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何蓓茵为何难交功课？李家超要她深入探讨，梁振英理念高瞻远瞩

　　文｜区汉宗

　　公务员事务局原本预计今年首季有《公务员守则》草拟版，并征询职方意见，不过至今仍未见《守则》修订版本出炉。李家超7月2日接受电视台访问，回应当局未有依时更新《公务员守则》时就透露，“其实已交给我，所以某种程度上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是达了指标，不过我要求她做多些，深入一些探讨，细节我不说，但我们希望不要改来改去。目标一定要设得高，某些环节在写的方法或者以前的纪录，我想再多看些”。

　　

　　立法会2022年10月25日召开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会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就新一份《施政报告》作简报，介绍更新《公务员守则》及赏罚制度等新措施的详情。有议员关注现行《守则》内提及公务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部分，指公务员入职前必须宣誓效忠特区及遵守《基本法》，质疑保留“政治中立”四字的必要性。杨何蓓茵表示，当局不再使用“政治中立”，会解释公务员办事必须不偏不倚，不能受其政治取向影响，更不能以“政治中立”为借口，拒绝执行政府安排的工作，对社会事件的分析也要客观和基于事实。

　　

　　杨何蓓茵解释：“我们不会再说‘政治中立’，也不会再用这个名词。我们会（在守则中）解释公务员必须要做事要不偏不倚，不受自己个人的政治取向限制，无论他个人信念如何，甚至加入什么政党，在工作上必须不偏不倚，不能被其政治信念影响到工作。”她又指：“‘政治中立’也不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去不执行政府整体决定了的工作。”

　　删除“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守则》其实已交给特首李家超，是达到了指标，不过特首要求杨何蓓茵做多些，深入一些探讨。这意味深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反对《公务员守则》删除“政治中立”，他指“政治中立”是指公务员不论政治立场或政治关系，都必须执行上级交代的工作，不得抗命或阳奉阴违。而公务员必须效忠国家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与“政治中立”并行不悖。

　　梁振英指在公务员问题上，过去几年，确有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政治关系拒绝执行上级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将“政治中立”改为另外一个同样可以引起所谓“演绎”问题的字眼，而是要向全体公务员做好解释工作，他重申删走“政治中立”字眼，又没有完全避免“演绎”问题的说法，只会引起混乱，“在香港和外国反对国家和香港的人最喜欢混乱”。

　　梁振英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公务员必须政治中立”是自从三十多年前起草《基本法》至今的表述，“意思清楚，不要改”，如果有人竟然对其有不同演绎，是明知故犯，一如有人将“高度自治”“演绎”成“完全自治”、将“提名委员会提名”“演绎”成“公民提名”一样，乃“装睡的人叫不醒”。

　　

　　梁振英又称，将“政治中立”的要求试图用至今未找到的其他字眼表述，不如加强宣传讲解，放弃这表述，“在今天的形势下，徒为反对我们的人添弹药。”他进一步解释，公务员“政治中立”的意思是公务员不能以自己的政治信念或政治关系为由，拒绝执行上级交代的工作，或者阳奉阴违地“hea做”。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对于是否弃用“政治中立”的态度，则是“最好不用”，如果要用就必须有全港市民都会认可的清晰解释。他表示，“政治中立”是西方政治情景下的措辞，并不完全适用于香港的环境，因为社会上出现不同解读，因此赞成弃用，又暗示反对者是“西方包袱太重”。他建议以两条表述替代，一是“公务员需要效忠政府，执行政策时不得带有自己的政治取向态”，二是“公务员无须背负政治责任，由问责团队负责”。

　　反修例风波期间，反对派以公务员即使要维持“政治中立”、但同样享有基本公民权利为由，先后发动公务员“反修例”示威集会和“反国安”罢工公投；然而，包括回归前后的香港在内，世界各地的公务员正基于“政治中立”原则而被限制了一定程度的言论、选举和结社自由，因为他们掌握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更须遵守严格的行为规范和纪律要求，以体现且让市民看见其“不偏不倚”

　　

　　“政治中立”的概念普遍应用于西方国家。但一般在制度上有两个前提：第一，政府官员分为“公务员”和“政治委任官员”两个部分。前者是常任并一般以终身制聘任；后者有任期限制，并领导前者。第二，西方政治制度上实行多党制选举，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应该尽心尽力为在任政府服务（serving government of the day）。

　　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无论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香港都是中央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都必须符合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包括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是香港公务员实行“政治中立”的特殊政治环境。

　　正如首任公务员学院院长郭荫庶所说，政治中立亦不等同“政治无知”，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牵涉政治，公务员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度。要在香港公务员队伍中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应先从当中最重要的政务职系入手。这个职系手握最大的权力，是中央任命的主要官员和广大公务员的桥梁；同时也是最受港英统治文化影响的一群人，承载并塑造著回归以后的公务员文化，包括“通才领导专才”“大市场小政府”“程序重于效率”等等。这些文化是否符合香港的现实需要，是否满足新时代“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值得反思。

　　

　　香港“政治中立”对于公务员有两大方面的规范：一是公务员不管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都应该对所有党派一视同仁，不能偏私；这是对他们执行公务的要求。二是由于公务员掌握公权力和分配公共资源，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会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限制，尤其是高级公务员。这样才能确保行政不偏不倚，以获得人民的信任。

　　梁振英的理念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更加高瞻远瞩，他指“公务员必须政治中立”是自从30多年前起草《基本法》至今的表述，意思很清楚，不要改，如放弃这个表述，在今天的形势下“徒为反对我们的人添弹药”。梁振英指出，“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一样，都必须爱国，效忠国家，这是“普世价值”，没有“不同演绎”成可以“中立”不爱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