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新风尚——范仲淹的文学成就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言不及私事。

散文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 ；《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词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艳情之作（《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圆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书法

范仲淹善书。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朱长文《续书断》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教育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 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个人作品

范仲淹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北宋有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南宋时有乾道刻递修本、范氏家塾岁寒堂刻本，皆二十卷。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