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荷兰与日本的贸易开辟与维持

　　引言

　　当亚当斯和那些荷兰人居住在日本的时候，他们祖国的同伴正在积极地发展与东印度的贸易。林斯霍顿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特别提到中国澳门地区与长崎之间的葡萄牙日本贸易是非常容易赚钱的，这使得许多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商人垂涎欲滴。

　　在奥登巴恩维尔特的支持下，1605年，荷兰人占领了安汶岛、特尔纳 特岛以及蒂多雷岛，这使得荷兰人获得了久已渴望进入的香料群岛，荷兰人还在爪哇的万丹岛建立了商站。1605年，奎克内克再度率领“仁慈号”来到日本的平户，他得到了德川家康颁发的“朱印状”，即获得允许与日本通商。1607年9月，荷兰海军上将维霍芬率领一支由13艘舰船、1900名官兵以及377门大炮的庞大舰队前往远东。出发以前，他接到荷兰政府的指令，要求他至少必须派遣一艘船只前往日本通聘。

　　舰队到达远东以后，他任命布罗克和普克 为商务使团团长，派遣他们于1609年7月率领两艘舰船“带箭的红狮号”以及“狮身鹰首兽号”前往平户，这 两艘船带来的货物远远不及葡萄牙大帆船，但是他们得到德川幕府很客气的接待，幕府告 诉他们日本的对外贸易是向所有的国家开放的。当时亚当斯担任使团的译员，在使团后来写的报告中说他得到日本幕府的高度信任。从伊比利亚方面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 似乎亚当斯已经取代了著名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的地位， 不久以后，后者就被驱逐前往澳门了。

　　荷兰的使团还带了奥伦治莫里斯亲王致德川家康的一封信，请求获得允许在平户建 立一个永久的商站。在当地大名的引见之下，他们觐见了德川家康，呈上了亲王的信件。 他们向德川幕府的官员再度解释，荷兰是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统治下获得 解放的国家，幕府官员获得的印象是，荷兰似乎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至少不是一个像葡 萄牙或西班牙那样的天主教国家。就这一年秋天，由雅克·斯佩科斯担 任馆长的平户荷兰商馆成立，荷兰得以与日本建立正式的通商贸易关系。不过，按照羽田正的说法，这个商站在一开始的功能与其说是贸易，反倒是更像军事基地。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正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争夺出产优质香料的摩鹿加群岛的权益，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平户把粮食、武器、木材、石材以及日本的雇佣兵运往东南亚。此外， 平户也位于荷兰人攻击航行于澳门与长崎海上贸易航线上的葡萄牙船只的最佳位置。 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在亚洲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购买白银，因为荷兰与西班牙在欧 洲的战争使得西班牙流入荷兰各港口的白银变得少了，在阿姆斯特丹，白银的价格提高 了。而在这段时间，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军事以及贸易的力量有着显著的增长，于是，科恩等荷兰在远东的总督和将军就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中国以及菲律宾等地，寻求白银和其他可以增值的商品，因为这些地方之间有相互联系的贸易网络。

　　荷兰将日本作为一个除 了西班牙以外可以获得白银的贸易国度，但是，在1609年荷兰虽然开辟了与日本的贸易联系，但直到17世纪20年代的早期，仍然没有掌握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主要货品即丝绸，在 1622年的时候，从中国进入日本的丝绸仍然掌握在葡萄牙人的手中，荷兰人从日本运往巴达维亚的白银数量也很少。但是荷兰怀有很大的野心，要发展与日本的贸易，并在此过程中排斥英国人特别是葡萄牙人等竞争对手，他们想方设法增加日本幕府当局对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日本传播天主教的恶感。

　　渐渐地，荷兰在日本的外交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623年，英国人关闭了他们在日本的商站，次年，西班牙人也被驱逐出日本。17世纪 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地区设立了商站，确立了以日本出产的白银换取中国 的生丝的中介贸易机制。到了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平户开出的商船，也前往巴达维 亚、暹罗、交趾、柬埔寨以及东京等地进行贸易，将各地的土产带往日本。 随着时间的推移，荷兰人在日本最大的竞争对手葡萄牙人发现他们在日本的地位越发显得岌岌可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川幕府极度担忧葡萄牙人在日本传播天主教，而葡萄牙人则执意将天主教的传播与贸易联系起来，这就形成了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

　　早在 16世纪下半叶丰臣秀吉统治后期，日本幕府的反天主教会的立场已经十分明显。1587年7 月25日，丰臣秀吉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宣布天主教为“邪法”，与作为“神国”的日本格格不入，该谕令宣布外国神父在20天以后必须回国，但是同时日本当局也没有禁止与葡萄牙人通商。虽然这个命令并没有强迫日本天主教徒改宗，也没有正式禁止与澳门的葡萄牙人通商，但是不久，对于天主教的查禁日趋严厉，丰臣秀吉下令收缴军队中的十字架、念珠和圣物盒，没收大阪、堺、京都的传教士住所，没收长崎、浦上的教会领地，捣毁基督徒大名大村纯忠和有马晴信等奉教大名领地上的教堂，对于基督徒的镇压变得严酷起来。

　　1596年发生了西班牙船只“圣菲利普号”事件。该船在当年7月从马尼拉驶向阿卡普科，10月19日在遇到风暴以后进入土佐藩港口修理，丰臣秀吉接到报告以后派增田 长盛前往处理，准备按例收缴船上价值150万佩索的货物。那位船长为避免厄运，竟然愚 蠢地向日本官员炫耀西班牙广阔的领地，并声称西班牙人扩张总是先派传教士前去归化原 住民，然后再派军队，里应外合，占领该地。这种说法引发了日本统治者心底的担忧。丰 臣秀吉于同年12月8日再度发布禁教令，由于当时继耶稣会以后进入日本京都的方济各会 非常活跃，引起日本反教人士的不满和反感。

　　京都奉行下令逮捕以方济各会士巴蒂士塔 为首的一批方济各会士及其信徒。1598年2月5日，日本幕府在长崎西坂 的山丘之上杀害了26名天主教会的教士以及日本基督徒。据称，当时有数千名长崎群众目 睹了他们被杀害的场面。1614年，德川幕府再度颁布禁教令，1616年9月，第二代幕府将 军德川秀光再度重申1614年的禁令。这一年，又有一批传教士遇害。1名多明我会副省会 长以及1名奥斯定会士自愿选择受死。在1622年的“长崎大殉教”事件中，有30名基督徒被砍头，另外有25人被烧死，其中有8名多明我会士。

　　4名耶稣会士、3名方济各会士以及20 名修士。据博克塞根据外国传教士的书信统计，1614年至1622年被害的日本天主教徒人数 逐年依次为：1614年63名，1615年13名，1616年13名，1617年20名，1618年68名，1619年 88名，1620年17名，1621年20名，1622年132名。他还认为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实际的人数。早在1592年，德川幕府将长崎改为直辖的城市，派长崎奉行驻扎在长崎。第一任长崎 奉行为寺泽志摩，他将官邸设在本博多町。同年制定“朱印船”制度，提倡海外贸易，当时 持有“朱印状”的日本船只到达过中国台湾地区，还有吕宋、婆罗洲、马来半岛、安南、暹罗。

　　他们输入的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还有鹿皮、鲛皮、苏木和砂糖；输出品则有 铜、铁、硫磺、扇子和描金画等。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还抱有将传教与贸易尽量分开处理 的想法。而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也利用了日本统治者的这种想法，十分低调地在日本展开 传教和巩固信徒信仰的活动，到了1605年，日本境内天主教徒的人数竟然达到70万之众。 这不能不再度引起幕府以及其他反天主教的社会人士的关注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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