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江评论：瞻仰名校，不应以钞票刷“门禁”

　　荆州新闻网评论（特约评论员 张仲旺）“北京大学关闭46名校友的预约系统权限”一事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单。细看相关资讯可知，北京大学保卫部、校友工作办公室在工作中发现，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由部分校友通过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驱郭秉文清晰阐明：“教育贵于熏习，风气赖于浸染。”教育的艺术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作为文旅融合新业态，“高校研学”的应运而生被社会寄予了厚望，其被视为市场、家长、学生三方共赢的“理想产品”。“高校研学”本质上就是把课堂搬到实践，用亲身体验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看书听讲。通过鼓励学生迈出教室、走访体验和社会实践，为学生提供现实与知识相结合的教育体验。此项举措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知识广度、专业深度和实践能力，还能够帮助学生提前了解和适应大学的丰富生活。而家长与学生共同研学、规划人生，更能极大提升亲子关系的质量。一言以蔽之，“高校研学”是一部立体多彩、富有魅力、沉浸体验、润物无声的教科书。

　　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高校研学”人数突破600万人次，已创历史新高。“高校研学”市场潜力巨大，预计未来的总体规模将远超千亿元。市场上诸如“清北学霸零距离”“我在故宫上大学”“跟着院士去旅行”等五花八门的研学线路，让广大家长学生眼花缭乱、趋之若鹜。然而，“高校研学”的持续火爆也引发了众多乱象，让少数别有用心的“黄牛”瞄准了这棵“摇钱树”。他们利用自身的旁门左道挤占、把控预约参观通道，把免费参观的大学校园，变成了价格不菲的“名校参访”。因此，当北京大学发布《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之后，便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而网友们的的看法与评论，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网友认为公立大学本来就属于公共资源，并非一家一户、某些校友的“专属领地”；也有观点建议，新冠疫情之前，国内绝大部分高校都是对外全部开放、根本无需预约，疫情结束之后为什么不能取消所有的限制措施；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在比较理性地分析之后，觉得高校曾经也是面向社会开放的，奈何校外人员实在太多，严重影响了师生学习生活和校园正常秩序，才逐步开始限制入校的。

　　倘若拨开迷雾、究其本质，其实大众聚焦关注的无外乎一点：即是大学校园到底能不能面向全社会开放？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贻琦曾有一句至理名言：“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大学，贵在厚德载物、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也。诚如高赞热评所言，高校的建设与维护极其依赖于公共财政。如果没有全体公民的依法纳税，再璀璨恢弘的规划蓝图也只能停留在设计图纸之上。马克思在论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时剖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虽然此处的“权利”“义务”仅限于公民，但其中所蕴含的法理精义的内在逻辑却是高度一致的：即大学受惠于财政资金的支持，必定要严格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其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萌生“封闭办学”等不当想法。眼下，疫情已经完全结束，继续以“规范管理”“安全考量”“秩序维护”“人流管控”等托辞设置层层门禁，大众却已经不再买账。社交平台上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人为垒砌了一道“拒大众于千里之外”的沟通障碍，用“有形的墙”阻挡了资源与知识的共享。

　　大学具备文明教化、传播知识的社会职能，是知识资产的服务者、奉献者和开拓者。近现代教育史上，有一段传为佳话的故事：蔡元培就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施行课堂公开、图书馆公开、食堂公开、浴室公开、体育场公开等“五公开”制度。这一开放校园的先进举措，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如今，莘莘学子对知名高校的心驰神往、孜孜以求，并非是出于对校园曲水流觞、亭台楼阁的热门打卡、网红签到，而在于对心目中“知识圣地”“精神殿堂”的执着追求、矢志不渝。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一众名校，之所以会出现“一票难求”“黄牛扎堆”的吊诡图景，其根本在于不合理的封闭手段阻碍了国人对最高学府的瞻仰和崇敬，阻碍了科学资源、公共设施、文化底蕴、历史沉淀与外界的交流共享。

　　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奠基人陶行知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大学校园不是脱离人民、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象牙塔”，岂能“空有学问三千”“不食人间烟火”？越过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大学既要“走”出去，社会更要“走”进来。大学校园不应“一票难求”，理应取消门槛、开门迎客，而非遗世独立、孤芳自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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