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瓜弄新生记｜上海和新疆，哪儿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转自：澎湃新闻

　　【编者按】

　　“蕃瓜弄是个人情浓厚的地方，过几年我们还要再回来。” 2023年夏天，上海市中心，蕃瓜弄小区的居民即将与家园暂时道别。

　　这是他们居住大半辈子的地方，有人见证了从苦难到重生，有人经历了从辉煌到落寞。

　　解放前，蕃瓜弄低矮窝棚相连成片，被称为“滚地龙”。1965年前后，政府出资在此建起全市第一个五层楼的工人新村。

　　但随着城市发展，老小区常见的小梁薄板、厨卫合用等问题日益凸显，风光一时的工人新村已然跟不上时代脚步。伴随着上海城市更新迈入新阶段，蕃瓜弄也在2023年迎来旧住房改建（拆除重建）。

　　7月中旬，居民就要正式搬迁了。在此之际，澎湃新闻推出“蕃瓜弄新生记”系列报道，记录居民的不舍和憧憬，旧改的不易与不懈。本篇关注与上海、新疆都有人生交集的杨妙芳。

　　1963年，杨妙芳从上海去了新疆，整整待了32年。她说，自己这一辈子，在新疆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也把爱情和牵挂留在了那片土地。

　　回到上海后，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回忆中度过的。蕃瓜弄是她的童年，新疆是她的青春，她又在暮年时回到了这里。

　　她是个在家待不住的人，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外面跑，慢慢觉得上海和新疆，好像都变成了“第二故乡”，都算不上是“根”了。

　　她时常惦记着老战友，在杨妙芳心中，那是“比亲姐妹还要亲的人”。每年，她还要回一次新疆，看看在那里故去的亲人和朋友。

　　80岁的杨妙芳，精气神特别足，腿脚麻利，是战友中身体最好的一个，也因此，操持或出席了许多朋友的葬礼。

　　一位老友去世后，她学着小时候故事书里的样子，把写满悼词的纸折成小船，放在甲板上，让它随着大海漂流，自由自在。

　　等有了新房子，她最盼望在家好好招待一回过去的战友。“等到房子盖好了，我邀请你们过来玩。我们这个房子地段好。”上个月，她和他们通话时，满怀骄傲地说。

　　以下为杨妙芳的口述：

　　我是上海本地人，原本住在虹口区，那个房子七十年代后期拆了，拆了以后动迁，分给我们家里另一套位于虹口区凉城新区村的房子。但那时我正在上山下乡，远在新疆，户口不在上海，是没资格分房子的。

　　1995年，我从新疆回来。回来前两年（1993年），我母亲跟居委说：“我还有个女儿在新疆，她要回来的。你们得给她一套房子，小一点也行。”动迁处一看我们家里原来房子好大的，但分到的房子很小，所以（替我们）感到很吃亏，就答应了。问我们有什么条件？

　　当时我只有两个条件：一要有卫生设备，二要有煤气，不能是以前那种要拎炉子（煤炉）烧饭的。于是就给我们分到了这里（蕃瓜弄）。那个时候，这里已经显得有点破旧了。你们看我现在的房子，没有装修，没有地板的，二十几年都是这样，也过来了。

　　杨妙芳女儿

　　我的妈妈不跟姐姐也不跟哥哥，就跟我住到了蕃瓜弄的房子里。

　　那个时候，母亲81岁，我52岁。我伺候了母亲21年，其实也没花什么力气。她没有病，一直好好的。早上我教她唱歌，下午陪她喊邻居打麻将。除此以外，我每天给她擦两次身，所以她活得特别好，特别清爽。

　　102岁，母亲走了，去世前，她在家里躺了三天。半夜，我打电话到殡仪馆去，他们就来拉了。挽联、悼词都是我写好，给哥哥姐姐看过，一起去殡仪馆送母亲最后一程。当时百岁老人还很少嘛，居委会就给我们发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百岁老人”，挂在客厅上面，让大家都来看看百岁老人的家是什么样子。

　　杨妙芳在新疆的留影

　　我去新疆那年，是20岁，1963年。

　　18岁的我刚从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到大专进修了两年就去当知青了。我前夫当年考上了大学，本身可以留在上海，但他也放弃名额和我一起去了新疆。

　　我一去新疆就进了兵团。兵团里20个男的，20个女的，40个人一直在一起，感情很好，他们都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当时兵团里有调动、当老师的机会，我们没有人愿意走，都想着大家要一直在一起。后来经过劝说，接受了，才慢慢分开，我就去做了老师。

　　那个时候，新疆的老师不像上海学科分得这么细，老师要什么都教。刚开始我教小学，孩子们搬着小板凳坐在下面，一个小黑板挂在中间，我一边教三年级，转过身去就教五年级，这里三个人，那里两个人，一块黑板来回转。夏天农忙的时候，孩子们上半天课，就回家干活了。后来我就去带初中，教语文、教生物，也是这种教法。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二十年，其间偶尔回上海探探亲。但我人生最黄金的年代都是在新疆度过的。我这一辈子，在新疆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也把爱情和牵挂留在了那里。

　　杨妙芳的一对儿女（左）

　　52岁那年，我可以回上海了。当时的政策是回上海只能带一个小孩，我有一儿一女，哥哥主动把名额让给了妹妹，我和女儿的户口就从新疆迁回了上海。我儿子留在了新疆，直到因癌症在新疆去世，那年他34岁。后来年年清明，我都和女儿一起去新疆，到儿子的墓地看他。

　　回来后，我继续教书，还是教初中。逢年过节，还会有过去的学生来看我，给我送花、写信，说想念老师。我这个老师当了一辈子，当得也值了。

　　这些年蕃瓜弄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很多邻居我不认识了，大部分条件好一点的都搬走了。新邻居都是借房子的，来上海打工。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看作外地人，疫情的时候，邻居有送快递的，当时帮了我们不少忙。受过人家的恩惠，我们也要把这个爱也传递下去，社会就该这个样子。

　　不过，老房子住久了也有不方便。小区里一大半是租房的，难免有纠纷。尤其是上卫生间，几家人家就一个马桶，上午起来大家又都要上厕所，闹得一塌糊涂。

　　再比如我们旁边的一家人，租客是湖南人，特别能吃辣。因为厨卫合用，油烟味散不开。他们一做饭我必定要出去。

　　每天早上，我早早吃了饭，就出去散步。等到他们吃了饭以后，我再回来，把门窗都打开，辣得受不了。

　　我当时就想，如果能独门独户，大家关起门来各自做饭就好了。我在新疆旅游时接到街道的电话，向我征求意见，问旧改行不行，我说马上同意，赶快叫女儿请个假，回去表态一下。我一辈子苦过来的，有生之年还可以住新房，运气蛮好的。

　　我现在的房子是13.8平方米，新房子（按计划）是14.8平方米，另外还有阳台和卫生间算送的。我觉得，房子比原来大一点就可以。我们家住的房子原先是租赁房，没有产权。政府承诺，回来以后可以把它买下来，费用不多，这样就有产权了。

　　而且，蕃瓜弄这个地方地段好，能够原拆原还回来，我是愿意的。如果真的让我在郊区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还不乐意。一个人住那么大有啥意思？还不如这个房子住起来舒服。

　　当年兵团里的战友大部分都调回上海了，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比自己的亲姐妹还要亲。我一个月要到好几户人家里去，每个家都走一遍，谁生病了，谁腿脚不好了，我都是这群人里第一个知道的。

　　杨妙芳家中一角（照片为她母亲）

　　我已经虚岁81了，当年的战友还活着的不足一半。每个人走，我都去送行。

　　去年有一个战友在新疆去世了，临终前，他交代要海葬，要我去办。我帮他写好了悼词，折成船放在甲板上，说：“你现在自由了，沿途漂着，想到哪里去就到哪去吧。”这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里的场景，没想到老的时候，居然由我亲手实现了。我觉得生命真是好奇妙，老了还能想起小时候的事，那么清晰。

　　基本上我每年都会回新疆住两三个月，再有两三个月在全国各地旅游，有一半的时间不在上海。慢慢觉得上海和新疆，哪儿都是我的“第二故乡”，都不是我的“根”了。

　　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整理了儿子女儿的照片。无论去外面住酒店、去朋友家住，或是去旅游，我都随身带在身上。

　　等待新居落成回来的三年半里，我打算先回新疆住一段时间，再去贵阳住一段时间，看看我的老战友，他们一对夫妻在那里办了所私人中学，很有名的。

　　以前，我想请老战友来做客，他们没办法进来，个个人高马大的。屋子里站不下几个人，又破又旧，我怕他们过来看笑话。

　　等有了新房子就不一样了，独立厨卫，前两天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说：“等到房子盖好了，邀请你们过来玩。我们这个房子地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