解决了，这样解决我觉得心里踏实，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同事，因为我加的工资都是实事求是，大家可以检验。我们做校长、副校长、院长甚至系主任的，多花一点力气把事情做得公平一点，公正一点，这样一来我觉得事情反而会做得更好。

　　研究生教育其实是一种精英教育。不要以为每个在美国拿到博士的就了不得，从统计学的概念讲，我认为，美国平均来说8个博士生有一个是很好的，剩下7个大概都是比较一般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老师，老师要引你进门，如果老师自己都不知道门在哪里，怎么把学生引进去。第二是学生领进门之后要自己悟，这个比例大概是8比1，就一个是好的，剩下7个要么没有进门，要么进了门躺下来不干了，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所以学生有很积极的学习态度不够，老师也很重要。我曾在《科学时报》上有一篇谈话，当时来访问我的是《科学时报》的主编，访问的题目叫《教授工作是本良心账》，结果这篇文章发表后收到了一些抱怨，说我把老师都批评了。我说不是的，我是在说我自己的感受，并不是批评别人。

　　我曾经和我的教授们都说过，你准备两分钟去上课是去上课，你准备两个小时去上课也是上课，你准备二十个小时再去上课也是上课，学生知道吗？不知道，只有你心里明白你对不对得起学生，只有你心里明白你是不是尽你的全力教学生，这难道不是一本良心账吗？这个别人不知道，但是你心里一定知道。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每一个老师只传承80%给学生，那么4代人之后，学生能够接收到的，只是0.8的4次方，几乎就是没有了。

　　我在曾经和一位大学的行政负责人谈起他的大学办得好不好，我说不知道，你的大学好不好我看不出来，但是我有一条能做，你是不是允许我到大学校门口等老师下班的时候站在那里看？如果每个老师走出来像知识分子，那么你这个学校可能办得很好；如果你的老师走出来都像商人，表明你的学校好像有问题；如果你的老师走出来都像官员，那你这个学校会不会没得救了？当然这个太绝对，太简单了一点，但大家想想，是否是点道理？

　　大家说你当选美国工程院的院士了，说你是一个大牛，我起初以为我属牛的，所以叫大牛，其实大牛是讲你很厉害。我说我不厉害，我不是个聪明人，比我聪明的人世界上成千上万，我只不过是笨鸟先飞，拼命努力，拼命花时间做成事。

　　还有很多人会问我，在美国有钱有名有好条件，为何还要答应母校邀请回东华大学，迎难而上创办先进低维材料中心？动力何在？是因为一直记着自己是一名老师。教师向社会交代的不是发表了几篇好文章，而是培养了多少好学生。“作为老师，我希望中国学生、母校学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是我的初衷。”

　　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要立天地之正气、做儒雅之学问；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程正迪（左二）与母校大学生交流。 张兴柯 摄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来源：东华大学 ?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