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泽东拉着表兄王季范的手说：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1950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里拉着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对身边的家人和工作人员说道：“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又是谁呢？

　　原来，这位老人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他1884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书香门第，他的母亲和毛泽东的母亲是同胞姐妹，王季范自幼勤勉好学，博览群书，190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毛泽东的家境与王季范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毛泽东从小就爱读书，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看书，但作为农家子弟，毛泽东还是要帮助家里干不少农活，常干的家务活包括砍柴、挑水、放牛等，但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把随身携带的书本拿出来，抽空读上一阵子。

　　然而，毛泽东的父亲却认为，一个农家子弟，读书只需要做到粗通文墨即可，日常能记记账帮自己做生意也就够了，因此，毛泽东刚满13岁，他的父亲就强行停止了他在私塾里的学业，让他留在家里务农，并在农闲时帮自己做些粮食和生猪买卖。

　　

　　热爱读书的毛泽东对停学一事很不愿意，但面对一向专制而又暴躁的父亲，他也无计可施，后来，王季范得知了表弟的困境后，为表弟热爱学习的精神所感动，就放下手里的事情，专程赶到韶山冲给表弟说情。

　　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的父亲很固执，不同意让毛泽东继续上学，王季范旁征博引，举例说一个人上学念书的种种长远的益处，或许是王季范反复强调“不读书就没有用”这句话打动了毛泽东的父亲，或许是由于他父亲对学识渊博的王季范的器重，最终，毛泽东继续学业的请求被答应了下来。

　　但是，这回毛泽东没有再去私塾念书，而是去了王季范极力推荐的新式学堂，很快，毛泽东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山高等小学堂，正是因为王季范的鼓励与支持，毛泽东才得以走出了相对闭塞的韶山冲。1911年春天，毛泽东告别东山高等小学堂，考入了湘乡县驻省中学。

　　1913年2月的一天，王季范得知姨表弟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还听说该校校长看了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后称赞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因此在张贴录取名单时，将毛泽东的名字列于榜首，王季范得知后非常高兴，当即让人向毛泽东转达了自己的祝贺之意。

　　

　　1913年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根据湖南省教育厅的指示，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都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6-10这五个班级。

　　毛泽东被编到了一年级八班，从此，在一师任教的王季范和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一天，毛泽东来到王季范的房间里，没有寒暄多久，他就向王季范求助道：“九哥，我没钱了，又要请你帮帮忙呢。”

　　王季范知道，毛泽东家境并不富裕，他平日里花钱虽然节俭，但有些花销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每月交纳学杂费之外，还要买一些纸张文具和书籍，而且他还参加领导了进步学生组织，也得捐助一些活动经费，时不时还要救济一下班上比他还穷的同学。

　　

　　因此，王季范什么都没问，起身拿了些钱给毛泽东，还嘱咐道：“润之，以后要用钱就找我，我从薪水里匀一些给你。”

　　毛泽东除了在经济上得益于九哥的帮助之外，在学业上也受益良多，王季范熟读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毛泽东免不了要经常上门求教，他做的文言文作文和诗词挽联之类的，总要第一时间拿给王季范批阅。

　　1915年，他的同班同学易咏畦病逝，毛泽东悲痛之余做了一副挽联，送给九哥过目，王季范看完后，称赞他写的“义切情殷”，但对于其中的几处文字也指出了不妥，毛泽东按照九哥的意见进行修改，写成：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王季范和杨昌济主持召开了易咏畦的追悼会，后来又把毛泽东写的这副挽联收入《易君咏畦追悼录》，作为纪念。

　　在一师学习期间，王季范还辅导毛泽东阅读了《楚辞》、《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等古典书籍，为他不断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5年，一师校长张干在省教育厅开会时，提议从下学期开始，每个学生每月要再交纳十块钱的学杂费，这个提议获得了通过。

　　消息传到一师后，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表示强烈反对，在部分人的提议下，大家举行了罢课，在校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看了大家起草的“驱张宣言”，立即找到了同班同学周世钊，说道：“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不是反对他做家长，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办得如何不好，我们重新写一个宣言如何？”

　　这个提议得到了周世钊的同意，于是，毛泽东在君子亭蘸墨挥毫，很快就写出了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批评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

　　宣言写成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宣言”，次日清晨就带回了学校散发，大部分学生都被这份“宣言”所感染，纷纷指责张干的可耻行径。

　　就在张干大为光火之时，有一个学监给张干告密，说这份宣言是毛泽东写的，气急败坏的张干立即决定，要将毛泽东和其他十六名带头“闹事”的学生开除。

　　

　　王季范得知后，大汗淋漓地跑回家中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润之闯祸了，校长要挂牌将17个闹事的学生开除，润之的名族列在第一个。”

　　对于毛泽东等学生受处分的事情，王季范愤愤不平地说：“张干做得太绝了，这批学子志向高远，抱负不凡，我得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撑撑腰。”

　　说着他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就匆匆离开家去找杨昌济先生商量对策，王季范说：“《驱张宣言》中列举的事实不无道理，怎么能做出开除学生的决定呢？”

　　杨昌济也说道：“毛泽东这样的优等学生也被开除，学生打算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边说一边拿起笔写了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表示自己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他一向期望很大、并视为“柱天大木”的毛泽东开除，两人商议后决定联络全校教员，与张干说理。

　　

　　于是，王季范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等先生，倡议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在会上，王季范等人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为学生们鸣不平，张干被弄得焦头烂额，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只能收回成命，撤销对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

　　1918年4月，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反动军警追捕，这时候也是王季范多次掩护救援，才让毛泽东等人度过难关。

　　1927年2月，毛泽东和王季范在长沙轮船码头依依不舍地告别，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于6月和8月两次回到长沙，因忙于组织和准备武装起义，并没能同王季范见面。

　　后来，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作为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自然也遭到了反动派的嫉恨，一些国民党官员叫嚣着不能再让一师的那个王季范教书了，不然学生都要变成共产党。

　　

　　在这种情势下，王季范不得不忍痛告别了自己耕耘了十几年的湖南第一师范。

　　王季范虽然离开了一师，但他依然坚持“教育救国”的理念，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材的初衷并未改变，在当时的湖南省教育界，王季范有着非同一般的声望，很多教育界的人都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和开拓精神，因此在他离开一师后不久，就应邀出任了长沙育群联立中学的校长。

　　自这以后，王季范虽然和毛泽东天各一方，但还是想方设法捎信问候，互相鼓励，王季范非常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经常通过各种报纸了解毛泽东的诸多情况。

　　王季范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的家就在长沙北门外，平时，一些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经常到他家里聚会，讨论时局，研究马列。后来，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更是将他的家作为秘密联络点和开会的场所。

　　

　　每次，王季范都会想方设法做好掩护工作，由于王季范在湖南省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名望，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出入他家的人员一直不敢怀疑，因此，来王季范家中的进步人士和革命者都说：“王先生的家是我们的保险箱。”

　　在这群向往光明和从事革命工作的热血青年中，王季范的儿子王德恒是比较活跃的一个，他性格开朗，与少言寡语的父亲形成鲜明的对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和一批进步青年相约去陕北延安参加抗日，这天，他来到父亲房间，问道：“爸爸，现在全国许多的有志青年都投奔延安，要是我能去那里多好哇！”

　　对于儿子的想法，引起了王季范的关注，他问道：“德恒，你为什么想去延安？”

　　“延安有民主，有自由，有光明，延安军民坚持抗日。”

　　“你真的想去延安？”

　　

　　“真想，爸爸，我的行李都准备好了呢。”

　　王季范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想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但眼下全国人民都在抗日，自己也不能例外，于是，他对儿子说：“德恒，你去延安一事，我允了，延安好，那边革命空气好。”

　　王德恒乐了，几天之后，他告别了父母，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

　　1940年春，王德恒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派回到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然而在1941年春，他在返回长沙途中，被特务残忍杀害了。

　　噩耗传来，王季范悲痛不已，他忍痛掩埋好儿子的尸首，之后，安慰妻子和儿媳：“节哀，德恒是为了寻找光明而死的，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季范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畅叙了两人二十多年的阔别之情后，诚恳邀请王季范到北京共谋国事。

　　1950年9月21日，王季范夫妇在儿媳和孙子孙女的陪同下，应毛泽东邀请乘车北上，毛泽东派秘书将王季范一家人接到了北京饭店住下。

　　第二天，毛泽东把王季范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叙谈，时隔二十多年再次见面后，两人感慨不已，握住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毛泽东转过头，对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大家听了这句话都非常惊讶，想不通这位老人到底有何传奇之处。却听到毛主席说：“当年我在湖南一师读书，闯了祸。校长要开除我，多亏九哥帮忙，才了结了这桩公案。”

　　

　　王季范说：“润之，那时候，你的胆子也不小啊！”说着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毛泽东把王季范引进菊香书屋，落座后说道：“九哥，咱们两人分别有23个年头了吧？”

　　王季范掐指一算：“是啊，马日事变之前分手的，算来有23年多了。”

　　“这些年，你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可大咯。”

　　“润之，我有什么贡献？不就是摆摆粉笔么？”

　　“摆粉笔就不错啊，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再说了，你一直同情和支持革命事业，还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延安，后来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想起一件事：“九哥，你提的三点建议极好，润之一定谨记在心。”

　　这三点建议指的是1949年长沙解放后，王季范给毛泽东发的贺电上提出的“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个治国重点。

　　说话时，王季范发现毛泽东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关切地问道：“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觉？也在工作哇？”

　　“晚上工作已经养成了习惯，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抗日战争打得正紧，各个战场上的电报都在晚上到达延安中部，这些电报有要求指示的，有要求供给物资的，必须立即研究回答，作出处理。解决这些问题以后，通常都是天大亮了，久而久之，我和恩来等同志，都索性通宵工作，天亮以后才收拾睡觉。”

　　王季范关心道：“如今进城了，情况也不同了，你该改改这个习惯，不要影响了身体。”

　　

　　毛泽东摇了摇头，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个习惯恐怕很难改了。”

　　吃饭时，大家坐定后，毛泽东先站起来，端着酒杯，给王季范斟满一杯低度葡萄酒，王季范推辞道：“润之，你是国家主席，让你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却说：“九哥，你是我的老师，学生尊敬老师，应该应该。”

　　盛情难却，王季范只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毛泽东夹了一块红烧肉给王季范，说道：“你尝尝，看煮烂了没有，那里有辣椒，我们湖南人，辣椒是个命，北京也有辣椒，就是不太辣。”

　　吃完饭，毛泽东又邀请王季范游览了中南海，两人相谈甚欢，时隔多年再次见面，彼此之间的情谊反而更加深厚了。

　　

　　王季范迁居北京后，与毛泽东往来非常密切，过了一段日子，王季范觉得润之礼遇太过，就想要做点事，不让自己虚度光阴。

　　这天，他应邀到毛泽东的住处晤谈时，直言道：“我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替国家做点事，润之，你要放点事给我，这样我心里才能踏实啊。”

　　毛泽东笑道：“九哥莫急，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哪里会没有事情做，我已经替你盘算了一件事，政务院参事，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官是不是小了一点？”

　　王季范连连摆手道：“润之，你随便放点事就行了，政务院参事，我哪里干得了啊？”

　　“你过去干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功勋卓著，完全干得了嘛！”

　　王季范还想推辞，毛泽东摇摇手说：“九哥，你给我提出的三个治国重点，不是有‘用贤才’这一条么，我们就是要请出你这个贤才来啊！”

　　王季范点点头，又说了一件隐藏许久的心事：“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真是很伟大，我很早就有个愿望，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润之，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九哥，过去，你一直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如今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为党和人民工作，实在可敬可佩，至于想参加共产党，因为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在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可缓一缓，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做民族党派的工作是很光荣的。”

　　一席话让王季范心里亮堂堂的，他高兴地说道：“润之，我照你说的去做。”

　　不久，王季范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了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孜孜以求，奋斗不息。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写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提案，多次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新中国数条铁路干线的规划与设计，就凝聚了精通地理知识的王季范大量的心血。

　　1972年7月11日下午，王季范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毛泽东闻讯后非常悲痛，他敬献了一个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一整天，毛主席都神情黯然，在毛主席的成长道路上，王季范给了他很多次帮助和指导，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发出那句感叹：“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