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利芝：百年中文 薪火相传——以新见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为中心 ｜【京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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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文 薪火相传

　　——以新见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为中心

　　文/彭利芝

　　中文学科是北师大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它伴随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生，兼容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三校中文学科之优势，厚积薄发。现藏在首经贸图书馆的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保存了民国时期中文学科毕业论文的典型特征，为梳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学术文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余嘉锡、孙楷第、顾随、孙人和等中文先贤名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悠久的办学历史是一所大学的精神财富，对校史相关文献的整理，有利于后继者总结、保持、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后又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1年，并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沿革而来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组建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主体（包括中文、历史、外语、数学、物理等学科）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因此，从校史来看，辅仁大学是北师大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学科发展史相关文献的发掘，是校史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师大中文学科历史悠久，它伴随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而生，兼容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三校中文学科之优势，厚积薄发，至今在全国中文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掘、整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办学史料，梳理其学术文脉，有利于后继者赓续传统、开拓创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首经贸图书馆）藏有辅仁大学文学院毕业论文手稿500余份，其中国文系论文203份。辅仁大学的毕业论文，除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00余份社经系论文外，其余皆已散佚。因此，此批毕业论文手稿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关于此批论文，除首经贸图书馆进行过基本的编目整理，以及笔者的初步整理与研究外[1]，未有学界同仁予以研究。

　　

　　首经贸图书馆藏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是民国时期辅仁大学中文学科办学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首先，它保存了民国时期中文学科毕业论文的典型特征。其排版、装帧、题签、印章、书写方式、体例等，呈现出鲜明的民国风貌，为我们了解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学生毕业论文提供了完好的原始材料。其次，它是研究民国时期辅仁大学中文学科办学情况的重要载体。这其中，“大文学”与“纯文学”之观念，国文系课程体系语言文字学组与文学组之划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争中厚古薄今之倾向，乾嘉考据学研究方法之偏重，北平沦陷时期论文潜藏的爱国情怀等，为我们梳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学术文脉，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最后，它为研究北师大中文学科先贤名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大师林立，群贤毕集。余嘉锡、孙楷第、顾随、沈兼士、孙人和、刘盼遂、朱师辙、陆宗达、梁启雄、赵万里、周祖谟等，都在此批论文中留下了指导或评阅的痕迹。后世对他们往往关注其学者身份，此批论文则可成为观照其师者身份的重要资料。基于此，本文即以此批论文为考察对象，探寻北师大中文学科发展史上的一段辉煌历程。

　　一、首经贸图书馆藏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论文概貌

　　辅仁大学创建于1925年，其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1927年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司铎学院等教学机构。文学院主要由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西语系、社经系组成。首经贸图书馆藏辅仁大学毕业论文，除20余份属司铎学院外，其余皆属文学院。此批500余份毕业论文，时间从第2届（1932年）至第19届（1949年）（其中第19届仅1份，为史学所研究生论文）。

　　1952年，辅仁大学文学院主体（国文、史学、西语）并入北师大。依照惯例，辅仁大学文学院毕业论文应该收藏于北师大，缘何为首经贸图书馆收藏？为何论文截止时间为1949年，而不是院系调整的1952年？关于此批论文的递藏情况，现有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已无人知晓。本人电话采访了图书馆已退休的原副馆长谭乃立老师。据谭老师回忆，此批文献大概于1980-1981左右，由北京财贸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由北京经济学院与北京财贸学院合并而成）图书馆购买自中国书店，系整包购买。整包资料中，除辅仁大学毕业论文以及沦陷时期的北平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外，还有民国时期的一些旧书刊。购入后，图书馆对这批民国论文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编目，将其收入图书馆特藏部。后来，谭老师申请了北京市高校图工委科研项目，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整理。谭老师还曾试图寻找论文作者，但收效甚微。从目前可知的论文递藏情况及写作年限来看，此批论文可能是1949年前后从辅仁大学图书馆流出，后被中国书店收购。

　　此批毕业论文中，有国文系论文203份（有的藏有2册），时间从第2届（1932年）至第18届（1948年），大致囊括了新中国成立前辅仁大学国文系办学的整个历史时期。自1927年至1951年，国文系共招生901人。[2]与此相关的年限（1927-1944），国文系共招生618人。其中，1931年至1936年，毕业人数不详，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22份。1937年至1948年，毕业人数325人，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181份。[3]整体来看，以此考察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的总貌，颇具说服力。

　　此批论文手稿保存完好，呈现出民国时期毕业论文的典型特征。从排版和装帧方式来看，论文采用竖向排版，线装成册。主流的稿纸是辅仁大学专用，印有“辅仁大学”字样的红色格子稿纸，每页10列，每列24、25字不等。少量论文使用印有“辅仁大学国文学系”格子或竖行稿纸，如莫东菊《楚辞天问篇集释》（国15.46）。还有特色稿纸，如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此系辅仁大学图书馆编号）使用稿纸上标“武陵余氏读已见书斋钞本”，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则使用署有“求自知寄庐”字样的稿纸。有些音韵、训诂、年谱类论文，往往采用特别格式的稿纸书写，如阎贵森《周易音义韵编》（国15.7），陈廷瑚《青溪居士程绵庄先生学行之研究》（国15.15）等。论文一般由一人独立完成，但也有2人、甚至有4人共同完成者。如《先秦名人传征举隅》（国14.26）系丁秀文、宁志训、刘静娴、傅续淑共同作品。

　　

　　莫东菊《楚辞天问篇集释》（国15.46）稿纸

　　

　　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稿纸

　　论文外观比较统一，封面大多标有论文题目、姓名、年级、毕业年份等，有的还有指导教师署名及其分数。封面格式上，最为统一的即左上竖标论文题目，题目大多由单独的纸片题写后贴于封面之上。有的题签系学生自己书写，例如葛砥石《广雅引得》（国14.9）题签下有“砥石自署”字样；有的题签系导师书写，如王福荫论文《萧氏父子之诗文研究》（国18.20）由顾随先生题签、薛桂生论文《金楼子校注》（国18.19）由周祖谟(燕孙)先生题签。有些论文封面或扉页有审阅老师或指导教师署名，例如，张应麟《建安文学研究》（国4.7）封面署有“吴承仕覆阅”“余嘉锡阅”字样。几乎每一份论文封面都钤有“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藏书”印章，有些论文正文第一页右下角钤有“北平辅仁大学图藏书”印章，这明显系论文提交图书馆时加盖。与此相对应的是封面右上角标有论文编号，如李国良《刘知远诸宫调牌谱研究》（国12.22），封面页标“国12.22”，即国文系第12届（1942届）第22份论文；郭预衡《战国策辨证》（国15.2）封面页标“国15.2”，即国文系第15届（1945届）第2份论文。有的论文编号仅署届数，如李鼎钟《汉乐府之研究》（国9）标号“国9”，也就是此份论文属于国文系第9届论文，但没有序列号。有些论文藏有2册，其中一册编号后有“甲”字样，可见当时毕业论文提交给图书馆的应该有2册。这批论文中，有的有作者签章，有的评语处有指导教师的私人印章，例如，乐芝田论文《说文省声辨证》（国13.25）、张恩芑《颜氏家训书证篇注补》（国15.1），都留有周祖谟先生的印章；李步云《诸葛忠武侯文集校注》（国15.3），有刘盼遂先生印章。

　　

　　李国良《刘知远诸宫调牌谱研究》（国12.22）封面

　　

　　薛桂生《金楼子校注》（国18.19）周祖谟题签

　　从书写方式来看，论文用墨笔誊写，多数论文用正楷，字迹工整，书写整洁流畅。在民国时期，用毛笔还是钢笔或圆珠笔，似乎也可以上升至中西文化论争。1938年，教育部更是通令全国中小学使用毛笔。[4]此批论文多数选择毛笔书写，这或许是辅仁大学国文系坚守“国学”立场的一种表现。

　　从体例来看，多数论文有序言、目录、凡例（例言）、正文和参考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序言与凡例。国文系论文大多有序言，序言内容涉及选题缘起、指导教师信息、撰写过程、完成时间等。在论文作者大多湮没无闻的情况下，序言成为研究此批论文的重要文献。该批论文中，凡是选题涉及校勘、考订、索引、辑录、笺证等文献整理类者，皆有“凡例”。如王文尧《四库书目提要考异》（国7）所列“凡例”凡十三条，内容涉及《四库全书提要》所选版本、指导教师、论文结构、考订原则等。这些“凡例”体现了论文作者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翻阅此批论文，有时候还有小惊喜。例如，端木留《元诗四大家之研究》（国13.19），论文中夹有一张非常英俊的男士照片，不知系作者提交论文时夹入，还是借阅此论文的学生夹入。有些论文中还夹带有小纸片，有的纸片内容涉及英文翻译作业、地理考试题等，很显然是借阅者夹入其中充当书签之用；有的纸片信息涉及辅仁大学教师，例如丁秉成《姜尧章遗事考》（国5.9）夹有小纸片“储先生借的论文一册”，此处的储先生显然系辅仁大学教师储皖峰教授。某些论文中还留存有辅仁大学图书馆借阅卡，卡片上记录此份论文的借阅信息等。总之，此批论文较好地保存了论文藏入辅仁大学图书馆的原貌，为我们了解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学生毕业论文提供了完好的第一手资料。

　　二、论文选题与早期中文学科办学特色

　　了解北师大早期中文学科的办学情况，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经验，促进整个中文学科的发展。辅仁大学国文系是北师大中文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建系早，建制大，曾名师云集，盛极一时，成为研究北师大中文学科早期办学特色的重要窗口。

　　毕业论文，是一所大学最为直接的办学成果，能够直观地体现其办学理念、教学特色、教育质量、治学精神等。首经贸图书馆藏毕业论文，无疑是辅仁大学中文学科的直接教学成果，从中亦能了解当时中文学科的办学状况。此批毕业论文，时间跨度较大，作者大多信息不详，质量亦良莠不齐，因此单篇的研究价值有限，但其选题倾向集中体现了辅仁大学中文学科的办学特色。

　　民国时期的“文学”概念，有“大文学”（或曰“杂文学”）与“纯文学”之分。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下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此处的“文学”科显然系“大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术界大致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当作真正的“文学”，即“纯文学”。但以“纯文学”观照中国文学，《左传》《史记》乃至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等都将处于尴尬地位。因此，民国时期中文学科的办学，并未完全秉持“纯文学”理念，“大文学”观念显然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辅仁大学国文系成立于1927年，文学院成立于1929年。这个时间点，距离《京师大学堂章程》公布已逾20年，但辅仁大学“文学院”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文学”科，仍有类似之处。从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来看，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社经系的选题，都有涉及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者，体现出文史哲融通的特点。国文系论文更是囊括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的内容，如戚廷珂《补南齐书食货志》（国4.2）、张建昌《汉兴至武帝儒术与百家之消长》（国12.40）、史恩涛《春秋朔闰节气表（附春秋长历）》（国15.18）、王笑天《毛诗正义引用左氏说辑录》（国16.39）、张焘《墨子研究略》（国18.8），等等。此类选题论文，在这203份论文中，大约占比30%，时间上几乎持续了国文系的整个办学阶段。管中窥豹，可知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学子心目中，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亦属“国文”应有之义。这种倾向，体现了辅仁大学国文系对民国时期“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的兼容并包，也呈现出我国中文学科早期办学的原始风貌。

　　就中文学科而言，语言文字与文学是其基本子类。辅仁大学中文学科在办学之初，即将国文系分为语言文字学组与文学组，学生分甲组（“语言文字组”）与乙组（“文学组”），全系课程亦相应划分两组。辅仁大学作为以国学见长的院校，强调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增长学生的民族自信力。为了实现其培养目标，辅仁大学国文系课程体系自成特色。自1927年建系至1952年院校合并，27年间，国文系开设的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共约130余种。[5]以下分别考察“语言文字组”与“文学组”课程开设及其论文选题情况。

　　关于语言文字类课程及其学术活动。辅仁大学国文系自建系伊始，非常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从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设置一览表》来看，除了一年级的必修课《文字学纲要》《声韵学纲要》外，“语言文字组”二、三、四年级还设有语言文字类必修课程，如《文字学史》《文字学概论》《声韵学史》《文字学名著点读》《训诂学名著点读》《声韵学名著点读》《甲骨钟鼎文字研究》等。此外，在整个国文系130余门课程中，还有一些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如《声韵源流》《初期意符字之形态与性质》《尔雅方言》《古韵源流》《声韵学名著研究》《古文字学导论》《等韵源流》《比较训诂学》《西方学者中国音韵研究》《方言研究》《广韵研究》，等等。这些课程，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史”“纲要”“点读”“研究”循序渐进地加深学生对音韵、训诂、文字等知识与典籍的了解，其中有些已属非常专业的专题性研究课程。而此类课程的授课教师如沈兼士、陆宗达、唐兰、魏建功、赵荫棠、戴君仁、周祖谟、葛信益，几乎都是颇有建树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学专家。从课程设置与教师配备，都能看出辅仁大学国文系对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视。此外，辅仁大学还注重培养学生课外研究语言文字的兴趣。1939年暑假，沈兼士与余嘉锡发起组织辅仁大学国文系语言文字学会，共同探讨或编纂有关语言文学类图书。教师、研究生和三、四年级的本科学生经介绍均可参加。学会的活动有专题演讲、报告会、调查与研究等。这些学术活动，对激发学生学习与研究中国语言文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种学习兴趣，自然投射到了毕业论文的写作之中。在这203份论文中，选题为文字、音韵、训诂的大约有30余份。代表作有：杨学贤《广韵地名山名水名录》（国2.1）、李启修《说文段注以声为义举例》（国2.2）、姬世民《汉儒训诂方法解要》（国3.6）、李鑫午《广雅双声迭韵表》（国12.25）、冀淑英《毛诗联绵字之研究》（国12.7）、胡观涛《说文形声字重文声母互换之研究》（国13.7）、郭豸《许氏说文解字双声迭韵谱订补》（国13.36），等等。这些论文，无疑是国文系语言文字类课程教学的直接成果。某些论文选题，甚至可以直接看出与所设课程之关联。例如，沈兼士在1927年至1935年开设有《文字学上字族问题之研究》，为二甲二乙选修课，此批论文中，就有黄森梁《广韵中来纽主谐字之字族研究》（国6届）（即1936届），该生的就读时间正在沈兼士授课时期之内。同样，1943年国文系开设有《广雅讲读》，1944届毕业论文中即有葛砥石的《广雅引得》（国14.9）。1947年，葛信益开设有《广韵研究》，为三四年级选修课，1948届论文中即有杨广祺的《广韵重文之初步研究》（国18.24），指导教师正是葛信益。

　　北师大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离不开辅仁前辈学人的努力。陆宗达曾创建北师大汉语文字学学科博士授权点，萧璋担任中文系领导30余年，对古代汉语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葛信益则为现代汉语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于文学类课程的设置。民国时期的高校文学教育，因各校办学理念不同，在对待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态度上有所区别。同处北京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体现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比较而言，辅仁大学显然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在辅仁大学130余门课程中，新中国成立前，现代文学类课程仅有《中国现代文学》，可谓微乎其微。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这种厚古薄今倾向，使得这203份论文，没有一份选题为现代文学。

　　基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辅仁大学国文系“主要讲授中国古代的诗文与文献典籍”。从其课程体系来看，乙组必修课有：《先秦文》《汉魏六朝文》《唐宋文》《明清文》《诗三百篇》《诗经》《骚赋》《赋》《汉魏六朝诗》《词及词史》等；选修课有：《诗歌史》《陶谢诗》《曲选》《剧曲与散曲》《中国小说史》《文心雕龙点读》《诸子选读》《左传研究》《骈文选读》《尚书研究》《世说新语研究》《周秦诸子研究》《汉书研究》等。在必修课中，散文与诗赋的比重差不多，但在选修课中，古代文献典籍的比重远远大于诗赋，特别是研究性课程，更是集中于《左传》《尚书》等典籍。文学课程授课教师阵容，亦堪称豪华，余嘉锡、孙人和、闵尔昌、顾随、罗庸、容肇祖、储皖峰、刘盼遂、陈君哲、朱师辙、赵万里、孙楷第等，在各自研究领域都堪称名师。北师大知名教授启功（1912—2005），早年受业于校长陈垣，执教国文系，亦属此豪华阵容中的一员。可以说，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在当时接受了最好的古代文学教育与熏陶。

　　在这203份论文中，半数论文系古代文学选题，内容涉及散文，如郭崇元《桐城文派名家传略》（国13.10）、李步云《诸葛忠武侯文集校注》（国15.3）；诗词，如连润江《孟东野诗集考异》（国14.21）、曹桓武《张子野词校辑》（国15.23）；戏曲小说，如黄叙伦《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国13.8）、张福懿《南词叙录笺证》（国18.7）。此类选题，研究视角也较为多元。第一，作品集研究，如郝鸿慈《离骚五家汇注》（国12.21）、张宗德、罗玉珍《草窗词校注》（国18.2）；第二，作家研究，如端木留《元诗四大家之研究》（国13.19）、刘植兰《唐代女诗人纪事》（国14.34）；第三，文学流派研究，如李允庄《江西诗派研究》（国14.11）、王立玉《永明体研究》（国14.29）；第四，文体研究，如袁筱舟《元剧探讨》（国12.13）、毕可甲《词之起源》（国17.24）；第五，断代文学研究，如张应麟《建安文学研究》（国4.7）、吴秉贤《晚唐诗概观》（国17.11）；第六，文学与文化研究，如石柱民《唐代诗人与茶之关系》（国14.14）、万次章《六朝诗人之山水观》（国15.8）；第七，文学的域外传播研究，如姚子靓《白居易对于平安文学之影响》（国12.38）。举凡古代文学研究涉及领域，大体囊括其中。这些古代文学选题论文，体现出相当的水准。虽然在今天看来，多数论文的观点已属老生常谈，但置于民国学术研究视域之中，却不乏新意。更何况，这些学生对古代文学典籍的熟稔程度，令我辈望尘莫及。这一方面体现出新旧交替时期学生扎实的国学功底，另一方面也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中文学科的实力见证。

　　辅仁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的强劲实力，汇入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学术文脉之中，进一步奠定北师大古代文学研究之地位。辅仁大学国文系教师余嘉锡、刘盼遂、启功、郭预衡等，及其培养的学生聂石樵、邓魁英等，更是成为北师大古代文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此批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出鲜明的辅仁大学特色。国文系的办学特色深受陈垣、余嘉锡诸先生之影响。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教育家。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师大校长。陈垣系校勘学大家，其《校勘学释例》归纳的4种校勘方法，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和采用，成为古籍校勘的基本方法。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号狷庵，湖南常德人，曾任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余嘉锡精于目录学、文献学，长于考据，其《四库提要辨证》旁征博引，指陈得失，考证详实，为学界所称道。在陈垣、余嘉锡诸先生影响下，辅仁大学非常重视文献考据之学。在国文系的课程体系中，一年级学生开设有《目录学》，二年级有《经学通论》，三年级有《校勘学》，四年级则有《目录学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与“点读”“研究”类课程相结合，引导学生阅读典籍，进而校勘、整理典籍。文献的注释、校勘与辑佚，成为国文系毕业论文的常见选题。穆芳迹在其《论语古义》（国16.22）序言中提及：“课余之暇，余尝熟读深思，有心得，辄书之于册，拳拳服膺而弗失，以作祈响之隼鹄也。”丛治苏《孟浩然诗集考异》（国15.17）较为详细地说明其选题缘由与写作过程，其序言云：

　　余虽不敏，雅好读诗，而于孟诗尤甚喜。一编在手，常不觉日之将暮也。惟间考坊间诸本，谬误实多，不独鲁鱼亥豕之字变，于穆不祀之音讹，即书中之卷数首数，亦多与原书不合。……又衍其不当衍，……缺其所不应缺，……亦显为后人之移改，而非原书之真面也。坊本既讹误如此，故居常每以不得见原书为恨，耿耿于心，未或释然也。民国三十年春，负芨燕都，得游于盐城孙蜀臣先生之门，始获悉影印宋本孟集已行于世。欣喜求之，展读一遇，见其卷数首数悉与原序吻合，箧无坊本增缺之误。欣幸之余，爰取通行本之佳者四部丛刊本为蓝本，而以宋本及明刻诸本校之，并采时代较早之选诗总集以为旁校，互为□对，逐句比勘。冀明其得失之由，稍窥庐山真面。

　　丛治苏由喜读孟诗，到发现坊间版本谬误，至获孙蜀臣（人和）指点得善本，最后选择校勘孟浩然诗集。他的论文选题与撰写过程，颇具代表性。

　　此批论文中，作品类论文多为校勘、考订、整理，论文题目往往有目录、考订、举例、解要、志、校补、辑证、集评、补遗、考异、汇注、索引、疏证、考释、校注、辑佚、辑录、略、笺证等字样。作家类论文多为年谱、评传类。其基本研究方法则为考证，甚至蔡超尘《考证方法论》（国5.10），专门对考证方法进行了研究。而考证类论文，在此批论文中，亦属得分最高者。在203份论文中，有分数者135份，多数论文70、80分，其中90分以上仅15份，占比11%。在这15份论文中，半数以上论文题目中有“志”“考”“表”“注”等字样，其他论文也不乏考证的痕迹。论文的分数存在不确定性，比如评分教师喜恶、各年份执行标准不同等。但总体而言，这体现出辅仁学子在考证上的偏好及其强劲实力。

　　此外，此批论文的写作心态也值得玩味。如前所述，此批论文作者大多求学于北平沦陷时期。校长陈垣所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6]，体现了辅仁大学教师在北平沦陷时期的治学精神与爱国情怀。这种以学术为时局服务的治学精神，薪火相传，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此批论文的选题与序言，同样体现了沦陷区青年学子在特定时局下求学之艰辛、治学之不易，以及论文中潜藏的爱国情怀。周实《庄子齐物论论略》（国14.24）自序云：“逮夫赴芨燕京，肆业辅仁。身膺家国之变，人陷涂炭之难。昊天不仁，岛豢黔黎。怵世惕时，始孳孳于修学敏行而不敢少怠矣。”史献芝《离骚义疏》（国15.44）序言亦云：“当今乱世，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献芝不愧才短学浅而成此篇，以寄吾意。”此类文字，在论文序言中比比皆是。阅读这些激昂甚至悲愤的文字，仿佛触摸到一个个年轻的灵魂，听到北平城里压抑中充满渴盼的时代之音。

　　三、论文指导、评阅与中文学科先贤名师风范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师大中文学科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批德教双馨的名师。这些名师，是北师大中文学科学术文脉的开创者与传承人。这其中，活跃着辅仁大学国文系教师的身影。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大师云集，名流荟萃。系主任余嘉锡教目录学，沈兼士教文字学，高步瀛教唐宋文，孙人和教词选，孙楷第教小说史，顾随教元曲，刘盼遂教汉书，赵万里教校勘学，陆宗达教说文，戴君仁教文选，储皖峰教文学史，陈君哲教马氏文通，周祖谟教音韵学。[7]北师大文学院网页上的“先贤名师”中，余嘉锡、沈兼士、刘盼遂、顾随、陆宗达、萧璋、启功，都曾系辅仁大学国文系教师，其中余嘉锡、沈兼士、顾随曾任国文系主任。他们兼有学者与师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的学生及其毕业论文，是其师者身份的佐证。

　　

　　毕业论文的撰写是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师生教与学的独特互动方式。在首经贸图书馆藏毕业论文中，余嘉锡、孙楷第、孙人和、顾随、刘盼遂、赵万里、周祖谟等都留下了论文指导或评阅痕迹，有的评语长达千言。这些珍贵的墨宝，成为追思先贤名师师者风范的重要史料。

　　从毕业论文看先贤名师，最重要的资料即论文序言。此批论文，大多数都有序言，一般涉及选题缘起、指导教师等情况。从中可以推知论文作者喜好的课程及其教师，甚至可以联想指导教师的授课情况。学生因喜爱某位教师，爱上某类课程，进而选择撰写某领域的毕业论文，此乃自然之理。因此毕业论文的撰写，与教师个人风采以及课堂教学效果息息相关。

　　郭预衡《战国策辨证》（国15.2）序言提及：“此书历一寒暑，先后承教于余季豫（嘉锡）孙蜀臣（人和）刘盼遂赵斐云（万里）周燕孙（祖谟）诸先生。赖诸师长鞭策之严，得尽书中阪迁延之功。”论文作者郭预衡（1920—2010），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7年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历代散文丛谈》《中国散文史》等，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等。《战国策辨证》体现出郭预衡对先秦散文的偏好，也是其从事古代散文研究的起点。20多年前，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一书，体例上兼文学史纲要与资料汇编之特点。这种将资料汇入文学史的思路，体现出郭预衡对原始文献的高度重视。因段启明师负责该书元明清文学的撰写工作，本人有幸聆听郭先生教诲，近距离感受他严谨的治学态度。郭先生的治学路径与治学精神，显然深受辅仁大学诸位先生之影响。郭先生曾回忆余嘉锡上课的情形：

　　从先生学的第一门课是“目录学”。参考教材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先生讲授目录学，从《书目答问》到《四库提要》，从治学门径到学术源流，每有“会心”，无不“举以告人”。但对我辈后生小子来说，先生“自以为得意”之处，当时却未能尽解。加以我个人赋性愚鲁，“不解”之处尤多。[8]

　　关于余嘉锡《目录学》的授课情形，史学系的来新夏亦有回忆[9]，可知余嘉锡上课不苟言笑，对所讲内容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对待学生非常严格，治学态度严谨。

　　与郭预衡同一届的叶嘉莹，则对顾随念念不忘，更是以顾随晚年名号“驼庵”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以奖励后学。顾随（1897—1960）1939年始任教于辅仁大学，讲授《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宋诗》《曲选》《词选》等课程。叶嘉莹1942年入学辅仁大学国文系，深得顾随赏识。遗憾的是，此批论文中未见叶嘉莹的毕业论文。顾随指导或评阅的论文，以诗词曲赋为主，这与其所授课程与研究领域相匹配。如前所述，辅仁大学国文系论文以考据见长，顾随指导的论文亦有此类，但显然更重视文学性与思想性，如左钟谦《唐五代词研究》（国13.18）、王端杰《马致远杂剧之研究》（国14.20）、万次章《六朝诗人之山水观》（国15.8）、王徽《唐诗田园观》（国18.21）等。即使是考证类论文，写作上亦充满感性色彩。如沈恩

　　

　　《西游记杂剧本事演变考》（国16.34）重在“故事演变考”，对《西游记》杂剧“上溯其源，下析其流”；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股激情，赞美“唐代大师陈玄奘之往印度取经也，不畏险，不避难，不为名，不求利，心如金石，志若长虹，长途跋涉，一念弗摇者，正缘此一点不忍之心，发大慈悲，以求人类之光明也。”这股激情，源于作者身处沦陷时期的北平，在“血腥遍野，沙尘满天”中，渴盼“一二先觉之士，攘臂高呼”，“驱彼浊流，以俾宇宙恢复原形，日月重光，山河带笑”。这种文学感悟以及论文写作中的激情笔墨，与指导教师顾随的授课风格趋于一致。据叶嘉莹回忆：

　　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1942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大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先生对于诗词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10]

　　叶嘉莹还说：“先生之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不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说明”，“先生讲诗词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常把学文与学道以及作诗与做人相并立论”。这种重“感发”“学文与学道”“相并立论”的授课风格，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11]将叶嘉莹的回忆与这些论文结合起来，更能了解顾随对学生影响之深远。

　　郭预衡与叶嘉莹，作为国文系同一届学生，二者享受的教育资源几乎一样，但因兴趣之不同，对课程以及任课教师的偏好也不同。郭预衡喜散文，受余嘉锡、刘盼遂等人影响甚深，走向文学史研究之路，特别在散文史研究上成就卓著。叶嘉莹爱诗词，服膺于顾随、孙人和等人诗词课堂之感发，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教学与传播。正是由于国文系拥有丰富的课程体系以及名师云集的教师阵容，郭、叶二人才能从这一起点出发，发挥自身所长，躬身三尺讲台，传道受业，杏坛流芳。辅仁大学国文系，藉此优良传统，在并入北师大之后，更是发挥师范教育之优势，以一流的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学生之需求，激发学生之潜力，最终桃李天下，硕果累累。

　　关于教师课堂教学与毕业论文选题之关系，周实《庄子齐物论论略》（国14.24）表达得非常明确。周实在“自序”中说：

　　盐城孙师人和，黟县朱师师辙，新会梁师启雄，俱以诸子学执教，奖勉殷挚，匡补确公。因自庄荀商韩，靡不攻选，耳拾目取，数载于兹，诸子之学，亦略得识六家之要旨矣。年来衷有所怀，情不自己，爰取南华把读，以销漫夜永昼之愁。惟其书传代淹久，殊多陔隔，乃取魏晋以下旧注一一诵读，举凡阐述精义，厘定鲁鱼者，俱书之眉端。去岁夏课，孙师嘱以庄子外杂及道德鸿烈证释齐物，乃成齐物论义证若干条。暑假业终，仍不以酷暑辍废。暑去寒来，不觉积稿已盈箧矣。因稍事理次，成齐物论发微一篇。……

　　周实从课堂所得，到“把读”“南华”，最后经孙人和授意，以《庄子》外篇杂篇与《淮南子》证释《齐物论》，完成其毕业论文。

　　此批论文选题与指导教师学术研究呈现出高度的契合度。校长陈垣非常注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为此采取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举措。例如，在毕业论文撰写上，各学院根据教授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公布一些课题研究项目，由学生自主选择后，然后在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此项“特别研究工作”，对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提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特别研究工作”中，国文系与史学系曾有一项“合作研究”，由陈垣、余嘉锡等教授指导，具体内容则是“四库全书提要考异”与“各史姓名备考”。显然，这两项主要基于陈垣与余嘉锡在史学与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专长及其教学课程而设定。本文主要论述对象为国文系，因此仅以余嘉锡为例。余嘉锡为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讲授《目录学》《古籍校读法》《文章著作源流》《世说新语研究》等课程。其指导的毕业论文，往往为辑佚、索引、目录、勘校等。在任教期间，余嘉锡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就是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最终写成《四库提要辨正》一书。他的这项课题，进入学院的“特别研究工作”，成为学生毕业论文的规定选题。首经贸图书馆藏论文中，就有2份1937届论文与此相关。余嘉锡还曾从事文言小说文献整理工作，而余淑宜《殷芸小说辑证》（国12.14）、王海臣《西京杂记校注》（国16.8）等，显然与此项工作息息相关。此外，孙楷第（1898—1986）曾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其《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目录学著作，为古典小说研究创立了目录学根基，特别是“对《西游记》《水浒传》及有关隋唐故事的几部演义小说的记载最为翔实，广征博引，考校异同，时发新见，对后世的研究极具重要意义。”[12]其指导的2份章回小说选题论文，即与《西游记》《隋唐演义》相关。黄叙伦《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国13.8）在序言中交代选题缘起：“近数十年来，学者于各家小说皆有详细之考订，独于隋唐演义一书尚无支字道及。……兹者吾师子书先生于东京、大连图书馆，曾见有隋唐两代志传及唐书志传各书皆与演义之出处有关者，承嘱小子对此问题略加探讨”。《刘益暐西游记演变》（国16.6）亦提及论文选题出自孙楷第。这两份论文分别就《隋唐演义》与《西游记》的故事演变进行考证，皆系孙楷第拟定题目并担任指导教师。

　　这种指导教师学术研究与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教师有针对性地指导，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学生也能更便捷地寻求到所需文献资料。就教师与学生而言，实乃双赢的选择。

　　此批论文的评阅信息也体现出辅仁国文系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指导教师在评阅论文时，都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精准性，尤以余嘉锡为最。余嘉锡所留评语数则，几乎每一则都指向原始文献，如在评价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时称：“旁征博引用力颇勤，惟所注出典尚有不得其本源者。略为纠正数条，著于卷内，可自观之，则于著述之事思过丰矣。”余嘉锡还有眉批的习惯，或纠正学生认识之偏差，或指出征引材料之谬误，或补充其他相关文献。例如，宁岳南《御览引北齐书考异》（国12.44）写道：

　　第九条 御览卷一百六十一 武使潘岳镇北城，又使高永乐守南城，以傋西魏，又东魏所筑……

　　按翫此文当见于隋书百官志或地理志，然皆无此条，齐书北史又皆无潘岳高永乐传，直不知此当何属也。

　　

　　余嘉锡在此处有眉批：“此潘岳乃潘乐之误。乐于北齐书十五北史五十三皆有传：言文宣嗣事后镇河阳与此条可以互证。惟两传皆无此数语，当是御览所因书名有误耳。又按以上二条必不出于北齐书，不得谓之遗文。当移入误文内别立，不知何书一题可也。”在王金声《宋金元戏剧总录》（国11）中，余嘉锡更是补充了大量史料，在《闹旗亭》剧目处，有眉批“疑演王焕之旗亭画壁事件薛用弱集异记卷二”；在《无鬼论》处，有眉批“晋阮瞻执无鬼论见晋书本传”。如此批注，在论文中不胜枚举。翻阅之余，不禁感慨余嘉锡之博闻强记。

　　余嘉锡的博闻强记曾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据王静芝回忆：

　　北平辅大国文系主任，先师余嘉锡先生，……博学强记，读书几乎过目不忘；曾读五千几百部书，多能记起梗要。……由于先生对我们所问的，无不解答如流，说明出处。学生们无不惊叹不已，背地称先生“活图书馆”，假如在今日，想必称为电脑了。[13]

　　先贤名师治学之严谨，不仅体现在对文献之重视，观点之精准，且对语言文字的表达也要求甚严。顾随在审阅端木留《元诗四大家之研究》（国13.19）时，评价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虽创见无多，而文笔近畅，亦尚能自圆其说。”在审阅刘元善《建安诗歌概述》（国13）则曰：“见地明白，议论尚不支离，惟文笔时有不能达意之处耳。”两则评语，体现出顾随对学生“文笔”之在意。而孙楷第在审阅刘镜清《唐人传奇概论》（国12.30）时，对于论文中的“唐稗”一词，不仅在文中留有眉批，且在总评中进行了批评：

　　观其称唐传奇为唐稗，“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乃班固之言，然稗官不可省称稗。……稗，稗者，小也。今称唐小说为“唐小”可乎。此时人不通之语，而竟谚沿用之，亦可知其苍猝成书，不睱择言矣。

　　无论着眼于通篇之文笔，还是针对论文中一个字眼，都体现出审阅教师对论文语言表达之重视。

　　

　　梁秉诠《通典叙注》（国12.23）余嘉锡评语

　　

　　刘镜清《唐人传奇概论》（国12.30）孙楷第眉批

　　穿越历史的风烟，先贤名师已然远去。然而他们指导的论文，留存在论文中的笔墨，侥幸得以保存。他们，是北师大中文学科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笔者有幸于北师大百年校庆时进入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且硕士导师段启明先生、博士导师于天池先生皆出自北师大中文系。研读此批论文，看到先贤留存的批语手迹，很自然就联想到自己撰写硕、博士论文时导师的敦敦教诲，那些增删、修改、圈点、批语，与此批论文竟是一脉相承。真是人事有代谢，学统无昔今！

　　百年中文，薪火相传。回溯既往，着眼将来。值此北师大120周年校庆之际,仅以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为例,回顾北师大中文学科的早期办学历史,遥望民国时期中文学子群像,追思先贤名师风范,以此赓续学术传统，凝练治学精神，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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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详见拙作：《新见民国论文<西游记演变> 与<西游记》早期研究热点述略》，《学术交流》2020年第1期；《新见辅仁论文<西游记杂剧本事演变考>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新见辅仁论文<论隋唐演义之来源及其演变>论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2]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页。

　　[3]入学人数参看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785-833页。毕业生人数参看孙邦华编著《会友贝勒府 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6、80、108页。

　　[4]《国内外要闻：教部通令用毛笔》，《民训指导》1938年第34期，第7页。

　　[5]参见《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设置一览表》，《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121-125页。

　　[6]刘乃和、周少川《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546页。

　　[7]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15页。

　　[8]郭预衡《回忆余嘉锡师“杜门却扫”时》，《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

　　[9]来新夏（1923-2014），当代著名图书馆学家，辅仁大学史学系1946届毕业生。来新夏《师恩难忘——追忆先师张星烺、余嘉锡、陈垣》，《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384页。

　　[10]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季先生》，《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6年第1期。

　　[11]张恩芑《浅谈羡季先生的教学艺术》《羡季先生 朗读杜诗——记北图“爱国诗人杜甫讲演会”》，王辅臣《忆爱国诗人顾随先生》，于是之《听课时令我神往》，详见《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401-403页。

　　[12]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 页。

　　[13]王静芝《忆余师嘉锡先生博学强记二三事》，《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391-392页。

　　- 全 文 完 -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彭利芝，文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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