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笔，一次启蒙，唤醒无数无产阶级战士 谭国标在漫长黑夜中寻找党，用生命点燃革命

　　1930年前后，谭国标（后排右二）在东京与何干之（后排左二）合影。 （资料图片）

　　“一条标语，一张传单，顶得上一颗红色手榴弹。”1930年3月，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初，盟员中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此时的广州，在经历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一大批共产党人牺牲，广州的党组织完全被破坏，羊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但革命并未停止，地下火种还在燃烧，一批批青年在革命低潮中踏上斗争道路，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黑夜中找寻党。

　　来自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的谭国标便是其中之一。他先后在广州和日本求学，结识革命志士，接受马列主义的洗礼，决心寻找党组织，虽未能如愿，但他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为革命点下燎原之火。

　　1933年春，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成立，谭国标担任组织部长。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爱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的主张、向青年学生做思想启蒙工作……广州“文总”对唤起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以后广州党组织的重建起了重要作用。

　　1934年初，谭国标等60多名广州“文总”及其读书会成员被捕。在狱中经受酷刑折磨，年仅24岁的谭国标始终凛然不屈。当年8月1日，谭国标与温盛刚、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在红花岗从容就义。

　　广州“文总”如昙花一现，但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大浪潮中，其成为承上启下的时代转折点，谭国标等广州“文总”六烈士的精神激励无数无产阶级战士前赴后继，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

　　潜心求学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8年秋，在中山大学预科就读的谭国标与何干之（谭秀峰，中大学生）等在广州永汉北路一起开办“秋明书店”。书店秘密出售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吸引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书店外间接待客人，书店里间则成亲密同志聚会、交流的联络点。

　　“秋明书店”声名远扬，1928年冬，反动当局查封书店，逮捕谭国标等人。这是谭国标第一次被捕。

　　1910年6月23日，谭国标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后溪水口园村的一个商人家庭。13岁从家乡的红花小学毕业，考上广州的广雅中学，他参加“新学生社”的活动，从实践中提高政治觉悟。1926年，谭国标考上中山大学预科，期间受鲁迅、郭沫若等的影响，他广泛阅读书籍，并热衷于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秋明书店”被查封，这一倒行逆施立即遭到社会进步舆论的谴责，加之谭国标对反动分子可能的袭击早有防范，所以敌人抓不到重要把柄，强加于他们的“共党嫌疑分子”罪名难以落实。反动当局勒索谭家几千港元后，便将其释放出狱。

　　出狱后，谭国标东渡日本，于1929年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期间，他积极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和当时一起留日的同学采取平时自学为主、适当时间集中讨论的方式学习马列主义。1929年寒假，谭国标和何干之、朱伯濂等人结伴到千叶县房州海岸的北条镇度假，共同学习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基础》。

　　“国标在书中标上了许多圈点线划，使我十分赞赏他读书那么精勤和思维方法上之得当。他的书信，谈论思想义理，则肯当明晰，表现感情至谊，又多么的热烈诚挚。”谭国标中大预科时的同学马景曾在《斯人已殁 壮志长留——忆谭国标诸烈士》中回忆，谭国标在日本留学时挑选一系列好书寄给他，又写长信谈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对某些问题的见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愤激，谭国标也参加了请愿示威等活动。这年12月，谭国标离日归国，此时他已结识温健公（中共党员，在日本秋田矿山学院学习）和温盛刚（中共党员，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

　　辗转几地，谭国标回到广州与相爱多时的叶傲霜结婚。1932年夏秋之际，他重遇何干之、温盛刚，在国民大学（简称“民大”）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谋得教职。

　　“为开展工作和取得领导，那时我们在广州、香港等地到处寻找党的组织，但始终没有找到。”何干之1964年在《关于谭国标烈士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回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谭国标所走过的道路。我们那时是如何渴望着找到党，并且在组织上加入党呢！这种革命热情至今记忆犹新。”

　　谭国标和何干之、温盛刚等人组织世界情势社，出版刊物《世界情势》，以此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撰写文章，译介日文资料，介绍世界经济政治情况，分析日本侵略我国的形势，评论政府对日政策等。世界情势社被查封后，他们又组织一般文化社，出版《一般文化》，变着法子战斗。

　　组织广州“文总”

　　点下星星之火

　　1930年，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上海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广州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很大。

　　1933年春，一般文化社、广州文艺社、前卫戏剧作者同盟等广州革命文化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即广州“文总”），由何干之任书记，温盛刚任宣传部长，谭国标任组织部长。广州“文总”分设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和戏剧作家联盟（“剧联”）。

　　广州“文总”成立后，谭国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组织联络和发动工作上。

　　对内，协调各“联”的活动，沟通信息，谭国标的家也成了广州“文总”的联络据点，来谈工作的同志时常在他家临时食宿。

　　对外，谭国标撰写理论文章，译介日文资料，也写些杂文和诗，用谭卫苏等笔名在广州“文总”刊物上发表，扩大政治影响。此外，谭国标借在民大和女师的教学，指导读书会活动，以发展广州“文总”的外围组织。

　　谭国标在民大教社会学课程，他与青年学生议论政局，针砭时弊，发现志同道合的同志，就吸收他们参加读书会。在女师，谭国标教初中语文兼班主任，他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刊物，又通过批改日记给学生指导，到思想成熟时，便个别吸引她们参加读书会。

　　1933年暑假后，赵学在女师上了初二，谭国标成为她的老师。她在《30年代参加广州文总斗争的回忆》中写道，谭国标介绍她看高尔基的小说和社会科学入门的书籍，因在日记中对中国革命问题有所反映，“谭老师对我简略谈了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的历史，他对我谈的与何干之观点一致，而且有历史事实说明问题，我很佩服。他表示大革命失败，说明民族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必须继续完成这个任务。”

　　“广州‘文总’外围的发展不局限在广州的几个院校，而是东莞、台山等周边县市都有触及，这点与作为组织部长的谭国标有很大关系。”台山市革命先辈李云扬后人、暨南大学高级工程师李胜利告诉记者：“我母亲伍乃茵是广州‘文总’的成员，1933年，她把《新路线》《新启蒙》等进步刊物寄给我父亲李云扬，当时他在台山教书，也成了广州‘文总’的通讯员，在当地宣传进步思想，发展扩大外围组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广州“文总”成员最多时有70多人，而其外围组织的读书会成员发展至200余人。广州“文总”在黑暗的羊城撕开一道缺口，让光明透进革命青年的心中，使革命潜流涌动，为后续的斗争积攒坚不可摧的力量。

　　被捕受酷刑

　　互相鼓励坚持斗争

　　1934年1月30日晚，在广州市法政路十五号家里，仍在工作的谭国标听到一阵猛烈的撞门声，夹杂着凶恶的吆喝声，已入睡的妻儿和岳父母一家都被惊醒。

　　破门而入的军警特务翻箱倒柜，抄走部分文稿、书籍，强行逮捕谭国标、叶傲霜，甚至想把她怀里未满周岁的儿子一起带走，被谭国标怒斥：“大人之事，何关小孩！”随即把儿子交给站在一旁的岳母。

　　广州“文总”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反动当局的监视和查禁。1934年1月下旬，由于叛徒出卖，广州“文总”领导成员多数被捕。广州“文总”及其读书会成员，以及他们的亲友，有近百人被捕。

　　谭国标被定为“首要政治犯”，关押在广州市维新路伪公安局的第三监仓，同在此监仓的还有温盛刚和江穆。

　　谭国标在狱中所受的酷刑最多，受的折磨最重。敌人千方百计想从他口中得到广州“文总”的组织情况，又一再要他交代何干之（即谭秀峰）的下落。敌人误以为此时已撤离广州的何干之是谭国标的兄弟。谭国标被施以“坐老虎凳”、“吊飞机”、“插指甲”等惨绝人寰的毒刑，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近在咫尺的女牢里，叶傲霜闻丈夫受刑的惨叫声，心如刀割以致昏倒。

　　如此反复刑讯不知多少次，谭国标始终凛然不屈。

　　“谭国标每次受刑回仓醒来后，还和温盛刚与我随时研究对策。”江穆后来回忆，自己终能出狱，谭国标等的口供在其中起了旁证作用。在狱中，谭国标让江穆一切都不要承认，敌人逼供就说是谭国标干的，并教他用英、日语同与隔壁监仓的赖寅倣、凌伯骥统一口供。谭国标对江穆说：“革命总是有牺牲的，你出狱后继续斗争的任务更艰巨。”

　　在狱中，谭国标利用叶傲霜来取洗他的脏衣服的机会，介绍进步刊物传递给女牢中的同志，或用纸条写上几句歌词、诗句给她们。有一次，谭国标写了《野草闲花》电影中的插曲《万里寻兄词》，“别十年，兄妹重相见，喜流泪，共谢苍天！”意思是兄妹离别之后还会再相见，以此来鼓励女同志坚持斗争。直至后来，多数女同志被陆续保释出狱。

　　承前启后

　　无产阶级战斗成燎原之势

　　1934年8月1日，谭国标、温盛刚、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被逐个叫出监狱。他们知道为革命赴义的时候到了，他们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来到红花岗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广州“文总”六烈士洒下热血，用生命点燃革命之火。

　　“傲霜：我为革命而牺牲，你要继续为革命而奋斗，不要悲伤，要坚强。你还年青，要自由，走光明道路。小儿可交我母亲抚养。”“母亲：我为求人民幸福而死，是光荣的，请不要悲伤，要保重身体。望善抚小儿，以继我志。”临刑前，谭国标写下给妻子和母亲的遗书，由被革命正义所感染的工人阿超，冒险送到已保释出狱的叶傲霜手中。

　　不仅是叶傲霜，许多广州“文总”和读书会成员，后来都继承了六烈士的遗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成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

　　“为革命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谭国标和当时一同殉难的先烈们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何干之在1964年撰文回忆谭国标，他认为谭国标用鲜血表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议追认谭国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康华曾为广州“文总”成员之一，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承前启后千秋业 碧海丹心报中华——广州“文总”六烈士五十周年祭》一文中分析道：“广州‘文总’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所发生的影响，播下了珍贵的种子，不少成员及所联系的进步青年，携手参加或组成新的秘密革命群众团体，如‘中青’、‘马列主义行动团’等，成为党的外围组织。这为随后发动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准备了骨干力量，为北方局派员前来领导、恢复和发展广州以至南方几省的党组织打下了群众基础。”

　　打造红色载体

　　让革命种子代代相传

　　春末夏初，记者来到位于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的谭国标故居，在众多新建房子的包围下，已历经百年岁月却几乎不改原貌的祖屋，如同谭国标的革命精神，跨过历史变迁仍保持着最初的纯粹。目光越过深巷，村尾的百年建筑也仍屹立，“朝阳草庐”四字迎着阳光，意境十足。谭国标的侄子谭海畴告诉记者，其祖父向来重视教育，当年特意在村尾僻静的地方修建了这三层高的书舍，让孩子们有能静心读书的地方。

　　谭国标故居由祖屋及书舍两座建筑组成。祖屋是青砖墙、瓦顶建筑，有两房两廊一厅。入门往里走，最里面右边的那间便是谭国标居住过的房间。2020年，谭国标故居被列为开平市文物保护单位。

　　为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开平市水口镇计划将谭国标故居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该计划得到了谭国标后人的大力支持。目前，故居的修缮保护工程已启动。

　　据了解，为打造这一红色教育基地，水口镇曾派员到清远市参观学习赖寅倣故居，借鉴经验，又多方收集谭国标相关的历史资料，拟通过对故居建筑进行修缮保护，并结合当时革命大背景及谭国标的革命事迹进行布展，融合乡土文化元素，完善红色旅游研学功能，将谭国标故居打造成具代表性的侨乡红色教育基地。

　　与故居遥相呼应的，是不远处的谭国标纪念碑。原墓碑由水口镇人民政府于1956年修建，1988年迁建，2019年又重新修缮。如今，这一纪念碑已成为后辈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重要地点。

　　★声音

　　谭国标后人：他留下的精神不可磨灭

　　谭克昂在《怀念父亲谭国标》中写道：“父亲的一生是短促的，而他留下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这种精神会使我们在人生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悟出生命的真谛。”他在文中表示，自己学习中共党史后，会自然地把父亲一生处世为人的态度，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联系起来。而谭克昂一生也追随父亲的足迹，严谨治学，以天下为己任，穷一生之力以报国。

　　2014年，谭国标的孙子谭峰将一本带有祖父笔迹的书捐赠给广雅中学，这本书是谭国标在日本留学时阅读的书籍，如今保存如此完好的遗物已为数不多。谭峰希望通过传承这些珍贵物品，让父辈的红色精神更广远地传扬开去。

　　台山市革命先辈李云扬后人李胜利：

　　他是为信仰而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李胜利认为，广州“文总”六烈士的共同点是把信仰置于最高位，在白色恐怖下亦不怕牺牲，敢于带头成为革命文化人。而谭国标是一位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的革命者，他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谭国标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受酷刑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最后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走上刑场。在李胜利看来，谭国标是当时广东为数不多的文化战线上的、为信仰而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广州‘文总’的影响不是短促的，而是深远的。”李胜利表示，六烈士所写的文章、为革命牺牲的壮烈举动，影响了包括他父母在内的一代代的革命者。在党组织被破坏的空白时期，正是这些义无反顾的革命文化人，启发、唤醒了如此多的革命力量，无论是宣传抗日救国还是马列主义，这些革命文化人都是最好的播种机和点火炬。

　　文/江门日报记者 潘贤珍 胡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