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和嫖客成群的街道上，有个女理发师在写作

　　

　　配图 |《诗人》剧照

　　她回来又把宣传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她也问自己：我生活在这里幸福吗？大辫子女人幸福吗？读者女人幸福吗？既然我们都不幸福，那谁在幸福？

　　她连小学都没念完，却爱上了读书写作。其实以她现在的水平只能称之为文学爱好者，但本市的文学爱好者们都喜欢互称为作家，她本人也觉得自己算是作家，那就姑且称她为作家吧。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2010年。那年初夏，我去一家羽绒服厂打工，这家厂子位于废弃的县民政局大院，我就住在原民政局长的办公室里，经常会有年轻的男女来敲门，问我在哪里办结婚证，我就把去民政局新址的路指给他们。

　　旧民政局的门前是菜市场，非常热闹，我喜欢站在门口看街上的众生相。有一个中年女人很特别，长得高高瘦瘦的，身材很像张爱玲，总喜欢穿长及脚踝的花裙子或旗袍。别的女人要么带着娃儿，要么牵着老公的手，而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不紧不慢地走着。她买菜不还价，也不跟菜农争论，买好了菜就安安静静地离去了。

　　后来我知道她就在旧民政局附近的东红大道边上开着一家理发店。我散步的时候经常从她的理发店门前过。店很破旧，只有她一个人，不到20平米的店面分成里外两间。里间很小，有一张小折叠床，一张小电脑桌，电脑桌侧面的墙上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几十本书。因为这几十本书，让我觉得她很特别，每次路过理发店时都忍不住要扭头往里看看她在干什么——店里的顾客不多，几乎每次路过，我都看她坐在电脑桌前挥着双手打字。

　　2011年年初，我在粮库家属院买下一套破旧的小房子，之后经常在外面打工，小房子就租给别人了，一直到2017年底我才搬了进去。闲来无事时，我喜欢在楼下的东红大道散步，路面宽阔整洁，双向六车道，两边长着高大的悬铃木，树荫下开着很多小店，卖鲜花的、卖茶叶的、卖鸟鱼的……

　　听家属院里的老太太讲，几十年前，东红大道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路还是砂石路，坑坑洼洼的，只有两车道，路两边有很多发廊，挂着“理发”的招牌，干的都是违法的勾当，“个个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婊子院！”这些小店往往到傍晚才开门，暧昧的红色灯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年轻漂亮的小姐们就坐在店门口，向过路的男人们招手、抛媚眼儿，要是哪个男人对她们笑一笑，她们就会站起来拉这个男人，不管老少，拉到屋里就脱衣服。

　　这种以卖淫为主业的小发廊现在还有一家，位于大道东头的大桥下，里面有两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偶尔有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进去消费一下。那个爱读书的女人开的小理发店也还在，我散步从店前路过时，扭头往里看看，那个女人仍和以前一样，还在坐在电脑前打字。我很想进去跟她聊聊天，问她是不是在写作，可不好意思——她的小理发店里面还有一张小床，让我怀疑她不是正经女人，实在鼓不起勇气走进去。

　　一天下午，我浏览博客时，突然看到一篇小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个开理发店的女人，她的理发店对面是粮库。有一天，一个粮食贩子来卖粮食，他把卖粮得来的钱装在编织袋里，怕别人抢走了，就来到理发店，把钱袋子塞在店里的小床下，让她帮忙看着。粮食贩子走了，她就趴在小床上盯着床下的钱袋子，她可想把钱袋子拿走，理发店也不要了，她想起离婚时法官说她没房、没钱、没工作，就把儿子判给了丈夫，现在如果把钱袋子拿走，她就可以用这袋子钱要回儿子。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最终也没敢拿钱袋子。

　　看完这个小故事，我怀疑作者就是我散步时经常看到的那个理发店的女人，因为那个理发店的对面正是粮库，而我就住在粮库家属院。我又点开作者的其它博文，一篇篇看下去，连看几篇，我越发确定，就是那个理发女人。我一直看到傍晚，把所有的博文都看了一遍。有一篇文章挺长，故事也不错，于是我决定去找她聊聊，问问她是否愿意往一个栏目投稿。

　　几十米的距离，很快就到了。我和她聊了聊，得知她写作已经有10多年了，只挣过几十块钱稿费。她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没能发表，有些在本市的小报上发表了，却没有一分钱的稿费。她说，能发表出来她就很开心了，稿费是从来不敢想的。

　　她还自费出版过一本散文集，40多万字，印了1000本，花了2万块。她到处卖书，微信群中的“文友”买了一些，她又送了一些。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在北京当记者，看了她的散文集，深觉底层创作的不易，就给她捐了3000元，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但她没要。

　　到我来找她这天，散文集还有一大半没有卖出去，我也花40元买了一本。晚上躺在床上翻了翻，大部分在博文中已经看过了。有一部分内容很不错，有很多真实又动人的小故事，大多就是每天发生的日常小事，她以日记的形式写了下来，大量使用本地土得掉渣儿的方言，有些方言用字还不准确，如果是外地人，根本看不懂。比如：爪把宽，其实是“拃把宽”，就是一拃多宽的意思；又比如：打挑瓜，这个方言当地年轻人都很少用了，我猛一看，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裸体”的意思。

　　她在博客上把每天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连我那天去找她也写下来了：“理发店不大，方寸之地却是市井江湖，以为自己早已习惯江上往来人，没想到遇着个同类，他爱好读书写作的精神也让我感动。傍晚，天气闷热。我在理发店清扫毛茬子，有个高个子、高鼻梁、浓眉大眼的年轻帅哥站门口……”

　　看完她的散文集，再结合她的几百篇博文，我大概了解了她的故事。

　　理发店周围的邻居喜欢叫她“燕子”，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她的乳名。其实她的乳名叫“三儿”——她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孩子多了，身为乡村民办老师的父亲连乳名也懒得取了，就直接叫她“三儿”。

　　1979年初夏的一天早上，父亲给大姐和二姐讲周敦颐的《爱莲说》，8岁的她也坐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父亲突然停了下来，对着她说：“三儿，你不上学，听这个没用，你去放牛吧。”

　　尽管很不情愿，可她不敢违拗父亲的命令，只得牵着水牛走向田野。她渴望上学，就牵着水牛去学校周围放，听着学校里传出来上课铃和学生们的读书声，她就难受得趴在地上哭，或者挥舞着棍子，扫向无辜的野草。

　　第二天早上，她看到被自己打断的野草又冒出了新的嫩芽，有些感动——这些野草有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她要向野草学习，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要好好活下去。

　　她去求母亲，母亲可怜她，跪在她的父亲面前央求：“我晓得种地打粮食填饱肚皮重要，可认字的人眼是亮的，心是明的，就让三儿读几年书吧。”父亲这才勉强同意她上学，几年之后，母亲去世，没了庇护的她再也没能踏入校园。

　　她仍旧在家放牛，帮父亲做农活。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有的读了初中，有的读了中专。他们外出打工，见了很多世面，说城里有楼房，有很多汽车，还有比村庄还长的火车。城里还有旅馆，旅馆里有电视机，电视机很神奇，可以看电影。说得她也很想去城里，去见见世面。

　　1989年夏天，乡下大旱，很多庄稼都旱死了，村庄里的年轻人活不下去，都纷纷往城里跑。也就在这一年，18岁的她瞒着父亲，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来到县城。

　　那是她第一次进城，县城并不如她想象的那般美好，有很多破瓦房，公厕很脏，进去之前要把裤管挽起来。路上雨天到处是泥水坑，天晴了，一阵大风刮来，吹起的沙石和垃圾迷人的眼睛。

　　可相比于农村，她还是喜欢城里，因为城里有自来水，轻轻一拧，哗哗的水就不停地流。那一刻，她发誓，这辈子要留在城里，再也不想回农村种田了，再也不想被蚂蟥叮咬了，再也不想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冒油了。

　　她连小学都没毕业，也没有技术，想留在城里谈何容易。只能在朋友的介绍下，去饭店里洗碗扫地，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工资却很低，刨去日常花销几乎不剩下什么。干了几个月，她拿着丁点积蓄，又找朋友借了些，去技校交了学费，想学裁缝。可她不会数学，算不好数，学不会量体裁衣，技校不肯退学费，她只好改学理发——教理发的老师说，理发不需要文化，一天学没上过的也能学会。

　　她回到老家，爷爷得知她学了理发，就坐在门槛上破口大骂，还把破布鞋脱下来，对着她砸过去：“我们家几辈人的脸都被你个死女子丢完了，你咋不去死哟！死远些，别叫老家伙瞧着你。唱戏的、剃头的、削脚的，都是下九流，吃饭不能坐席，死后不能进祖坟！”

　　可她不学理发又能学什么呢？手艺学成，她就在东红大道边租了一间小房，开了一家理发店。她没有想到，从这年开始，她再也没能离开东红大道。

　　刚开业不久，燕子就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一个男顾客来理发，理完了，还让她给掏耳朵。她不愿意，说自己没给人掏过，也不会掏。可那男人非要让她掏，还说不掏不给钱。没有办法，她只好给他掏，结果耳朵出血了，那人让她赔1000块钱。燕子拿出所有的积蓄，又借了些钱，总共凑了400，才把他打发走。

　　过了好些天，她还是心疼那些钱，那时候理一个头才1块5，攒400块钱多不容易呀！

　　事情还没完。一个月之后，有一个来理发的顾客提起那个男的，说他就住在不远处的河边，本来就有病，好多年了，家里为给他看病，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他去打工也没有劲儿，就想办法在外面讹人家的钱。又说，他那个病不能出血，一出血就止不住，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燕子吓得目瞪口呆，好长一段时间都休息不好，每天一睡着就会梦见那个男的一只手捂着血淋淋的耳朵，一只手伸到面前向她要钱。

　　离燕子的理发店不远处还有一家小理发店，店主也是个女人，跟燕子一样，只读过小学，因为喜欢看《读者》，就被燕子叫做“读者女人”。她常来找燕子玩。她看燕子心情不好，就拿来一本《读者》给燕子，说，别胡思乱想了，阅读吧，经常阅读，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读者女人很早就在东红大道开理发店，一个离婚的女人，无权无势，经常受欺负，被嫖客骚扰。以前没离婚时，她的婆婆让她把挣的钱都上交，她不答应，婆婆就说她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拿着她的身份证去找人给她算命。算命先生说，她早晚会跟野男人跑，让她儿子趁年轻赶紧离婚。在婆婆的挑唆下，丈夫和她很快离了婚，孩子也被判给了男方。

　　读者女人没有再婚，她在这里开理发店，主要是想守着她的儿子。前婆婆经常撺掇着孩子找她要钱，还说她的坏话，说她不是一个好女人。有一次，儿子打电话找她要6000块补课费，说他爸爸开车辛苦，为了他上学，房间里没装空调，奶奶有病，为了省钱给他上学，舍不得去打针，埋怨她没给钱……她很生气，对儿子嘟哝道：上个学期给你几千块钱，我又不是造钱的。你爸养女人有钱，养你就没钱了？她骂了儿子，儿子跟她对骂。事后，她又为孩子的品格担忧，找到儿子，给他道歉。

　　在读者女人的影响下，慢慢地，燕子爱上了阅读，还去新华书店买了《平凡的世界》和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查字典。这本书成了她的枕边书，陪她度过了好几年的时光。这期间，她还和一个当搬运工的小伙子谈起了恋爱。尽管父亲反对，她还是嫁给了他，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没几年，他们又离婚了。儿子被判给了男方，她一无所有。这次婚姻给她带来很深的伤害，让她惧怕婚姻，从此有了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和文学相伴的想法。

　　过了几年，理发店缴的税少了，她就每月给自己买一本《读者》。没有顾客的时候，她就拿着杂志靠在门口的悬铃木上读舒婷和顾城的诗。有的顾客来理发，看见沙发上摆着《读者》，就随手拿起来看：“你一个理发的女人看《读者》，品位不低呀！”她只得笑着应付：买回来是装饰门面的。

　　后来她又在理发店的角落里摆了一张小桌子，把自己喜欢读的几本书和杂志都摆在小桌子上。没有顾客上门的时候，她就趴在小桌子上看书写字。有次看见两个男顾客进来，她忙把写好的小文章揉成一团，往垃圾桶里扔，没扔进去，就掉在了旁边。一个男人捡起她扔掉的纸团，展开了看，说，这是你写的呀，写得不错，我拿去帮你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一个月之后，那个男人又来了，还给她带来一份本地的小报，她见到自己的文章真的变成了铅字。尽管没有一分钱稿费，还是欣喜不已。

　　男人平时也喜欢写点小诗，他知道燕子喜欢看书，就经常把单位里的废报纸拿给她阅读，鼓励她多读多写。

　　男人说：你要是能把宣传稿写好，以后就能写好散文和小说了。

　　又过了段时间，离燕子的理发店不远处又开了一家小理发店，店主是个大辫子女人。她不怎么会理发，那只是她皮肉生意的幌子。女人长得并不好看，所以她卖得很便宜，10块20块都不嫌少，70多岁的老头子来了她也不嫌弃。有时候嫖客和大辫子女人在理发店里打起来了，女人哭声凄惨，可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人去看一眼。大家都看不起她，生怕和她有什么瓜葛。所以女人总被打得鼻青脸肿。

　　取消农业税那年，地税局的王麻子仍然像往年一样来收地税。尽管不情愿，燕子被催了几次，也就把钱缴了。大辫子女人没钱，也不想缴，就跟王麻子对骂了起来。燕子看着自己讨厌的两个人对骂，就站在门口看笑话。王麻子打电话叫来执法的人，说大辫子女人妨碍公务，得教她好好学习学习，大辫子女人一边哭嚎，一边被执法的人拖上了车。

　　后来，一个来理发的顾客跟燕子谈起大辫子女人，说她的男人是个窝囊废，挣不来钱，不管孩子，也不养老婆，只喜欢喝酒，家里主要就靠大辫子女人的收入生活。燕子听了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儿，觉得自己不该嘲笑人家——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也不愿意那样生活呀。

　　燕子一个人开理发店，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她经常把洗干净的毛巾晒在理发店门口，这样毛巾有太阳的味道，顾客很喜欢用，但城管不允许她把东西放在店门外。

　　每次看见城管开着执法车来了，她就得急忙收起毛巾往屋里跑。那群城管追到屋里，抢夺她的毛巾，她抢不过，只能让他们把十几条毛巾抢走，扔进执法车的后斗里。

　　有时候，城管连她放在门边烧水的铝锅和煤炉子也抢走。城管开着车走了，她就在后面追。城管说，别追了，想要就拿钱来城管局赎。她只能放弃追赶，回到店里哭一阵，再去市场买新的。

　　如此几次，她掌握了城管来的规律——他们中午休息，于是她就在中午晒毛巾，估摸着城管要上班了，就赶紧收回来。有天中午，她去了一趟公厕，只几分钟的时间，回来一看，十几条毛巾又没了。隔壁裁缝店里的女人告诉她，今天城管提前上班了。她不敢再把毛巾晒在门口了，只能放在屋里阴干。很多顾客都说，阴干的毛巾有一股霉味儿，可她也没有办法。

　　后面家属院的一个阿姨建议她把毛巾晒在家属院里，她听从了建议照做了。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她去收毛巾，却只看到空的竹夹子在风中晃悠。她哇的一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一个女人跑出来问她怎么啦？她说，才买的新毛巾，只洗过一次，又被人拿走了。那个女人跟着她问，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家属院里的人偷的，你怀疑谁，说出来。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的脸极其丑恶，吓得一句话不敢说，只拿着空夹子回去了。

　　隔壁发廊的婊子经常来燕子的理发店里抢客人，看见个男人进来，就跑过来坐在男人的腿上， 嗲声嗲气地说：呦，哥哥来了……以及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话，说着就把客人拉走了。说着，就把客人拉走了。燕子气不过，跟一个婊子吵了起来，婊子就怂恿着和她相好的嫖客，把燕子打得身上青紫。

　　那时候燕子年轻，放不开，要面子，总觉得跟一个男人在街上打架实在太丢人了，只好忍气吞声。可她越是软弱，别人就越欺负她。有一个长得高大黑壮的男人，一脸麻子，面相凶恶，经常来骚扰燕子，让她陪他吃饭，去开房。燕子不同意，麻脸男人就掐她，在她身上乱摸，让她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有一天，燕子靠着理发店的门回想，小时候她跟邻居家的男孩子打架，每次都是她先动手，总能把那个男孩子打老实了，后来长大了跟村里的老爷们打架，也没怕过谁——那时候的自己多放得开呀，现在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那一次，远远看见麻脸男人又朝着她来了，她想起六奶奶说的：既然要打架，就得先下手。于是拿着捅炉子的火钳，像疯了一样冲过去，对着麻脸男人的头上猛打，一边打一边大声地叫骂着：“你妈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这辈子咋生出来你这个人渣，祸害……”麻脸男人像条狗一样夹着尾巴逃走了，从此没再来找过燕子麻烦。

　　还有一个黑脸中年男人，晚上路过理发店门口的时候，经常像狗一样对着理发店门口的悬铃木撒尿，燕子很生气，却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中午，黑脸男人居然进理发店来了。燕子问，你是理发还是刮脸？黑脸男人涎皮赖脸地说：“我不理发，也不刮脸，我的黄瓜卖不出去，憋急得慌，特意来找你卖黄瓜，想要啵？”说着，手就往裤裆里摸，燕子拿着火钳把他赶了出去，他就破口大骂。

　　几天之后，他又来了，说着更下流的话，还动手动脚起来了。燕子吓坏了，忙喊她的邻居尹姨。热心的尹姨跑过来，黑脸男人一看，愣了一下，转身跑了。燕子问尹姨，你认识他呀？尹姨鄙夷地说：咋不认识，他是检察院的狗黑子……

　　几乎每一天，都有嫖客上门骚扰，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乞丐，经常在这一片乞讨，讨到燕子的门上，燕子就常给他5毛1块的。万万没想到，有一天，他居然进来让燕子给他按摩，还从破兜里拿出一大把毛票，得意地炫耀着。燕子大声让他滚出去，他涎皮赖脸地站着不走。燕子气急了，站起来对着他的脸狠狠抽了两个耳光。还有一次，一个又高又胖、穿着袈裟的大龅牙和尚，也拿着一大把化缘来的毛票，笑嘻嘻地闯进来，嘴里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理发店的二楼是个招待所，老板是个女的，因为营生不正经，人们都叫她“银老板”。燕子在理发店里经常能听到楼上小姐们和嫖客嬉戏打闹的声音。有一天，银老板笑嘻嘻地进到理发店来了，挺神秘地跟燕子说：我给你介绍个好事儿，有个男的看上你了，愿意出200块钱。咱们是邻居，我不要你的提成，钱都是你的，你跟我上去吧？燕子拒绝，银老板又说：你这个破理发店连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当今社会笑贫不笑娼，你还恁保守干啥？

　　这个老鸨子说着就来拉燕子的手，燕子一把推开她，她就恼羞成怒了：“咋啦，你一个剃头的，下九流，你还以为自己圣女呀？你给人家剃个头多少还得用点儿本钱，弄这事儿又不要本钱，你那个东西又不是大米白面舀一瓢少一瓢……”

　　燕子把她推了出去，她很生气，后来就经常找茬，看到理发店的门口晾晒着毛巾，就把洗脚的脏水从二楼的窗户倒下去，把毛巾冲得满地都是；还把空调的滴水口对着理发店门口，把理发店弄得跟水帘洞似的。

　　那些年，城里的户口开始对农村开放，有很多人都买了户口。燕子也非常想把自己的户口买到城里，因为经常有警察来查她身份证，见她不是城里人，就让她去办居住证。要是有了城里户口，就再也不用受警察的刁难了，也不用回老家种田了。回了老家也有面子，自己好歹是城里人了。

　　燕子为了省钱买户口，每天省吃俭用。她经常吃煮面条，连油都舍不得放。也舍不得买菜，只在门口的花盆里种几棵青菜，煮面条的时候就擗一两片叶子。理发店从来不装修，有很多东西用旧了也舍不得换。

　　正当她一步一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时，本市又开始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人员闯到理发店里，这块荡刀布太脏了，扔掉，就给扔进了垃圾桶，这盆花太难看了，扔掉，也拔下来扔进了垃圾桶。他们给她发了一张“美容美发消毒制度表”，找她要20块钱。她很心疼，搞不懂一张纸为什么这么贵，都够她吃好几天面条了。

　　年年“创卫”，每到逢年过节就大检查，查营业执照，查卫生许可证，查工商税登记证。她去卫生防疫站换《卫生许可证》，连着跑了8个上午，每天上午关门歇业，一分钱不挣，还得花车费。她哭着求他们，终于把《卫生许可证》办下来了，回来的时候舍不得花钱打车，就步行往回走。走到半路，发现路边的香樟树长得很漂亮，就坐在香樟树下写宣传稿，写家乡城市建设得多么美好，多么干净，她有多么热爱自己的家乡。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本地晚报的编辑告诉她，这样的稿子才是好的，只有这样写才能发表。

　　为了写宣传稿，她想出去采风。白天理发没时间，就晚上去。理发店不远处有一座山，山沟里新开发了一个风景区。打烊之后，她打车去了，在景区内各处转了转，然后坐在路灯下写宣传稿，写风景区建设得多么漂亮，市领导的决策多么英明，人民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幸福。写完了往回走时，遇到几个年轻的小混混，拿着刀子抵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的钱包和新写的稿子都抢走了，连她裤子口袋里的十几枚硬币都没给她留。

　　值得庆幸的是，小混混们没有伤害她。她回来又把宣传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她也问自己：我生活在这里幸福吗？大辫子女人幸福吗？读者女人幸福吗？既然我们都不幸福，那谁在幸福？

　　稿子顺利地发表在本地晚报上，为了写这篇宣传稿，她被抢劫一空，可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她仍旧很欣慰，把这张报纸小心地珍藏了起来。

　　鬼节那天，好多人都在路口烧纸，燕子特别想念母亲。走到一个路口，看到有人在路边摆了一盘包子，她拿起来摸摸，还是温热的，就一个人蹲在路边吃，有鸡蛋馅的，有猪肉馅的，还挺好吃。

　　回到小屋里，她开始写自己的母亲，写小时候家里穷，父亲不让她读书，是母亲用破裤子给她缝了个小书包。读了一年，数学成绩不好，父亲大怒，一把把书包撕了，揪着耳朵把她提离地面。母亲再求父亲，又把小书包缝好，她发奋学习，终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母亲很欣慰。母亲为了让她好好读书，把她那份活儿也揽下来，起早贪黑地干，为了省下钱给她读书，有病了也不去看，她去给母亲买止疼药，回来母亲已经死了。

　　她一边写一边哭，用铅笔写了一篇，又用钢笔把稿子誊好，寄给了她大姐。她大姐学问高，从小作文就写得好，她想让大姐帮她改改，再润色一下，再投给文学期刊。她满怀希望地等着，没想到大姐回信说：你语言不行，乡土话特别多……

　　她很受打击，把这篇稿子压到了枕头下，又开始专心写能发表的宣传稿，还在好友的建议和帮助下，买回一台电脑，从头开始学，先背26个字母，然后眼睛看着键盘，用食指一个一个地点，打字的速度还没有她用笔在纸上写得快。有好几次她都准备放弃用电脑了，可在好友的鼓励下，她又一次一次坚持了下来。几个月之后，她终于学会了用拼音打字。

　　有了电脑，有了QQ，她就经常写些小文发在“说说”里，有很多关于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有一个女网友读了她的日记，建议她改变语言风格，说她写得太粗俗了。

　　这个女网友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一个风景区当小学老师。风景区位于海拔700多米的山顶上，平时去山顶的大多是些游客；而燕子所在的是海拔不足百米的东红大道，妓女和嫖客成群。她俩就像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女教师喜欢写些清新淡雅的散文，和燕子所写的妓女和嫖客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燕子坚持她自己的写作风格，女教师就把她拉黑了，她难过了好些日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文友，就这样一拍两散了。

　　好在还有读者女人，还有一个叫花姐的“文友”，也跟她很谈得来。很长一段时间，燕子为了多攒些钱买房，理发店经常关门很晚，花姐就经常来找她玩。在楼上偶尔传来的不堪入耳的狎笑声中，燕子和花姐一直讨论着谁的文章写得好、中国为什么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花姐说中国以后不会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燕子则说，以后中国会有人得的。

　　2012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燕子非常兴奋，打电话叫来花姐，两个人兴奋地谈了半夜，激动得直流泪。

　　从这天开始，燕子经常做梦，梦到自己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拿到了几百万的奖金。她再也不用待在这间破理发店里了，再也不被嫖客骚扰了。她可以去看看贵州的贫困儿童，再给爸爸买些好酒，在家乡的河边建一栋小房子，推窗即可见河。每天穿得干干净净，不用为生计发愁，只是读书写作，就这样终老该有多好。

　　可惜这只能是一个梦，梦醒来，她依旧还得依靠理发为生。

　　生意不好做，有很多熟悉的邻居都走了。裁缝女人把店转让了，大辫子女人也走了，就连读者女人也把理发店转让了。几年前，读者女人的儿子高中毕业了，长得比她还高。儿子考上了大学，去了别的城市，她也要跟过去，在那边开理发店。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

　　临走之前，她特意买了一本新的《读者》来送给燕子，她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分别之时，她抓住燕子的手，说：“你要常读《读者》，它会把你置于至纯、至善、至美的净地。保护好自己……”

　　两个女人都非常难过，流下了眼泪。

　　燕子写作已经20来年了，她最高光的时刻，是得了一个北京民间团体颁发的散文奖。

　　2015年，她看到那个民间散文奖征稿，就试着投了。编辑苏老师得知她是个小学都没读完、以理发为生的女人，就给了她很多指导，还把其他参赛选手的文章发给她看。有一位作者是一家报社的总编，她写自己的母亲，写母亲生了大病，自己是如何精心照顾，令燕子非常感动。

　　这个散文奖主要是扶持底层的民间作者，燕子也获奖了。编辑通知她去北京领奖，但没有一分钱的奖金，路费、食宿费都自理。本地有两位“文友”知道后，都劝她别去了，说：人家有单位的去领奖评职称的时候还有点用，单位还能报销点费用，你去领这个奖有啥用？她知道他们是为她好，也没跟他们犟嘴，但心里还是决定去领奖——写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得了奖，怎么能放弃呢？他们不会理解这个奖对她意味着什么。

　　为了去领奖，她还专门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在内衣里缝着一卷辛苦积攒的钞票，踏上了去北京领奖的旅程。她在北京见到了两位名家，听了他们的讲座，其中一个演讲时说，散文不能虚构，要有真挚的感情……课间休息时，燕子终于见到了那位报社的总编。她向人家问好，问对方的母亲现在怎样了？那总编说，你认错人了吧？我母亲好好的。她说起那篇散文，总编哈哈大笑，说那都是自己瞎编的，假的。

　　她一时间有些恍惚，搞不清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了。

　　吃过晚宴，燕子把自己以为写得较好的两篇小文拿出来向苏老师请教，苏老师边看边摇头，指着其中很粗俗的一些段落，不屑地说：你这东西要是叫XX老泰斗看，他根本就不会看。燕子反驳说，苏老师，我不服气，然后苏老师就不高兴了。她这才明白，这是在北京，现在面对的是大学里的教授，不是在田间地头，面对着一群老农民，可以反驳，可以争论。

　　在课间休息时，她又拿着这两篇小文向那个老泰斗请教，没想到对方说：“你这是流氓语言。”

　　这让她非常失望。

　　当然也有老师夸赞她，说：“你那村语使用得很大胆，有男人气息，坚持自己的风格。”她又转忧为喜，心里美滋滋的。

　　从北京回来之后，燕子更加努力地写作。大冬天的，零下好几度，理发店里也没有暖气，她坐在理发店的角落里敲打键盘，两只手冻得又红又肿，跟胡萝卜似的。有“文友”在网上读了她的文章，来理发店看她，为她简陋的写作条件心酸，就给她买了个暖手宝。

　　她每天在理发店写到半夜才关门，瞌睡得直点头时，她就默念着哈佛大学的校训：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然后咬牙坚持着把手边的文章写完再休息。

　　如今燕子已经50岁出头了，她仍旧没能发表什么像样的稿件，也没有挣到稿费。但她仍没有放弃，每天还在不停地写着。她仍旧在理发，计划着攒些钱，再自费出一本散文集。

　　有时候，夜半醒来，她也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自己这样一辈子不结婚，把青春、金钱、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却始终得不到认可，这样到底值不值？

　　她想起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作家写的故事：有一个老农民，已经70多岁了，终身未娶，每天种田放羊之余，就是读书写作。可写了一辈子，却没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个字，也从来没能挣到一分钱的稿费。到老了，他卖掉自己仅有的一处房子和一群羊，自费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文集。编辑实在看不过去，给了他200块钱，说是稿费，他就开心极了。

　　燕子想到自己这些年来虽然没挣到稿费，但好歹也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了几十篇小文，还得过两次小奖，相比之下，比这位老人幸运多了。

　　穿金戴银的邓大嫂来理发店，说燕子可怜，半辈子窝在破理发店里，没吃到好的，没穿到好的，活得太窝囊了，想带她去内蒙古乌海旅游，不让她花一分钱。燕子心动了，就跟着她去武汉坐飞机。两人在机场附近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邓大嫂去吃早饭，燕子就忽然觉得害怕，怕邓大嫂对她做不好的事，赶紧逃走了。跑回小理发店，重新坐在电脑前写作，她就像寄居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壳，终于感到安全了。

　　晚报的编辑打电话问她，家里还有没有住的地方，报社里来了一位实习的编辑，没地方住，想去她家住一个月。她说有，于是，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女生珊珊提着行李来到她的理发店。燕子每天晚上站在理发店门口，等着珊珊下班归来。晚上关了理发店，就和珊珊一起步行回家休息。珊珊给她讲在报社里发生的事，她给珊珊讲自己的故事，讲读者女人，讲她们有多喜欢看《读者》。珊珊盘腿坐在地板上，把一本《读者》从头看到尾才睡觉，没就《读者》的好坏发表评论。

　　两人相处得非常愉快，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燕子提着行李把珊珊送上车，珊珊要给她1000块钱当房租，她没有接受。几个小时之后，珊珊发来信息，让她不要太劳累，多休息，说在她装衣服的袋子里放了点钱。她过去一看，果真放了1000块钱。

　　我去找过燕子后，她把我拉进了一个文学爱好者群。

　　群主是个50多岁的男人，自称作家、诗人。他经常在群里发些打油诗，群员纷纷赞美：好诗！写得太好了！赛李白！中国要评十大诗人，必须有您的位置！快出诗集吧！有人说他神通广大，可以帮人出书，发表文章，连那些大型文学期刊也不在话下——出一本书多少钱，在那些大型文学期刊发表一篇文章多少钱，都明码标价。入群几个月，我一言未发，只当一个旁观者，后来就被踢出来了。

　　两年后，我偶然在网上看到，那个群里吵起来了。他们说群主是个初中没毕业的文盲，是个骗子，骗了群员近20万块。他们都交了钱，等着出书，等着在大型文学期刊发表文章呢，可等了几个月，群主只是推托，他们这才发现上当了。有人报了警，群主在一家宾馆内被抓获，被骗的钱款也不知道追回来了没有。

　　其实，这些被骗的“作家”中，若有一个清楚前因后果的人能把被骗的经过详细写出来，倒是一篇极好的小说，不用向谁行贿，也能在大型文学期刊发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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