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诗学特征：求真、遵道、言志

　　我们从地域的视角出发，提出可以将中国诗学分为北方“诗言志”儒家传统和南方“诗缘情”的文人传统的观点。与“志”相关的范畴还有“道”道统、诗道、道义……）和“真”（真率、朴素、平实……）；而与“情”相关的范畴是“性情”（或谓“性灵”）和“文饰”（绮丽、轻艳、藻饰……）。李泽厚认为，传统的“诗言志”和“诗缘情”的重要区别在于“情”与“道”之间的主次：“在‘诗言志’中，虽然也有‘缘情’的存在，但相对于儒家的‘道’来说，它只占有次要的、从属的意义；而在‘诗缘情’中，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礼义已成为虚伪的东西，个体对人生的依恋就被推上重要的位置。”总之，南北诗学分别从“言志”与“缘情”方向发展，有较大差别；而本小节论述北方诗学特征，就是为下文讨论江南诗学铺设一个参照系。展开如下。

　　其一：求真。

　　首先，‘‘真”体现在对于“情感还原”的诗学诉求上，也就是所谓“返朴归真”。自从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北方诗学与理学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真”也赋予了一定的理学内涵。而儒家又偏向于“性善”论，因此，理学干预文学的结果就统一到“教化仁义”的本体论上来。如宋初三大家、充州石介就强烈反对文饰，主张兴复古文、还原本真。他说：

　　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新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承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

　　范阳邵雍（字堯夫，—更是在宋诗的领域内开辟出一种“性理诗”来，用文学（诗）的形式，来表达他追求性理之“真”的意图。他说：

　　史笔善记事，长于该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

　　石介、邵雍的诗学观，在宋明发展成为性理诗学，尤以晚明河南濃阳人叶廷秀为代表。其《诗谭》第一则诗话即《心学》，以之开宗明义，探讨诗学“本真”。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北方性理诗学较完整的谱系：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论”，此康节（注：范阳邵雍）之诗也；“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侵”，此明道（洛阳程颜）之诗也。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耳目口鼻之不相乱者，此心也；喜怒哀乐之不失节者，此心也。大学言“正心”，孟子言“尽心”、“求放心”，而心学之旨尽矣。关洛诸公，泽心学之扁胡，发叨性学之渊源，惟以敬为传心之要。明道之论心曰：敬以直内。伊川之论心，曰闲邪存诚。横渠（关中张载）之论正心，曰当以己心为严师。鲁斋心阳许衡）曰：“万般给养皆为伪，惟有操心是要规”。伯敏曰：“纷纷枝叶费推寻，到底根休只此心。”吕与叔（蓝田吕大临）曰：“终日圣门无一事，只输颜子得心斋。”朱子（江西朱姜）曰：“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又云“静观灵台妙，万化从此出。云胡自完移，反受众形役。”然则先贤之用心，为后学之楷模，外此果无馀兹矣。罗一峰（江西罗伦）曰：凡治己，必先治心。不治其心，则一病去、一病生矣。待守此心，如过独木桥，如御逸马，如见大宾而对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气听命，则病根自除，而病症不作矣，此乃敬以存心之彻论也。安得有志心学者而共证之。

　　我们看到，明代性理诗学正是在“关洛诸公”等北方学者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作为北方学者，叶廷秀对于宋明之际的理学流派有明显的倾向性，他偏重“关洛之学”而对于“濂闽之学”（周敦顾、朱嘉）关注较少；偏重于“程学”，而对朱学”关注较少，则明显体现出其地域倾向，意在表明北地学者学问性情之“真”。例如卷二针对“司马温公”，此则题为《真率会诗》，长达272字，后面还缀加了近字的补序；卷三“许鲁斋思亲诗”更是长达字。另一则超长的“诗话”，来自于对明代北方理学的大家薛瑄（—的大书特书，强调其“孝情”之真，成为该书篇幅最长的一则，全文约余字，长达页，大概是薛道身上体现了理学诗的“正统”，强调率真，不拘声律。比如晚清陈田就认为薛瑄之诗“古体淡远，律体雄阔，绝句极有风韵，非一时讲声律者所能及。”《明诗纪事》）

　　文学的本质也在于求真，这似乎没有探讨的必要；但是南北诗学真”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这又提醒我们必须区别对待。北方诗学的求真，似乎有意向着“求善”（即伦理化）方向靠拢；而南方诗学的求真，则是向着“求美”（即审美化）方向靠拢。相比北方学者提出“发乎情”而止于“中和”的诗教观，南方学者更加彻底豁亮，他们打出的“真情”牌，是轰轰烈烈的“至情”，是“至诚至性”，这种区别还是较明显的。比如，同样是“真诗在民间”的观点，北方诗人与南方诗人的表达就很不相同。兹举李梦阳、袁中道的话语为例：

　　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

　　有声自东南来，慷慨悲怨，如叹如哭，……不同文而同声，不同声而同气，其真诗果在民间乎！

　　由此可见，北方诗人，面向是“致位育和”的伦理之“真”，强调感情淳朴古道，“情理中和”，因此极其容易滑向复古的阵营中去；而南方诗人，面向是“本心所在”的性情之“真”，强调的是感情的浓烈饱满，因此极其容易纵情发挥，滑向信心的一路上去。所以，我们将江南诗学之“真”融汇到艺术之美与性情之真中去考量。

　　南北诗学对于“求真”的不同理解，还体现在对于“诗史”的追求方面。北方七子派诗人执念于“诗史”叙述与结构，而南方诗学如杨慎等六朝派、袁宏道等公安派、钟惺等竟陵派则侧重于对“诗史”的否认与解构。由此可以牵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需要专文另论，兹不赘述。

　　其二、遵道。

　　北方复古派（或者说格调派）本来就有文以载道的观念。元明之际，金华理学名臣宋濂继承了欧阳守道等理学家的文学观念。明太祖聘宋濂为江南儒学提举，并为太子傅，《明史》说：“濂傅太子先十佘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燕纳，言必称师父云。”宋濂以理学治国的观念亦成为当时文臣的宗尚。相对于江南的王伟，宋濂的文学更强调道德学问。晚明张變评介说：

　　景濂文如大官法物，无所不具，无所不调，丰赡周密。然取徐行而少俊快，取平调而少昂纵，取直叙而少结束，宋元遗习，沿而未返。然自无损名家。高帝尝谓：才思之雄，卿不如祎；学问之博，伟不如卿。知臣莫若主，信夫！

　　宋明时代，随着江南文学的全面幅起，中原与关中、山东一样，也逐渐被目为“北方”。万历初年，中原文人的代表有沈鲤（—、吕坤（—等人，被称为“万历三大贤”。沈鲤坚持正统理学，反对阳明心学。万历十二年，朝议王阳明享孔孟从祀，沈鲤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予以坚决反对：

　　盖我明道化翔洽，人文辈出，二百年间，侑食孔庙者，仅薛瑄一人，诚慎之矣。今距犯瑄之后未二十年，而又得（胡）居仁与之并祀，亦所谓旦暮遇之，比肩而立者，虽一人不可谓少也。至于守仁之学在致良知，献章之学在主静，皆所谓豪杰之士。但与议诸臣，与之者仅十三四，不与者已十六七，曱可乙否，臣等亦何敢轻议。

　　河南宁陵吕坤也强烈主张将诗歌必须“范品格”、“傍风雅”、“入真澹”、“关世道”，他说：

　　夫诗不范品格、傍风雅、入真涛，即千万语皆支也；诗不关世道，即千万语皆赘也；诗是矣，而人非，即千万语皆伪也，是谓三蔽。（道光丁亥刻本、吕坤《去伪奇集》卷三《陈少邱诗集序〉〉）

　　晚明北方文学在理学的笼罩下缓慢发展。比如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的诗论就有强烈的理学诉求。“山左三大家”为于慎行（—、公葡（一、冯琦（—三人，探讨“文道同一”是“三大家”的主要观点。他们对于晚明南方的诗文风气视为“洪水猛兽”、“妖花毒草”。比如于慎行认为：

　　夫狂润横发，涵涌滔天，是水之奇观，而决之兆也；开颜发艳，耀日从风，是花之缚彩，而落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谓极盛，可谓极敝矣。川不可障则疏其源，华不可叙则培其根，亦反经而已矣。诚令讲解经旨，非程、朱之训不陈，敷衍文辞，非六籍之语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于慎行坚持认为，文章续以程朱理学为立论根基；甚至将文章与道德统一在“经国大业”的层面，其持论堪称“精警”。他说：

　　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煤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几，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长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

　　于慎行的话颇有深意，这种将文学与国运捆绑立论的方式，算得上是开清初诸儒清算竟陵派、目之为“诗妖”、“鬼趣”、“亡国之音”的先河——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北方“遵道”文学的传统力量是何其强大。

　　其三、言志。

　　东林党魁、河北高邑赵南星认为，诗以道性情，而北方素有“诗言志”的传统，其诗直写志意”，故其更近于性情；而南方之人写诗多夸博涂饰。他说：

　　北方之士人率不为诗，其为之者多成，何也。北方之人性朴而气劲。朴故其词质，直写其志意，劲故其中之所存勃勃欲吐，不能自隐。诵之者可以知其人品与其土俗。故北方之人其性近于诗而不学。学者乃不知诗道，每每失之。夫诗以道性情，犹镜以照面目，假令以镜为不美，而饰之以金玉珠肌，则不可以见面目。求诗之美而骑博斗异，过于涂饰，则不可以见性情。

　　赵南星等东林党人诗学注重诗教，具有儒家经世情怀，故而其宗旨与北方人最为接近，与当时南方公安派提出的“独行性灵”迥然不同。与赵南星相呼应的是北方山左诗人群，如于慎行、王象春、公溝等人，他们中多数人也是拥护东林党之“诗教”主张的。（后亦被阉党罗织入“东林”籍。）山左诗人将“情”与“志”往往是统一起来表达，他们所谓的“情”与南方人不同，不单纯是喜怒哀乐，而更似是一种“性情”；不仅如此，他们所说的“情”，乃是通于古今的“人情”。这与北方诗学确立的“诗言志”的传统是一致的。兹举数例为证：

　　冯琦在给于慎行《于宗伯集》的序中写道：

　　夫诗以押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终不能外人情事理，而他为异；而后之作者，往往求之情与事之外，求之弥深，失之弥远，则求之者之过也。亡论《诗三百篇》，大半采之民风，即如汉、魏以来，民谣里访，出自闾巷儿女子之口，即捷骚人墨士，穷情尽变，有以益乎？当战国时，士抵掌谈世事，皆以取给一时，快心千古，即司马迁为《史记》，仍其语不能损益也故知诗以軒情，情达而诗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畅。古人之言，尽于此矣。

　　邹平张延登在给其友人王象春诗集所作《齐音小引》一文中指出：

　　夫情发乎志，声而成音，音声所感如风之鼓物靡而成俗而不觉，故瑶诬无为之言，其吟写性灵、转移习尚更真更速，此仲尼删诗至齐“敬笱”遭猫”与“鸡之什并录也；况历旧无专志，今嵌百咏，所载千秋得失之林备矣。

　　青州赵秉忠（字季卿，万历二十六年状元）在给其姊夫公《问次斋稿》作序时说：

　　诗道之简粗，关乎气运通塞，根乎性情奢俭，本乎学问海速，錄乎风尚。先生时际昌明，运当文盛，趋廷问业，固已少习若性矣。……先生坦然直心，从衣襥见望见肺腑。

　　和山左诗人群的诗学思想比较接近的是中原诗人群，吕坤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认为，词章就是传达忠君爱国、达观向上的情志。他说：

　　诗词文赋，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春风舞雩之趣，达天见性之精。不为赘言，不袭余緒，不道鄙愚，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执。

　　值得说明的是，正如李东阳所说，“诗之为物也，大则关气运，小则因土俗”，地域决定的因素必须是在一种稳定风气的滋长中，如后七子式微及公安竟陵兴起之际。但是到了明末，国家的“气数”、“气运”的衰讽而引发了经世救国思潮，诗学平衡的局面被打破，传统儒学的诗教观全面复兴，南方诗人普遍转向，开始回归“诗言志”的传统。如：顾炎武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诗须以言志为本”；方以智认为，“诗也者，志也，持也”。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十一中甚至认为：

　　诗……其相亲以柔也，‘迩之事父’者道在也；其相协以肃也；‘远之事君’者道在也。……事父即可事君无已之情一也；事君即以事父，不獬之敬均也。……可以兴、观、群、怨者，即可以事君父。忠孝，善恶之本，而敌于善恶以定其情，子臣之极致也。

　　王夫之完完全全将“志”定义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封建伦理之“情志”，则是向北方诗学传统彻底回归了。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