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首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手记 ｜ 女儿：我深深理解父母的情怀

　　人物介绍：杨洪林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中国前驻巴林、伊拉克、沙特大使。1974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当年到埃及开罗大学留学两年。在38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在中东地区工作，先后在驻苏丹、科威特、埃及、伊拉克（2次）、巴林、沙特大使馆和外交部亚非司、政策规划司工作。

　　2004年出任伊拉克战后中国首任驻伊大使，成为首位有中国武警护卫的驻外大使。2005年，冒险营救8名被劫持的中国公民，外交部授予驻伊拉克使馆集体一等功。2007年11月至2011年10月出使沙特期间，沙特向四川地震灾区提供一亿美元援助，其中现汇5000万美元。2010年沙特积极参加上海世博会，出资1.5亿美元建展馆，并将展馆捐给中方，外交部授予驻沙特使馆集体一等功。2011年离任时荣获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授予的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一级勋章。

　　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外交史学会成员，外交部老干部笔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曾出版《亲历与见证》《从伊拉克战火中走来》《沙特情怀》，经常接受国内电视台、电台、报刋、杂志采访。

　　音频

　　正文

　　Foreword

　　采访对象：

　　杨晓静——杨洪林大使的女儿

　　记者：

　　《新民晚报》杨丽琼

　　发表日期：

　　2005年10月5日

　　“奶奶‘走’了，她慈祥的面容永远消失在中秋节前！弥留之际，她断断续续重复着：‘我等不到他们回来了！我见不到他们了！’”

　　几天前，当记者见到杨晓静时，北京城里到处飘荡着中秋后、国庆前的节庆气氛，她却刚到八宝山“送”别了83岁的奶奶。

　　奶奶最后念念不忘的“他们”——一个是她引以为自豪的长子、伊战后中国首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另一个是大儿媳陈珍美。

　　国庆期间，杨大使的女儿杨晓静讲述了他们家的故事，讲起了罩在耀眼的“外交官”“大使”光环后面的辛酸甘苦。

　　父母偶尔回国，

　　我叫声“叔叔、阿姨”就往后躲

　　1979年，我妈妈怀孕七个半月才挺着大肚子回国。在北京生下我不到两个月，就把我留给奶奶，又返回了当时她和爸爸工作的中国驻苏丹使馆。

　　父母一走几年。那时不能打国际长途，和家中联系就靠外交部信使几个月来回捎一次信。奶奶带我到两岁半，就送我到幼儿园全托。那时父母偶尔回国，我叫声“叔叔、阿姨”就往后躲。到我大学毕业，除了初中三年走读外，一直在幼儿园或学校“寄宿”。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父母回国工作了，可我对他们仍很陌生。父母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要我学着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好在他们出国时我能照顾好自己。那时每到周末，周围同学乐颠颠地等着家里人来接，我却宁愿留在寄宿学校里，觉得跟两个“陌生人”呆在一起很不自在。

　　后来爸爸又外派埃及。初中三年，我对妈妈的距离感不知不觉消除了，但爸爸对我来说仍很陌生。我快考高中时，他从埃及回来，我放学回家在门外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陌生人”，踟蹰了好久才进门。

　　全家三口人

　　中秋节只团圆过一次

　　印象中，没有几个春节、中秋、国庆是全家三口人团聚在一起的。小时候，看见别的同学由爸爸妈妈带着逛庙会、买玩具，我都很羡慕。

　　爸爸在国内的时间总是很短暂。

　　我上高三时，他恰好在国内，因为忙于复习高考，我周末总在学校。有一段时间，我往家打电话都是爸爸接的，每次他都告诉我妈妈挺好的。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住院做了个大手术，为了让术后的妈妈增加营养，他自己下厨房，然后每天骑车往返三趟到医院送饭。到妈妈快出院时他才带着我去医院看她，这时他自己也快累倒了。

　　我考上大学后，妈妈派驻英国，爸爸则回来了一年。那年暑假，我在学校备考，每到周末，爸爸都要骑车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往返三十多公里跑到北大来看我，给我送吃的。不知不觉间，“陌生”的爸爸变成了可亲可敬的好爸爸了。

　　2003年10月，爸爸从驻巴林大使的岗位上卸任，和妈妈一起回国，到一年后去伊拉克赴任，这段时间，我们家三口人终于天天在一起了。

　　这是我记事以来感觉特别温馨的一年，每天下班，家里有热饭热菜等着我；病了，有人给我烧水、拿药；我对刚刚开始的工作有畏难情绪，他们给我打气，教我怎样尽快熟悉和掌握工作。去年，全家人第一次在中秋节团圆。也是在去年，妈妈给我买了生日蛋糕，还做了好多菜。这样“隆重”的生日对我来说屈指可数。一年过去了，那个蛋糕上为我定做的奶油小羊图案好像还在我的眼前。

　　“中国驻伊使馆

　　提前复馆到咱们家里了！”

　　2003年回国不久，爸爸就接到了去伊拉克工作的通知，一旦大使馆复馆条件成熟，马上得动身赴任。

　　和任何一次外派一样，爸爸对派往伊拉克工作没有二话，更不讲任何条件，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的语调和表情与往常一样平静，而且还带着几分自豪，认为领导把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信任。

　　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像是一个惊天的响雷，“战乱、枪击、抢劫、汽车炸弹、停电缺水……”种种可怕的场景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到伊拉克去，即使安全没有问题，也可能会有贫铀弹污染，有其他说不清的辐射，连那里的空气和水都不安全，今后爸爸的血液会不会出问题？皮肤或身体其他部位会不会癌变？种种担忧让我脱口而出：“能不去就不去吧！”

　　这句话立即招来了他的严肃批评。爸爸妈妈对我说：

　　“

　　你不该这样想，这是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是工作。你的爸爸不去，别人的爸爸也得去。

　　”

　　其实道理我都清楚。爸爸是这个岗位的最佳人选之一，爸爸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又被选派到埃及留学，精通阿拉伯语。在他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东各国度过的。

　　他曾担任我国驻伊拉克使馆的政务参赞、首席馆员，熟悉那里的情况，在官方和民间都交了很多朋友。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第一次海湾危机。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危机小组，帮助中国在科威特近5000名劳务人员撤离，杨洪林任危机小组的负责人。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他作为海湾危机小组负责人亲身参与处理了与伊拉克问题相关的各项重大事宜。

　　在中国驻巴林大使的任上，他又近距离目睹了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垮台、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的全过程。

　　担任伊拉克战后的中国首任驻伊大使，是“临危受命”，是国家的需要，应该挺身而出、义无返顾。

　　妈妈也毫不犹豫，立即决定一同前往。本来，大使夫人可以不去，何况妈妈也是一个“老外交”，曾担任我国驻英国使馆政务参赞，她可以选择去环境好的国家。妈妈对我解释说：

　　“

　　现在伊拉克是个特殊的地方，驻伊使馆要常常与美英联军打交道，与联合国驻伊机构打交道，需要英语很好的人；此外，使馆工作人员很少，爸爸的工作会很繁重，需要帮手，他身体又不好，生活上也需要有人照顾。

　　”

　　爸爸将再次外派当大使的消息，对于爷爷奶奶、叔叔和在外地工作的姑姑也都不是什么“喜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只是嘱咐他们：“到了那里要注意安全，尽量保重身体啊！”

　　从此，伊拉克使馆的工作成了家里的中心话题。爸爸妈妈几乎天天关注和分析伊拉克局势，准备资料，讨论复馆后如何开展工作。他们不时互相提醒：这个问题还得找部领导请示一下，那件事还得去找找部委，什么材料还得到资料室查查……我跟他们开玩笑：“中国驻伊使馆提前复馆到咱们家里了！”

　　奶奶在病床上指着电视问：

　　“人质救出来了没有？”

　　2004年10月11日，是爸爸妈妈动身去伊拉克的日子。我早已习惯和他们分别，但这次心里特别难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平安归来。他们的行李很简单，妈妈说那里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正常状态，很多生活用品用不上，正式衣服只带了两三套。箱子里几乎装的都是为全馆同志准备的药品和维生素片。

　　爸爸妈妈走了没多久，奶奶就病了。她说，其实几个月前她就发现自己的肚子鼓起来了，一直忍着没敢说。我和叔叔商定不让爸爸妈妈知道奶奶的病，家里的电视也经常不开了，以免伊拉克那些血腥的场面让奶奶受到刺激。

　　两个多月后，发生了伊拉克武装组织挟持八名中国公民的事件。在这个消息传来的同一天，奶奶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严重腹水并且全身扩散。我和叔叔带着奶奶辗转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药，并尽力将“人质”事件瞒着奶奶。

　　杨洪林大使就营救我八名被挟持劳务人员接受电视台采访。

　　没想到一天晚上，她突然在医院的病床上指着电视说：“那不是我儿子吗？”奶奶从不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却在看电视时老打听：“人质救出来了没有？”

　　被解救的八名同胞安全回国下飞机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解救八名同胞，爸爸妈妈几天几夜几乎没合眼，他们和使馆其他人员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废寝忘食，展开了紧张的工作。爸爸不停地与伊拉克各界人士沟通，办公桌上最多时放了六部手机。被绑架的我国公民终于毫发未损，平安回到祖国，我们全家人松了一口气。

　　奶奶的癌转移很快，疼痛日甚一日。一个多星期后，我才向妈妈，再由妈妈向爸爸通报了奶的病情。面对老母亲的重病，爸爸所能做的只是给奶奶打电话问候。爸爸曾郑重地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和你妈妈非常感谢你！你为奶奶治病做了很多事，辛苦了！”他温和的话语中透着深深的内疚。

　　9月初，奶奶已是生命垂危，病房里邻床老太太的几个儿子常来探视，他们进门就叫“妈”，奶奶昏迷中总觉得这是我爸爸在叫她，一次次费力地转过头去，每当她看清不是爸爸时，泪水总是顺着眼角往下流。偶尔，对爸爸强烈的思念也曾让她抱怨：“出了国见不着，回来了也没见着几回！”

　　奶奶不知道，今年6月爸爸妈妈回来后，有大量的公务要处理，有会要开；不久他们自己也病倒在床上起不来，还怕把病传染给奶奶，把病毒带进病房，只能在门口远远看一眼后离开。

　　父母双亲

　　头发大片大片变白

　　伊拉克的通信早就瘫痪了，使馆用的是美国的无线通信，手机信号先漫游到美国本土再传到中国来，话音总是断断续续的。爸爸妈妈很少打电话回家，偶尔有电话来，也很少讲他们自己，只是关心奶奶的身体和我的生活、工作情况。

　　2005年6月的中旬，爸爸妈妈终于有机会回了一趟国。一年不到，他们双双头发大片大片地变白，脸色灰暗，面黄肌瘦，显得非常疲惫。在奶奶的病床前，爸爸拉着奶奶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这次回国，他们自己也一次次去医院看病。爸爸得了严重的肠胃炎，新陈代谢紊乱，膝关节疼痛，腰椎骨原来的骨裂也更严重了，大夫要他每天打针吃药。妈妈原来一直身体不错，现在却天天浑身莫名地疼痛，视力严重退化，皮肤炎症反复感染。在忙于公务和看病的过程中，他们仍冒着炎热四处奔走，总想找到更好的医生和药品挽留奶奶日益衰竭的生命。

　　7月下旬，当爸爸妈妈提前订好返程机票时，两人却同时发起了高烧，连着输了5天液，两人的烧还是退不了。大夫查不出病因，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好的环境下好好休息，放松心情。可使馆的工作怎么能让他们放松心情呢？他们决定带烧按时启程，但被大夫及周围同志劝阻了，机票只好退掉。一个星期后，烧才退了，他们拖着虚弱的身体，登上了飞往约旦的飞机。

　　百米高沙尘暴席卷约旦首都安曼

　　到安曼后，因沙尘暴，安曼到巴格达的航班取消，在约旦等飞机的十来天时间里，他们还忙着处理伊拉克使馆的有关事情。

　　使馆里所有的人

　　都有过不明原因的发烧

　　驻伊拉克使馆的武警回北京来看我，我才知道那里气温常在40摄氏度以上，最高时达58摄氏度，出门还得穿戴防弹背心和头盔，重达十多公斤；出去工作碰到枪击和爆炸是家常便饭；头几个月在饭店吃饭，天天羊肉、胡萝卜，蘸着阿拉伯酱吃，吃了就拉肚子，后来国内派了厨师去，伙食才有所改善，但青菜仍然是见不到的；使馆里所有的人都有过不明原因的发烧，身上常常起疱，反复感染，奇痒无比，常常腹痛腹泻；大家病了只能靠国内带去的药，打电话向国内医生问诊。

　　炮弹击落曼苏尔饭店的金属护栏从10楼落地

　　使馆所在的饭店是外国记者和保安相对集中的地方，因此也是反美武装袭击的目标之一，炮弹不时在饭店院里炸响，一次还打到了饭店10层楼的凉台上。还有一次，爸爸到库尔德地区拜会伊拉克总统，途中碰到了汽车炸弹，在伊方警卫人员的帮助下，车队改道绕行，才脱离了危险区。

　　外交官、武警与厨师组成的特殊集体

　　除去武警、司机和厨师，驻伊使馆的外交人员只有五位。武警们说，由于工作量大，爸爸妈妈常常忙到半夜才睡觉。他们对吃的没什么要求，和大家一起有什么吃什么，却特别注意关心所有同志的身体和生活。说到自己的老母亲，爸爸曾苦笑着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原标题：《战后中国首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手记 | 女儿：我深深理解父母的情怀》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