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做书”打了一辈子交道，81岁宁成春：忘掉自我

　　北京晚报 | 记者 陈梦溪“设计师应时刻控制表现自我的欲望，进入无我的境界，绝不可以借此平台脱离文本，张扬自我。”宁成春的“忘掉自我”似乎与当下彰显个性、突出自我风格的设计理念格格不入，但这就是他所坚持的。从工艺美院毕业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到2002年退休，他做书籍设计装帧37年，之后他在潘家园开了个工作室，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关闭了，但仍然有不少朋友陆续找到他做设计。宁成春81岁了，在笔者来到他这间居民楼中的工作室时，他仍在盯着硕大书案上的几本样书出神。这个安静的下午，暑热还未散去，但屋中敞亮凉爽，三面书柜大部分是宁成春设计的书，一面是正对桌子的窗子，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我们喝着茶，从往事聊起。宁成春1942年，宁成春出生在山东德州，转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拉扯着四个孩子（宁成春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靠卷烟卷，变卖家里东西为生，日子过得很苦。好在6岁时，妈妈带着一家人投奔了在天津的伯父，也就是宁成春父亲宁振麟的哥哥宁振麒，后来回看，宁成春才知道这是他人生关键的转折点之一。伯父在天津是个不小的油料厂的经理，收入还算富裕，他收留了宁成春一家。到天津后不久，平津战役打响，那是宁成春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城市战争，炮弹在头顶飞过，妈妈带着孩子们躲在房子里桌子下，不出屋子。好在战役很快就结束了，天津解放。伯父的工厂在运河码头边，宁成春看到了很多商标，他对此大感兴趣，积攒了厚厚一本，后来他才知道，那可能是他最早接触平面设计。“当时天津群众文化做得很好，各个区都有文化馆，文化馆设有美术班，特别热闹。我到城厢区报考，因为有点基础就录取了，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固定每周末去学速写、素描。”那时一起在文化馆学习的同学们，后来有的成了知名的画家，“我从小就爱画速写，虽然纸张有点差，但纸笔不离手。那时妈妈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画板，就用黄色的草板纸和黑布给我做了一个。有了自己的画夹子后，就背着走很远很远的路去画画。”宁成春画的速写投稿给《河北日报》或《天津晚报》，有一次被录取后，竟发了他八元稿费，这八块钱是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后来宁成春考上了天津第九中学（后来改名为民族中学），虽然高中没有美术课了，但是他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画景泰蓝、出黑板报、画海报，指导老师曾经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高考前帮他报了艺术类院校的提前招生。那是1960年春，北京的艺术院校联合招生，绘画基础和文化课都要考，他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考试，单独出题考，还有面试，不过面试的问题并不刁钻。很快，在宁成春的同学们还在备战高考的时候，他已经被工艺美院的装饰绘画系提前录取了，一身轻松。当时的工艺美院已经和中央美院分开了，宁成春来到北京上大学，这可能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大学生活充实快乐，各科教师如今看来都是有真本事的大师，那时他和同学们课余就从呼家楼附近的校园跑出来到北京四处画速写，他们常走到北京站画人物速写。毕业后宁成春被分配到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宁成春心中，他当时的领导、出版人范用先生对他影响非常大，他说：“范用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我的书装设计的基本风格和理念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形成的”。范用先生也是打小喜欢美术，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他在汉口时，常到丰子恺和胡考那里“跑封面”（取设计图样），有时二位先生还未完成，他便在一旁看，看多了，就自己动手画封面，并请丰先生指教。那时出版社没有专职“美编”，社里的书封面就都交给范用先生设计。1950年，人民出版社重建，范用从总编室主任到副社长，一直管美术设计到离休。1969年，宁成春进入人民出版社，在范用手下做书籍设计工作。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宁成春任美编室主任。那之后的二十年三联迎来了出版高峰，宁成春也才华大展，创作出了一大批杰出作品，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格，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人文的风格和知识分子的风格。杨绛先生的《洗澡》的书籍设计就是宁成春所作，杨绛当时提的要求很简单，但也不简单，她说封面要“雅致，或者只是洁白、题字”，宁成春设计的《洗澡》就用了一个天蓝色的像指纹一样的色块，封面只有钱锺书先生手书的“洗澡”二字和杨绛二字，别无他物，连出版社的名字都没放。杨绛认为这些书“不官不商有书香”。宁成春当时为《西行漫记》设计的部分封面，最终采用了左下这版1979年，人民出版社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是斯诺的作品首次在国内出版，封面设计的任务交给了宁成春。他深知这本书有多么重要，当时一共设计了十二稿，最终呈现的封面底色是从红到白的渐变色，因为宁成春觉得明亮温暖的颜色给人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感觉。封面引人注目的吹小号的红军战士人物侧影来自埃德加·斯诺本人拍摄的照片《抗战之声》，在宁成春设计的草稿中，有些封面并不是采用了这一形象，而是群像或斯诺本人的照片，最终宁成春将这个侧影作为视觉焦点，又用了许多战士坐在一起的画面作为背景叠加，有个人有群体。为了达到热烈鲜明的效果，宁成春专门准备了一个墨斗跑去印厂，把墨斗隔开，一头放红墨一头放白墨，经过十几个墨的不断传递，形成了这种从红到白的渐变。这一设计很受读者喜爱，出版后不断加印再版，后来许多语种的再版都直接采用了这个封面。宁成春记得，当时范用要求美编一定要看书，熟悉书的内容。宁成春设计封面之前，先要去阅读书稿，查看编辑档案，知道编辑和作者每次的沟通书信和电话记录，了解选题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要做，有时还要找到作者和编辑聊天，请他们讲述书的内容的宗旨。范用的设计理念是，美编在设计一本书之前，要看书、懂书、爱书，不能看了书名就想当然地设计。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了“陈寅恪热”，设计《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时，宁成春将唯一的原稿带回家阅读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故。宁成春清楚地记得那是1995年的4月15日，下班后，他骑着自行车从永定门外沙子口的办公室下班，将手稿放在公文包里，一路向东，过了玉蜓桥拐到龙潭湖西边的一条胡同。胡同人很多很热闹，是一个旧货市场，两边都是摆摊卖旧瓷器的。他骑得很慢躲避行人，过了市场拐到大街上回到家的时候，扭头一看，书包没了！宁成春当时又惊又急，心想是不是书包掉了，赶紧回去找，一路寻找后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天快黑了，宁成春失魂落魄，赶紧打电话给当时的总编董秀玉报告，然后向派出所报案。那几天，宁成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度日如年，折磨了自己整整一周，头发一夜间灰白。编辑着急，告诉了作者，作者没有留底稿，思来想去只能重写。“我意识到我犯了多大的罪啊，重写一部二十万的书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倔强地找遍各处，宁成春不放弃一丝希望，寻遍各处，个中经历难以详述，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接到了夕照寺居委会的电话，找到了小偷！小偷只拿了包里的钱，而把书稿扔掉了，扔在一家大门口前，房东大娘早上开大门，发现了交给居委会，最终书稿完璧归赵。宁成春至今觉得后怕，现在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之后再也不敢把手稿带回家了。就是因为这种劲儿，“老宁”被朋友叫“老倔头”，得到了作者们、编辑们的一致好评，当然他的倔劲儿也就圈内闻名了。《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宁成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美术馆东街到现在的个人工作室，宁成春与做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深信“设计师就是要忘掉自我”。他看来，设计是以读者为本，不是以设计师为本，设计师不应该借设计的平台来吸引眼球，而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设计。网络时代的发展令纸质书的出版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像资料一样的书籍就失去了生存空间，那么我们阅读纸质书的很大一个动力便是因为图书的装帧设计，因为一本书是一个艺术品，内容和包装的完美契合，才是纸质书永远无法被取代的理由。三联书店的汪家明感慨：“真是不敢相信，可以随便开玩笑、聊天的宁成春老师八十了。”如今，宁成春留起了雪白的大胡子，他之前的同事在见到他时脱口而出：中国版海明威大叔！他的孙辈都已经念大学，他早就到了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但他仍旧在设计图书，每天非常忙碌。在三联编辑们眼里，他一点也不老，有了重要书稿，还像几十年前那样，请他出马，没得商量。朋友对宁成春说：该歇歇了！他哈哈大笑。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