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小孩的老师送红包？

　　学校将越来越多的教育责任转嫁给家长之后，作为公共事务的学校教育实际上部分地成为了个体家庭的私人事务。这导致家长被卷入到激烈的教育竞争中，教育成本直线攀升，学生分化加剧。这些问题，在本期主人公王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题图来自：图虫

　　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重要路径，也是当下大多数家庭最为关切的问题。此前，我们推送过Esther丨一个乡镇中学的暴力事件 ，雷望红｜谁在投资民办教育？，从不同角度讨论当前教育制度中的一些问题。本期推文将讨论家长被过度卷入学校教育，参与教育竞争导致了什么问题。

　　故事的主人公王某今年43岁，妻子今年40岁，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14岁，小女儿才1岁多。王某在Y市证券公司上班，月薪3500元，妻子在生二胎之前是做个体户的，经营一家服装店，效益好时月入过万。但后来不景气，且因为生二胎，便没有做了。现在在某企业做后勤，月薪2000元。

　　王某原是Y市市民，父亲是某单位职工，妻子娘家在D区辖下某村。婚后，夫妻两人住在Y市市区的房子里。之后，丈母娘再婚，与新老伴一直争吵，王某和妻子隔三岔五要回村调解矛盾。王某父亲去世之后，王某和妻子干脆就住在娘家了，Y市的房子则用于出租。

　　王某育有两个小孩，谈及小孩教育，王某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大儿子的教育经验使他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在他看来，小女儿的教育再不能像大儿子那样。王某决定要二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大儿子，一方面觉得大儿子一人太孤单；另一方面，觉得只有一个孩子，大儿子养成了太过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只有他一个时，全家的全部心力都在他一人身上”，希望通过小女儿的出生来教育大儿子。

　　兴趣班：逐渐变成负担

　　在大儿子的教育上，王某倾注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从幼儿园阶段开始，由于周围的小朋友都报了大量的兴趣班，“大环境”使然，且王某也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能够开发他的智力，从而发掘他的兴趣爱好，于是便给儿子报了许多兴趣班，如口算、围棋、画画，在读幼儿园大班时，还报了英语、空手道。因为这些兴趣班都开设在市区，王某必须做好后勤保障，负责接送。王某的初衷是希望培养儿子的一门特长，然而，他却发现，事与愿违，儿子的特长没有发掘，却变得调皮了许多。

　　王某痛定思痛，反思到底是何原因导致事与愿违，最终他发现，“兴趣不是发掘出来的，而是培养出来的，通过一天一天地重复和坚持”，而“不是看这看那”，应该“找准一样坚持，教之道，贵以专”，且“有些东西不是这个年龄段学的”，关键在于“培养孩子刻苦坚持的品质”。

　　王某还反思了自己作为家长，在提供后勤保障时的问题，“一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我这后勤保障就提供不到位，给兴趣班老师打电话请假，这也许给孩子树立了不好的示范，遇到困难就放弃，而不是坚持”。

　　而且王某认为，兴趣班本来是根据小孩的兴趣而来，小孩的兴趣才是根本，但是现在“兴趣班已经变成了负担，不仅对于小孩，而且对于家长也是如此”。

　　兴趣班教育的大规模兴起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王某回忆起他小的时候，“哪有什么兴趣班，能吃饱就行”。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使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开始考虑更高层次的追求，兴趣的培养便被提上日程。这是从家庭资源总量上涨的角度来讲，一般家庭有这个经济能力供给小孩上兴趣班。

　　另一方面，从家庭资源配置的角度上来讲，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现在的年轻父母一般只有1～2个小孩，小孩是中国父母的希望，父母一般都愿意“精养”。在家庭资源稀缺而家庭子女数量较多的情况下，父母一般采取“放养，任其野蛮生长”的态度，而在家庭资源充裕而家庭子女数量较少的情况下，父母一般采取“精细培养”的态度。

　　家长为何要送子女上兴趣班？主要有两种行为逻辑，其一，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小的时候没有条件学这些东西，现在应该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小孩学，不能让他们像自己一样土”，他们希望通过兴趣班的培养，使得孩子能够“才艺傍身”，最好是“多才多艺”，这部分家长是主动参与型；其二，当给小孩报兴趣班成为一个“大气候”的时候，父母很难“无动于衷”，“别人家的小孩都学，我的小孩不学？这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吗？”这部分家长是被动卷入型。

　　家长的本意是极好的，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偏差。对于绝大部分的父母来说，他们并没有相关的兴趣特长，也没有培养兴趣特长的经验，所以，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各种各样的兴趣培养市场机构身上。为了发掘小孩子的兴趣，便广泛而又盲目地报各种兴趣班，把小孩子的周末时间全部挤占，甚至让小孩学习超过其年龄段的东西。

　　兴趣班的形式将影响学习效果。相对而言，对于小班，即一对一授课，这样的兴趣班收费高、效果也比较明显，但一般家庭出于经济考量，不会选择这样的兴趣班。对于大班，即一对多授课，这样的兴趣班收费较为“平价”，大多数家庭都会选择这样的兴趣班，但其培养效果却着实有限。对于大班而言，若老师严格，小孩也许能学到一点东西，但同时也有可能使得小孩产生厌学情绪，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孩正是玩心大的时候，他们宁愿到处乱跑，也不愿呆在教室里”。

　　若老师不严格，兴趣班也许就是“托儿班”，小孩子并不能学到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小孩若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家长就将之归结为“小孩对这个不感兴趣”，然后去报另外一个兴趣班，也许又是同样的结果。最终，兴趣培养的结果是，小孩的兴趣没有发掘，但小孩却很累，每个周末都要去上课，家长也很累，除了花钱还要花时间，周末要给小孩做好接送的后勤工作。

　　红包：老师注意力的争夺？

　　转眼间，王某的大儿子进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上小学。上小学之后，王某又有了新的烦恼，因为大儿子班里同学的有些家长会给老师送红包，“大概占到1/5的比例，每次至少200元，每学期1～2次”，到了初中后，据王某观察，给老师送礼的比例达到4/5，每次至少500元，王某也没能免俗。

　　家长给老师送红包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孩子学习是需要鼓励的，老师有针对性地鼓励，能起到很好地效果，这只有老师才能把握”，对于成绩较好的学生，家长不用担心这一问题，老师自然会把注意力放在这部分学生身上，因为这部分学生承担着保证升学率的重任。然而，对于成绩“中不溜”的学生来说，家长有着极强地送礼动力，希望通过送礼，与老师拉近关系，然后期望老师能倾注一些注意力，从而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王某举了一个例子，若一个小孩在初一的时候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成绩是一般水平，初二会新开一门地理课程，这个时候，若老师直接将之任命为地理课代表，这将极大地提高孩子学习地理的积极性，从而地理成绩将极有可能保持在班级前列，孩子得到学习成果的鼓励之后，学习积极性将大大提高，从而这种积极性将作用于其他科目的学习，该小孩的成绩将有可能实现质的飞跃。

　　既然家长认为与老师“靠近”能取得如此成效，那是否应该更加密切与老师的联系呢？王某认为，家长与老师之间应该保持“既靠近又不靠太近”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与老师靠太近后，经济成本肯定要增加，另一方面，与老师靠太近后，家长们会发现，对于绝大多数老师来说，家长送不送红包，不会改变老师对孩子的关注，“老师都是关注学生的，只是无法细致到每个学生”。

　　对老师注意力的争夺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家长臆想出来的竞争，家长担心“若不给老师送礼，小孩可能不会受到重视”。有的家长可能会通过加强与老师沟通的方式（主动跟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状况）来为孩子争取老师的注意力，但“家长向老师过问孩子的学习状况，只能说明家长负责，这并不能增加老师对孩子的关注”。

　　家长：过度卷入学校教育

　　王某通过对比两代人之间的家校关系，发现自己作为学生和自己作为家长时的差异，即“现在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分工出了问题，家长过度卷入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之中”。

　　在王某作为学生时，老师通过“一根粉笔、一个黑板刷、三尺讲台”对小孩的教育发挥主导作用，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批改家庭作业，家长只需做好后勤工作，做到让小孩吃饱穿暖有学上，父母无需过多操心学校教育的事。而现在，小孩的课堂秩序、家庭作业的辅导和批改都需要家长介入，这需要家长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据王某介绍，现在小升初的考核中新增了一项即综合素质考核，占到40分，日常表现占到10分，由此，老师将家长卷入课堂秩序中来。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通报课堂秩序，有一次，老师通报有两个小朋友在课堂上对眼神，希望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王某觉得很奇怪，“小朋友本来就玩心重，上课偶有调皮也很正常，我小的时候比这调皮多了，老师也不会告诉家长”，“以前的老师承担起更多的教育孩子的责任，除非是孩子犯了大错，老师才会叫家长一起解决”。

　　孩子家庭作业的辅导和批改更是让家长头痛不已。对于主动学习型的孩子来说，家长可能没有这个困扰，因为孩子非常自觉。但这类型的孩子毕竟是少数，他们也基本上是班级中的“尖子生”。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而言，他们是不自觉的，且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不得不投入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辅导家庭作业时，很多家长常“急得跳脚”，且随着孩子年级升高、学习知识的复杂化，一些家长感觉已经无法胜任辅导责任。同时，学校也提倡家长要参与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中来，其中一个抓手便是孩子家庭作业的辅导和批改，老师会在微信群中通报家庭作业没有完成或者错误率较高的学生，提醒家长加强监督，这让被点名的家长觉得“很丢脸”，也警醒没被点名的家长“千万不要被点名”。

　　于是，为了避免“丢脸”，家长更有动力去参与孩子家庭作业的辅导和批改，甚至有的家长“越俎代庖”，直接替小孩写作业。写家庭作业本来是小孩独立思考的过程，但看到小孩写得又慢错误率又高时，家长便会代替孩子进行思考，以便提高速度和正确率。

　　王某觉得，“以前父母的重心都在工作上，而现在他的重心一多半都在孩子身上，上班反而成为次要的”。家长过度地卷入孩子学校教育，这种卷入是需要成本的，或是经济成本，聘请课后教辅机构进行指导，或是时间成本，家长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辅导，有的家庭便会重新进行劳动力配置，年轻夫妻中的一方将从劳动力市场上回归（半回归）家庭，承担起辅导小孩的责任。有人会说，爷爷奶奶不行吗？爷爷奶奶可以养小孩，但是却难以胜任小孩教育，如辅导小孩作业。

　　辅导班：家庭支出的大头

　　进入初中，王某的大儿子成绩有所下滑，成绩一直处于不上不下的水平。为了提高大儿子的学习成绩，王某给他报了辅导班，共三门课程，其中两科是1600元/科，一科是1900元/科。每科每年分为四个学期，共20400元/年，这三门课程是“大班制”，即一对多的授课关系。

　　在暑假时，王某还会为儿子报“小班课”，即只有几个学生的授课，250-300元/次，大概20次，约6000元。上辅导课时，儿子至少要在外面吃两顿饭，约1500元。共计约27000元。王某谈及他的一位同事，在暑假时，给小孩报一对一的辅导班，花了近4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王某一家的年收入和年支出状况。对于这个小家庭而言，现在年收入约80000元（王某3500元/月+妻子2000元/月+房租收入1200～1500元/月）。

　　年支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大儿子的辅导班费27000元，小女儿的奶粉费（两罐/月，400元/罐）约10000元，家用车（油费500元/月，保险费2500元/年）约8500元，人情开支10000万/年（这还算少的），商业保险（小女儿“成长教育险”，3500元/年，妻子“健康险”，3500元/年，王某“健康险”，5500元/年）12500元，还有旅游开支，“现在旅游已经算是硬性开支了”，约3000元/次，一年几次不定。

　　在没有算日常生活开支的情况下，王某小家庭的收入勉强与支出达成平衡。王某小家庭已从市区搬至郊区农村的岳母家，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是岳父母在负担。岳父是退休职工，3300元/月，岳母在种菜地。“住在农村生活成本低很多，不要物业费、不要停车费、蔬菜是自己种的”。王某说，像他们这样跟老一辈住在一起，日常生活开支由老一辈负担的家庭不在少数，“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的辅导课支出占王某小家庭年收入的1/3还要多，已经成为家庭最大的开支，若没有岳父母的支持，小家庭极有可能陷入“财政赤字”。

　　为什么要给大儿子报辅导班呢？王某说，为了让儿子“在竞争中不失败”，“上大学他才有选择的可能性”,而能否上一个好大学取决于孩子的学习成绩。而现在孩子的学习成绩已经不仅仅取决于学校教育了，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初中阶段，这一阶段，孩子们面临升学的压力，能否进入一所好的高中对他们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无论孩子成绩好坏，家长都会给小孩报辅导班，“成绩好的可以更好，成绩差的更要报辅导班，以期成绩能变好”。王某认为，“其实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是有点盲目的”，“家长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走一步，算一步”，“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孩子为什么成绩不好，原因没有找到，就去报班”。

　　学生分化：逻辑的演变

　　从王某这个案例出发进行的讨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前提：一是教育城镇化，王某虽然是在城郊村居住，但给儿子提供的是市里的教育资源。当前，随着优秀教育资源向城市的集中，绝大多数年轻一代的农村父母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子女接受城市的教育；二是教育仍是中国家庭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路径；三是这是一个从家长视角进行的分析。

　　从王某培育大儿子的过程来看，我们发现，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父母的出场率非常高，似乎已经超过适度范围，显得有点过度了。王某也觉得现在的家长“操太多的心了”，“手伸得太远了”，这样反而限制了孩子的发展。

　　王某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现在的家长和过去的家长在对待孩子教育上的差异，“以前的家长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但以前的家长由于孩子多且家庭资源稀缺，家长无法过细地教育小孩，对小孩的教育就像‘撒把苗在土壤上，任其野蛮生长’，而现在的家长，由于孩子少且家庭资源较为充裕，家长顾得精细，对小孩的教育就像‘家长搭藤搭架，给孩子规划好一切’，孩子反而缺乏面对困难的能力”。

　　家长参与小孩教育方式的改变对教育本身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育是一件公共品，具有公共性，它应该是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应该是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基于师生互动而出现的。老师认真负责地传道授业，加上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逐渐产生分化。有的学生通过不懈努力，在教育竞争中成为优胜者，从而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有的学生自身不够努力，在教育竞争中则被淘汰。这种教育竞争状态是王某儿时的真实写照。

　　而现在，在教育竞争中，学生的分化不再主要取决于教师认真负责地传道授业+学生个人努力程度，而是主要取决于父母投入程度+学生个人努力程度。当前，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如王某，培育儿子成为他的生活重心，家庭超过1/3的收入用于给儿子报辅导班。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教育本来具有公共性，老师认真负责的传道授业解惑是针对所有学生的，是一项公共品，在教育竞争中，学生的分化主要取决于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因此，教育是学生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寒门学子”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是能够成为“贵子”的。而现在，在教育竞争中，老师认真负责的传道授业解惑这项公共品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具有可替代性，可以通过教育市场上的各种辅导班进行替代。从而，学生家长的教育投入成为决定学生分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一直都是关键因素。

　　在教育竞争中，学生产生分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学生个人的努力程度，这个因素是不变的。当另一个关键因素从老师认真负责的传道授业解惑这种公共品变为家长的教育投入时，教育的公共性就丧失了。因为家长的教育投入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阶层问题，有钱才能上辅导班，甚至是一对一的辅导班，家中劳动力有闲才能投入时间辅导孩子。由此，教育有可能难以再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反而有可能成为阶层固化的途径，寒门也许难再出贵子。

　　那么，教育的公共性该如何维护？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挡父母对孩子心甘情愿的付出。因此，突破口也许在学校教育，由学校教育供给更多高质量的教育公共品。

　　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当前的九年义务教育实践，推行所谓的“减负”，“快乐教育”。但家长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教育本质上就有竞争面向，孩子要考好的大学，就必须上优秀的高中，优秀的学校都是稀缺教育资源，而一个关键的竞争实力便是学习成绩。所以，当公立学校“减负”，“快乐教育”时，各种市场辅导机构便应运而生，教育的公共性便逐步丧失了。

　　当然，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学习压力问题可以再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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